汉语习语翻译新论——走出用直译翻译习语的理论误区

研究发现,中国翻译理论界对习语翻译有大量比较深入的研究,可是关于习语翻译的直译理论和实践都存在误区。各个层次的翻译教科书认为,有些习语比喻形象相同或者相似,或者比喻形象不同、意义相似,直译这些习语,能够比较完整地保留原习语的比喻形象、民族色彩和语言风格,且举出例子予以证明。本文认为这一直译习语的理论和实例都不成立。不成立的理由是这些习语的比喻形象和意义可以翻译,可是习语中的"约定俗成"不可译。习语翻译的三原则是:少直译,多套译,直译套译行不通就意译。     

诗歌中不可译性的诗意

英汉诗歌翻译中,语言以及语言之间所反映的文化差异越大,其不可译性程度也就越高。文章探讨了应对英汉诗歌对译中的不可译现象的方法及措施。作者认为形式翻译和阐释翻译是解决英汉诗歌对译中不可译现象的有效途径。     

俄汉互译中的不可译性

根据卡特福德在其著作《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中的理论,可译性的限度分为语言上的不可译性和文化上的不可译性。通过具体例子阐释俄汉互译中的不可译性,并得出结论:语言上的不可译性是绝对的,文化上的不可译性是相对的。     

从张炜小说英译看作家资本对文学译介的介入

张炜是中国当代产量最丰富、创作成就最高的本土作家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然而他在英语世界传播的小说却寥寥无几。本文基于张炜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事实,借用社会学理论体系中"资本"的概念,分析作家本人对出版社赞助/运作模式和译者翻译过程的资本介入,探究张炜小说在英语世界译介效果的成因。研究发现,在"还原民族性和本土性""翻译故事还要翻译语言"等要求下,作家张炜从版权输出合同签订,到原文本甄选,再到对译者选择、译程把控直至最后的译文审校鉴定,都有绝对的操纵。这使得其作品译介迟缓,甚至相当一部分译介项目半途而废,无缘读者,因此张炜小说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始终有限。以上结论可以作为审视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场域的镜鉴,为中国文学"走出去"这一议题提供启发。     

建筑创作与接受理论

文学研究中的接受理论先前，文学理论界有一派注重研究作品里的人物和事件，另一派认为作品最重要的是文学性，即作品的语言、结构、风格等．相同的是两派都着重于作家和作品文本的研究。     

中译外翻译话语的双重边缘化:问题与对策

翻译话语指的是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有关翻译的一套认识、知识和真理。中国文学的外译催生了大量有关中译外的翻译话语,但它不论是在中国翻译话语体系还是在西方翻译话语体系里均不受重视,一直处于双重边缘化的状态,因此并未被纳入中国翻译话语体系建设的资源范围。当前,我们需要把握住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大趋势以及西方翻译话语体系面对来自非西方话语的挑战而引发对"西方/我族中心主义"的批判和改变的需要,详细检视中国文学外译所产生的各类翻译话语资源,提炼并建设中译外翻译话语体系,这对指导中译外实践、丰富中国翻译话语体系、突破西方翻译话语霸权并最终促进中国翻译话语的国际传播而言是一个十分必要和紧迫的举措。     

从玄奘的翻译看多元系统理论的不足

伊埃文·佐哈尔是当代著名的文化理论家,尽管他并不以翻译理论家著称,但他在1978年发表的"翻译文学在文化系统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的多元系统论对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本人也被认为是翻译研究学派的先驱之一。根据多元系统论,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可以占据不同的地位。当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时,翻译倾向于采取异化的方法,译文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将非常接近原文,做到充分的翻译。反之,当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占据边缘地位时,译文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将非常接近译入语文学系统的规范,译文会采用归化的方法,也就是说,译文为了迁就读者,会尽量使用读者所熟悉的语言和结构而牺牲原文。玄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翻译家,也是四大佛经译师之一。他的译文被称为"新译"。他翻译的佛经在数量上超过了其他三大译师所译卷数的总和,在质量上也达到自有佛经汉译以来的最高水平。另外,在翻译工作的组织和翻译人才的培养方面,玄奘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本文旨在在研究玄奘佛经译文的基础上,证明多元系统论有它不适用的地方。简单地说,佛经虽然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但依然占据的只是边缘的位置,玄奘的译文也是如此,应该采用归化的方法,即在形式和内容上接近译入语。但是,玄奘的译文一看就是一种"外国文学",至少和中国古代的文言文是有相当距离的,可以说玄奘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异化的方法,充分保留佛经原文的特点。这和多元系统论是不一致的。本文将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文学翻译与译者的重写探究

文学作品的翻译是译者将既有的原语内容以符合译入语文化特征的形式进行的重写过程。本文就各个时期翻译领域特别是文学翻译领域中对文学翻译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译者作用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简单探究,得出文学翻译不仅需要基于语言能力的精确,还需要译者主观的文学鉴赏能力的结论。     

从“文以载道”的视角看近代折衷主义建筑

1954年,梁思成针对新中国建筑设计民族化提出各民族建筑之间的"可译性",他将建筑构件类比为"建筑词汇",建筑形式类比为"文章文法",并极力提倡采用传统"建筑词汇"和传统"文章文法"翻译西方建筑,替换性质功用相同的西方建筑构件和建筑形式,建造适合新中国的建筑。这与清末民初文学家林琴南运用古文翻译西方文学的翻译风格有异曲同工之处。本文通过剖析二者的思想渊源,而后引述古文和传统建筑的存废之争,再从"文以载道"的视角重新回望二、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折衷主义建筑,为传统建筑精神传承和当代建筑设计提供价值性参考。     

互文性视角下的《红楼梦》翻译中的源语文化重建

互文性对文学文本翻译有着一定的解释力。在后现代文本理论中,《红楼梦》这部文学巨著在跨文本语际翻译中已进入一个开放性的空间,与他者文化相互对话、碰撞。本文从互文性的视角分析了《红楼梦》在跨文本语际翻译过程中的源语文化重建的必要性,及其和译入语文化的关系,突出其日益明显的文本交流性、开放性和全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