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治理视阈下地方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现代化路径探析

高校内部治理体系作为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至关重要,亦是高校谋求自身健康持续发展不可回避且必须完成的时代课题。目前,高校内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存在观念滞后、制度破碎、结构割裂、信息不对称等碎片化倾向,且地方高校尤为突出,严重制约其治理能力提升及整体治理效能发挥。整体性治理旨在满足社会公众需求、重视整合与协调的思想,与地方高校治理现代化任务不谋而合。由此,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以公共与责任性治理理念为指导,回应师生诉求,推进民主治校;规范校内治理制度安排,健全大学章程和理事会制,落实依法治校;完善分权与制衡的治理结构,整合多元权力;采取现代信息技术治理手段,实现教育资源全方位实时共享以寻求地方高校内部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实现路径,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奠定坚实基础。     

利益相关者视域下大学治理解读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任何组织的发展都离不开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利益相关者视域下的大学治理强调多元利益主体的有效参与,要求大学利益相关者作为权力主体民主参与大学治理,实现大学共同治理,充分表达大学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民主、参与、合作、利益最大化的制衡关系和价值诉求。从以构建多元治理主体为价值目标,以促进各方积极参与为合作动力,以协调各方协同合作为实体框架,以完善大学治理制度为条件保障四个方面促进大学治理进程。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内部治理模式特色及其启示

于任何一所大学而言,其内部治理模式是否完善、是否契合该学校运作的需要直接决定着该大学的正常运作和未来发展。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是加拿大著名的公立大学,它不仅是加拿大高等教育中的佼佼者,甚至在全世界排名都很靠前的。多伦多大学之所以能在加拿大众多名校中脱颖而出,这和其高校内部治理有方存在莫大的关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内部治理模式有其自身独有的特点,如权责明晰、权力制衡、以人为本等等,这对我国公立高校管理上权力的下放、监督机制的完善以及学生自我管理职能的加强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高校内部财务治理影响因素及治理成效分析——基于54所高校的问卷调查

随着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和大学治理体系建设的推进,高校内部财务治理成为财务治理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和财务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举措。文章通过问卷调查分析高校内部财务治理的影响因素,并从高校性质、层次及业务等方面对高校内部财务治理成效进行比较。研究显示,本科和公办高校的内部财务治理成效优于高职和民办院校,高学历财务人员及年轻化财务人员队伍对高校财务治理成效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高校在预算管理与绩效评价、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两个层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共性问题,需要高校管理层在大学治理体系建设过程中进一步完善。     

地方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趋向研究——基于高校“去行政化”形态下的思考

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需要完善高校的内部治理结构。我国高校实行"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和民主管理"的内部治理结构。目前地方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着党政权力交叉重叠、行政学术权力失衡、校院两级管理失序、教师参与意识不强、议事中首长权力过大等问题。在高校"去行政化"形态下,地方高校要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从理顺党政关系入手,坚持民主集中制、提升学术权力、加强民主建设、完善校院两级管理体系,以促进地方高校和谐、全面和可持续发展。     

分权与地方治理:美洲经验的启示

强有力的地方政府是维持西方世界民主治理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的经验尤其能够表明这一点。分权运动历史悠久,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将地方政府发展作为分散政治权力的重要手段。某种程度上,分权是为了更加民主的政治、更多的公民参与、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和促进经济的发展。信息公开、问责制、发展公民权利、有保障的地方财政、民间组织的发展等,是建设和加强民主治理与地方治理的核心因素。     

高校以大学章程推动现代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探究

通过制定和实施章程促进大学治理现代化,是大学章程的应有之义。大学章程应更加注重制定的操作性和有效实施。高校要在大学章程形成的内部治理结构框架的指导下,树立现代大学理念,细化规章制度丰富制度设计,平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使学院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最终实现大学治理现代化。     

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

公司治理是公司正常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内部控制对公司的经营具有重要影响,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作为现代公司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现在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首先从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的概念着手,进而分析两者的区别、联系及现状,最后提出完善公司治理和健全内部控制的建议。     

律师参与社会公共治理的难点问题及对策

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治理方式紧跟时代发展步伐逐步向着现代化治理方式转型,即确保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共同参与的良好局面。律师作为法律工作者在参与社会公共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维护司法公正实现社会民主法治的一支重要力量,是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中重要的参与者,由于律师严谨、规范的职业素养,有利于社会公共治理规范化、制度化。     

现代大学的法权治理

法权是法定之权,法权配置是大学"善治"的基础和前提。现代大学存在多种法权类型:大学自治权、学术自由权、学术控制权、董事决策权、院校管理权、师生参与权等。大学治理的法权配置应遵循法权位阶、分权制衡、有限权力与权利自治三原则,通过国家法律、大学章程和学校规章制度等予以确认。大学法权的理想结构是"互动式"法权结构,各种法权类型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既相互尊重、协同,又相互监督、信任。     

善治

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熟悉历史的人或许会注意到,能够冠以这种规格出台的文件并不多,包括早些年著名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于1993年经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还有2003年经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的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指的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相互协调,日趋合理;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通过改革和完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促进各项制度日趋科学完善,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不断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增强依法按照制度治国理政的本领,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能力与水平。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强党的领导,转变党治国理政的方式;注重国家治理的法制化和制度化,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责任;发挥党和政府的引导功能,培育各治理主体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的意识与能力;推动全面性目标的国家治理,提高国家治理的实际效果。     

警察工作应激的应对归因方式及对策

警察工作应激一直是警察心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本研究从个体归因角度出发,探讨了警察工作应激的应对方式差异,并提出了对策。     

创造力与城市管治

本文就创造力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城市背景下管治的方式与实践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尤其对管活的“双重”创造力进行了详细分析：一方面包括在社会和经济的促进下培育激发创造力的潜力,另一方面也包括管治能力的创造性变革。作者认为,在富有创造性的城市与具有创造力的城市管治模式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平衡;相反地,应该倡导围绕城市管治的目标实施多层级的管理方式,以鉴别管治实施的效果。在特定情况下,这种检验对于激发创造力和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文中首先列举了创新在三个方面的含义,并且概述了它们同管治活动发生关联的方式;接下来对各层级管治之间的相互作用途径进行了区分,分别归类为管治行为、管治过程和管治文化三个层次。通过这种办法形成一个评估框架,针对特定情况下城市管治实践自然产生的潜在创建能力进行分析研究;在结论部分,文章研究了管治的基础结构分类以及实施干预的不同情况,前者对于激发城市范围内富有想象力的创新活动具有重要意义,而后者能够将前者激发的力量汇同各种创意资源,以及有助于创新成功发扬传播的动员力量汇集在一起,实现创新成果的普及推广。     

创造力与城市管治

本文就创造力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城市背景下管治的方式与实践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尤其对管治的"双重"创造力进行了详细分析:一方面包括在社会和经济的促进下培育激发创造力的潜力,另一方面也包括管治能力的创造性变革.作者认为,在富有创造性的城市与具有创造力的城市管治模式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平衡;相反地,应该倡导围绕城市管治的目标实施多层级的管理方式,以鉴别管治实施的效果.在特定情况下,这种检验对于激发创造力和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文中首先列举了创新在三个方面的含义,并且概述了它们同管治活动发生关联的方式;接下来对各层级管治之问的相互作用途径进行了区分,分别归类为管治行为、管治过程和管治文化三个层次.通过这种办法形成一个评估框架,针对特定情况下城市管治实践自然产生的潜在创造能力进行分析研究;在结论部分,文章研究了管治的基础结构分类以及实施干预的不同情况,前者对于激发城市范围内富有想象力的创新活动具有重要意义,而后者能够将前者激发的力量汇同各种创意资源,以及有助于创新成功发扬传播的动员力量汇集在一起,实现创新成果的普及推广.     

网络主权与全球互联网治理

全球互联网治理中的网络主权论和多利益攸关论的差异反映的不仅是简单的科技管理政策偏好,其差别既是国家利益之争在全球技术治理中的复杂呈现,也反映出不同国家的工程人文主义传统对互联网本质的理解有观念性差别。目前学界对多利益攸关和国家网络主权模式均未有深刻系统的研究。这两种思路也未必不能兼容。而从操作层面看,美国主导的多利益攸关模式已完全沦为实现其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相比之下,互联网主权模式则收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认可。     

Digital Infrastructures and Urban Governance

Abstract

The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is underpinned by an increasingly complex digital infrastructure, which is posing a variety of unpredictable and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for urban governance. The paper discusses how the new “hard” digital infrastructures such as broadband are accompanied by th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governance of 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 and in turn how this relates to the emergence of smart city strategies. The paper is illustrated using empirical examples drawn from Australia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with reference to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of “smart city” developments. It argue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mismatch between the often small scale, bounded capabilities of municipal government, and the operational expertise and scope of technology firms.     

基于项目治理视角的PPP治理结构研究

基于PPP和项目治理的基本内涵和特征,分析项目治理理论对PPP治理的适用性。然后,运用项目治理理论重点研究PPP项目的治理结构,得出PPP项目的治理涉及政府、企业和PPP项目三个治理层次和内部、外部治理两个治理维度,其原因在于PPP项目的三大主体关系与项目治理理论涉及的"政府—市场—社会"背景具有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