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土地权利制度与地方政府规划行为的思考

坚持价值判断中立和保护公众利益是城市规划的基本价值取向,但在实践中,地方政府规划行为偏离了这一基本价值取向,而成为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手段,并导致了土地使用失控。从土地权利制度的角度看,当前土地物权体系的不完整是我国现行土地权利制度的根本缺陷,也是造成地方政府规划行为偏离的原因之一,应在构建以土地使用权为核心的物权体系的基础上变革土地权利制度。     

作为公共行政管理的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行政权是政府对城市发展的引导与控制的公共管理权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规划面临利益多元、未来的难预测等多种问题的挑战。城市规划行政权应是积极的和有效率的,并在政府、市场和公民的互动的基础上,维护公共利益。指导性规划应具备较强的回应性,以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法定的城市规划应相对的具有稳定性,以保护各类财产权。公民权和公众利益的有效维护方式是公众参与。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和规划行政权的效率取决于规划过程的设置。     

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思考

城市规划是政府掌握的重要公共政策之一,它既能将经济社会发展的意图综合反映到空间环境上,促进城市功能和空间秩序的优化,又能在利益差异中寻求平衡,建立维护公众利益和社会公平的价值秩序.以公共政策的视角分析城市规划的本质和特征,有助于进步思考规划编制存在的问题和探索改革的方向,为按照公共政策的范式研究规划编制的体制和办法提供一种参考.     

英国用地分类体系的构成特征及其启示

规划许可制是整个英国规划体系的核心,对英国的规划用地分类体系影响巨大。一方面,中央政府制定全国统一的功能性用地分类,对"开发"行为加以定义,直接用于指导规划许可。另一方面,地方规划中采用政策性的用地分类,以引导地方政府审定规划许可。同时,用地分类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本文通过英国地方规划案例分析,梳理英国用地分类体系的构成与特征,进而为我国用地分类体系的完善提供借鉴。     

政府的价值取向与行为动机分析——我国地方政府与城市规划制定

政府是城市规划制定的法定主体,政府的价值取向与行为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规划是否公平与公正。本文首先从政府及其官员的价值取向出发,研究了政府影响公共政策的基本行为动机,并论述了政府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指出政府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关键环节。基于对政府一般特征的论述,重点分析了我国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独立利益主体的形成过程以及其影响城市规划的根本动机——地方政府在城市规划中的利益,阐明了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对于城市规划政策制定的影响。     

山区城市天际线规划管理路径探究——以泸州市为例

城市的规划管理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公众利益的管理;全国约有70%的地区为山区,优化山区城市天际线规划管理方法对我国规划管理和公众利益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笔者通过对我国山区城市天际线规划管理现状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山区城市天际线存在着设计力量薄弱、价值不受重视、公众参与度低、政府管理失灵等问题,本文在以泸州市天际线规划管理为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尝试以采用人才战略、完善技术管控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创新政府管理方法四个方面助力山区城市天际线的规划管理工作。     

混合遗产视野下的建筑遗产保护规划编制初探——以之江大学旧址为例

混合遗产地自然和文化的双重属性和价值对其内的建筑遗产保护提出了挑战。现行建筑遗产保护规划只体现了文物单纯的本位价值观,而忽视了混合遗产地的特性及其对保护区划分、空间格局保护及遗产保护策略的主导性和先决性。重新审视了处于混合遗产地的建筑遗产保护问题,对现行建筑遗产保护规划编制流程和技术方法进行归纳,并提出了"以文化遗产为主导的并行式混合遗产地"的建筑遗产保护规划编制框架,在混合遗产视野下经过对自然遗产的评价和考量,对以建筑遗产评价为主导的保护区规划做出修正和补充,并对自然与文化价值保护中可能存在的利益博弈进行评估,提出兼容性的整体保护措施,并结合之江大学旧址保护规划对其进行实践验证。     

作为地方政治过程的美国区划及其技术体系——兼论新时期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创新

作为美国地方政府合法控制土地物权、保护公众利益的规划管理工具,区划条例将一套开发管理技术很好地嵌入了地方政治过程。针对不同的地区特征和政治环境,区划条例通过若干新型区划技术的综合使用,形成了"百纳布"式的土地利用控制体系。通过对美国区划体系的研究发现,区划体系与控制性详细规划两者在运作和技术上有着显著的体系性差异,主要表现为因运作性质和土地制度的不同所导致的差异,基于此,提出新时期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创新方向性建议。     

我国城镇群规划实施面临的困境与发展趋向——由珠江三角洲城镇群规划引发的思考

从四个方面总结了珠江三角洲城镇群规划在实施机制方面的改进,分析了当前城镇群规划实施受到的外部环境因素制约:加快发展的压力、行政区经济格局、上下级政府事权不清、部门相互掣肘等,并指出城镇群规划在自身工作定位及与其它部门规划的关系,与现有规划体系的衔接,规划实施调控的对象、方式、手段与机制方面所面临的诸多难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决定了现阶段城镇群规划作用的有限性特点。最后提出了对当前开展城镇群规划工作的四点基本认识。     

“土地流转”背景下快速城市化地区的村庄发展规划分析——以珠三角为例

党的第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攻坚战再从农村发力,"土地流转"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近年来,珠三角土地流转为村庄发展规划新带来的影响和挑战,土地流转新带来的多元复杂的利益格局和空间机制,给珠三角农村的发展在经济,社会和空间层面带来了利益,也带来了问题.在村庄规划中,应大量借鉴社区规划的诸多经验,从社区角度入手,从微观视角切入,以价值理性为基础,推动一个长时段的规划进程,在复杂的局面下推动空间的渐进优化.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地方规划行动——减缓与适应的权衡抉择

气候变化的时空复杂性与环境正义的实施困境,成为地方规划行动的基本挑战。在理论层面上,"减缓—低碳"和"适应—弹性"目标/模式的内在差异及矛盾冲突,导致地方规划行动抉择的复杂化。在实践层面上,地方规划行动通常难以产生预期效果,其根源在于缺乏有效的整体协调机制。针对气候变化之下的地方规划行动,提出应遵循整体利益、责权对等、适应优先、最大收益和补偿行为等基本原则;需根据风险暴露程度、脆弱性和碳排放强度等三个衡量标准,在适应、适应为主/减缓为辅、减缓为主/适应为辅、减缓与适应兼顾、减缓等备选方案之间,做出地方规划行动的理性选择;建议推进国家制度建设,以化解地方行动在战略、知识和行动阶段的现实瓶颈。     

政府的规划权与公民的不动产物权

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决定了城市规划是政府公权力意志的表现。在城市规划编制与实施过程中,公民私有的财产权尤其是不动产物权可能会受到妨碍甚至被剥夺。公权和私权的冲突在所难免。因此如何处理好公权和私权的关系成为《物权法》颁布后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借鉴发达国家处理政府规划公权与公民不动产物权关系的经验,认为政府规划公权的行使应当遵循合宪原则、合法原则、合理原则,使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实现互动,达到公权与私权的相互制约与平衡。     

由“战略规划”到“近期建设规划”——对总体规划变革趋势的判断

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调整使地方产生了改革城市总体规划的动力 ,而全球化和城市竞争的加剧则构成了改革的外部压力 ,战略规划就成为地方政府自下而上推动的改革行动。目前的战略规划存在明显的优势和劣势 ,但难以取代总体规划的法定地位 ;而中央自上而下推出的近期建设规划 ,为总体规划改革提供了新的出路。作者分析了近期建设规划提出的原因、目标、工作内容和方法以及可能产生的作用 ,强调近期建设规划应成为中央、地方和全社会共同制定和遵守的契约 ,并预言近期建设规划将有可能带来总体规划改革的突破性进展 ,在调控城市建设中发挥更重要、更有效的作用     

规划管理、空间管制机制与规划协调——以S市规划体制改革试点为例

空间规划作为市场经济的治理工具,其空间融合和政策协调的核心功能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时代下的部门分割的空间规划协调机制已经逐渐不适应空间发展新的政治经济环境。空间规划间的协调也因此受到各界普遍关注。在试图构建规划管理、空间管制机制与规划协调关系的分析框架后,以S市"十一五"时期规划体制改革试点为案例,探讨我国市县规划协调面临的诸多困境。一方面,相比"十一五"前的规划编制协调,由于2000年以来部门规划趋于综合性,并都试图从部门内加强空间管制,以及S市经济快速的发展增加对土地的旺盛需求,导致了"三规"协调的环境更加复杂。另一方面,受到政绩考核和权力下放、财权和事权、规划审批和实施不匹配的影响,规划协调和空间管制沦为地方和中央博弈的手段。总之,地方以土地为中心的积累模式,中央政府土地指标的计划管制方式,结合规划部门管理的分割造就了S市空间规划间各种矛盾。     

梳理城市规划理论——城市规划作为一级学科的理论问题

对西方城市规划理论进行了正本清源式的梳理,尽可能理出其主干、演变及当代发展的趋势。指出,城市规划理论分成城市理论和规划理论,而规划理论又分成"规划的理论"及"规划中的理论"两部分,它们在过去80年间各自有"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之分。梳理现有的西方规划理论,也许可以成为培育中国规划理论的第一步。     

城乡规划的“执行阻滞”与规划督察

城乡规划在执行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阻滞",其原因既有体制上的缺陷,亦有规划督察体系建设的滞后,如不重视规划的执行与绩效评估,规划强制执行权不明晰,依法批准的法定规划不能被严格执行,对"规划行政不作为"缺乏惩戒等等。2005-2007年城乡规划效能监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但收效并不理想;程序公正与集体土地问题仍然是很长一段时间内规划督察体系建设的重点。     

浅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三个传统”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参与者众多,但影响城市规划实践的主要机制可概括为三:一为官方法令制度对地方城市规划的控制与引导,即“官方传统”;二为民间流行的规划理论、方法技艺对具体规划的支撑,即“民间传统”;三为士人群体对前述两种机制的协调、决策与补充,即“士人传统”.基于地方志文献和地方城市案例研究,分别阐述三个传统的内涵及特点;总结其分工与合作;最后略论其与当代城市规划的关联与传承.     

英国的规划得益制度及其借鉴

规划得益(Planning Gain)是英国在发展权国有化基础上,由地方规划部门在授予发展许可时,向开发商收取利益的一种方式。全面介绍分析了英国规划得益的实施背景、原因、变迁、现状、不足及改革等方面;然后提出了针对我国土地使用规划控制的借鉴意义。     

土地使用权出让规划管理中“规划条件”问题研究

在理论层面探讨"规划条件"的地位与作用的基础上,总结目前国内主要城市"规划条件"管理的整体状况,在《城乡规划法》规定框架下,提出逐步建立权责明晰、刚柔兼备、分区分类、程序规范的"规划条件"内容体系。     

新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交通规划的适应性变革——以厦门为例

从"多规合一"到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提出,充分体现了国家规划管理体制和规划治理思路的转变。在此背景下,交通规划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一部分也面临迫切的深层次变革。本文梳理了我国空间规划体系提出的过程和含义,基于现有规划体系中交通规划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与其他城乡规划的联系,分析了在新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交通规划变革的必要性;进而提出了交通规划的变革要点:首先,交通规划的变革要认识新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交通规划面临的主要矛盾,明确交通规划的作用,厘清交通部门与城乡规划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关系;其次,确定交通规划与空间规划体系的适应性发展,即交通规划既需要在管控层面与空间规划体系的规划思路、分级管控和划定的"三区三线"相协调,也需要在发展上充分体现新时代交通强国战略需求。最后,以厦门市为例,介绍了厦门对于建立空间规划一张蓝图的探索,分析了厦门交通系统规划与全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适应性,以期为新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背景下的交通系统规划提供思路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