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邻避设施规划公众参与困境研究——以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为例

对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的公众参与进行剖析,指出困境主要表现在公众参与目的、公众参与主体、公众参与程度和公众参与形式四个方面,技术理性的城市规划传统、政府集权制的规划决策模式、城市规划实施机制过度行政化、邻避设施规划涉及利益的复杂性和公众参与主体能力建设不足是公众参与困境产生的主要原因。     

城市邻避性设施规划的思考——以广州中心城区垃圾收运设施规划为例

城市邻避性设施是城市必不可少的公共设施．在物权法、城乡规划法相继出台的背景下,如何达到管理与建设的需要,是目前该类规划编制值得思考的重要命题。本文以广州市中心城区生活垃圾收运设施布局规划为例．探讨了该类专项规划编制的思路,进行了该类规划编制的总结与思考。     

公共设施选址的邻避效应及其公众参与模式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为例

公共设施选址常常因为邻避效应而激起社会矛盾,引发社会事件,而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公众参与是避免此类选址事件恶化的主要方式。现以广州市番禺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为例,运用尺度政治分析方法和公众参与阶梯理论,详细探究公共设施选址事件中各参与方的角色变化及其背后的公众参与机制,并与1980年代日本类似设施选址的案例进行分析对比。研究发现,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中已出现了咨询型公众参与的雏形,但由于公众权力表达有限,实际上公众参与并未发挥效力。作为解决方案,现提出改善邻避设施选址公众参与的三点建议,包括:公众参与的合法化、公众参与的常态化和公众参与机制的制度化。只有建立起公民实权的公众参与机制,才能根本解决邻避设施选址问题产生的争议,保证城市建设的正常秩序和持续发展。     

邻避设施选址过程中公共参与方式选择研究

邻避设施在选址过程中阻碍重重,不仅有悖项目初衷,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以公共参与方式选择为主线,阐释公共参与方式的选择原则,将整个设施选址过程划分为选址启动、多方案编制、环境影响评价和方案确定四个阶段分别进行分析,最后总结出邻避设施选址过程公共参与方式选择表.     

高速铁路对居住区产生邻避效应的规划研究

通过对哈齐高铁哈尔滨段建设所引发邻避事件的剖析及对公众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辨析,提出了相应对策和管理措施,并在事件的发展中汲取可行的解决方式,促使邻避设施的规划和建设回归到理性、公平、公开、和平的基础上,以期化解高速铁路及其他类型邻避设施规划建设可能面临的矛盾和困境。     

大型公共设施规划建设及运营管理邻避冲突规避研究——以垃圾焚烧发电厂为例

在城市建设日益加快的发展情形下,如何降低邻避公共设施建设所带来的邻避冲突,关乎政府威信、企业效益、公众利益各方面.本文针对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及运营管理所引起的各种邻避冲突,全面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及解决的措施策略,为建构科学发展的全新局面奠定基石.     

基于博弈视角的邻避效应利益冲突分析CSSCI

针对我国频繁发生邻避冲突事件的现状,从博弈论视角分析邻避效应的演化机理与成因根源,并提出相应规避机制。针对不同决策主体构建了三类邻避效应演化博弈模型,通过引入邻避因子_m^n、信息传播函数λ(x)等参数,建立地方政府与邻避居民的一般化复制动态方程,深入分析了地方政府封闭决策期、协商谈判期以及设施兴建运营期时的邻避效应演化机理。分析得出:邻避居民由于信息匮乏,导致风险损失预期值K增高,从而增强冲突演化进度与强度;规避邻避效应的关键节点在于避免邻避效应的利益冲突,其根源在于不同主体对邻避设施风险成本感知的巨大差异,以及由差异导致的应对策略和行为;邻避因子_m^n值大大降低,驱使邻避居民风险偏好抗争收益大于风险抗议成本,形成冲突演化。最后基于合作博弈理论分析提出规避机制,只有博弈双方共同签订具有特定约束力行为的协议,才能充分避免邻避居民的利益受损,邻避效应才能得以最终规避。     

邻避设施规划之困境——上海磁悬浮事件的个案分析

许多城市正常运行所必需的公共设施,都面临因负外部性而引发的公众抵制现象,这种现象一般被称为邻避。长期以来,邻避现象被视为公众自私心理的反映,其症结也被归因为利益问题。通过对上海磁悬浮事件的分析,指出邻避设施规划冲突背后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关系,并非单纯的自私心理或利益因素能够解释。邻避设施规划必须回归到理性的公共利益分析与管理上,解决公共利益界定、利益保护和程序这三个关键问题,方能促进规划的顺利实施。     

基于案例比较的邻避设施建设过程中公众参与风险沟通策略

公众参与效果不佳是引发邻避冲突的重要原因。风险沟通是公众有效参与项目决策的关键环节,有效的风险沟通利于化解邻避冲突、保障公众利益。以加拿大安大略省两个风电开发项目为例,从风险沟通的角度对比案例中政府、项目运营方采取的不同策略,提出公众有效参与项目决策的三点建议,包括设置知识经纪人以确保双向沟通、增强公众获得感以化解公众的风险认知偏差、让公众在早期决策阶段参与邻避项目决策。在此基础上,构建风险沟通的治理框架。     

大型环境类邻避设施EPC项目管理实践研究 ——以杭州城东分类减量综合体项目为例

以杭州城东分类减量综合体EPC项目为例,分析EPC模式下大型环境类邻避设施项目管理的难点和要点.然后构建邻避设施EPC项目管理体系,并从工程项目设计、施工和采购三个方面提出项目管理的保障措施,为类似项目提供参考.     

德国大型会展中心选址模式及场馆规划

德国作为一个会展业的大国 ,分布各地的大型会展中心是城市公共设施中的基础性设施。在简述德国会展业状况和会展中心基本分布的基础上 ,重点分析了不同时代和类型的会展中心与城市构成的四类不同关系。总结了德国在会展中心与包括城市公交、轨道交通、各类公路、航空水运及外部交通条件的联系方式及主要数据。分析比较了德国会展场馆的规模和功能组成的分类及发展趋势 ;特别关注到德国会展场馆的几种改扩建模式 ,提出这是德国大型会展中心生存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同时对德国的会展场馆周边场地及交通规划和环境标识设计做出了评价     

面向知识生产的邻避设施规划公众参与——基于北京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的实证分析

传统的公众参与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以利益相关者为核心,认为公众参与的目的在于表达利益诉求。但就邻避设施而言,公众抵制的原因并非利益补偿,而在于安全和环境风险,利益相关者理论难以指导其公众参与实践。当前认知和行为理论正在经历知识转向,知识生产成为解释公众参与的重要动因和目的。北京阿苏卫垃圾焚烧厂案例系统地展示了基于知识生产的公众参与:距离垃圾焚烧厂较远但具有较强知识背景和学习能力的居民主导了整个公众参与过程,他们通过自主学习和与专家及政府官员的交互学习达成共识,并相互配合共同解决垃圾焚烧的障碍,最终使得该项目得以顺利开工建设,为破解邻避设施规划建设的公众参与困境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区域开发与城镇发展管治研究——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中“管治规划”模式探讨

管治作为一种综合的协调管理模式,在各国资源环境保护与发展协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也越来越重视通过管治途径解决区域开发与城镇发展中的问题。本文在讨论我国区域开发与城镇发展中管治的核心任务和合理模式的前提下,主要通过对已审批的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中管治部分编写的典型范例的分析和《甘肃省城镇体系规划(2003-2020)》中对管治规划编制的综合实践,探讨城镇体系规划中管治规划部分编制的技术规范性。     

地方政府行为变迁与城市战略规划演进

由于学科背景的差异,国内学者对于城市战略规划的认识存在诸多分歧。城市战略规划是"地方的事",要准确理解城市战略规划的起源、作用及其核心理论和方法论必须从地方政府行为特征入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内外社会经济形势的变迁,我国地方政府已经经历了"企业经营型政府"和"城市经营型政府"两个阶段。与之相适应,我国城市战略规划也经历了产业主导和空间主导两个阶段。在当前经济社会面临重大转型和城市政府正在朝着"治理型政府"演进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城市战略规划要以治理理论作为核心理论,积极推进城市战略规划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协调"转型、从"重结果"向"重过程"转型、从"宏伟叙事"向"嘘寒问暖"转型,使战略规划不仅真正成为凝聚社会各界的共同愿景,更要成为政府实现"善治"的政策平台和重要工具。     

中国市民社会与城市政府的互动——以广州洛溪大桥收费风波为例

实证研究是“管治”研究的重要手段。在大量搜寻的基础上 ,选择跟踪了广州洛溪大桥收费风波的案例 ,欲通过对此案例的分析 ,探讨“管治”实证分析的方法。通过对此案例的剖析 ,可以看出 ,中国城市政府与市民社会的互动已现端倪。展开“管治”的实证研究对进一步搞好城市管理和城市规划 ,深具意义     

从行政区划调整到同城化规划——中国区域管治的转向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加深,行政边界的"屏蔽效应"特征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障碍。中国行政区划存在"地方市场分割"发展问题,政府通过"经济区建设"、"撤县(市)设区"等行政兼并方式具有负面效应,而"同城化"将逐步成为协调区域发展的新的区域管治模式,是中国区域空间管治转向的重要标志。但同城化地区管治面临管治主体层级差异、规划内容衔接失效和跨界合作激励缺乏三方面的困境,而同城化规划实施过程中通过交流和协商来解决矛盾和实现协调成为共识达成的平台,为未来区域管治转向的重要手段。随后,本文提出从基本任务、工作框架和编制程序三方面来构建同城化规划编制的整体框架,为同城化地区规划制定提供借鉴和参考。     

地方治理及其产业重构--台湾金门酒厂个案

介绍了台湾实行“民营化”及“烟酒税法”取代烟酒专卖制度前后,金门酒厂的管理制度及金门县当局财政补贴制度的变迁。指出金门县当局在失去金门酒厂的财政管辖权之后,仍负责金门酒厂的营运业务,这种特殊的领域治理方式,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也与大陆的国有公司空间发展模式不同,对地方企业发展不如从前,这是值得思索的问题。     

新时代街道和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探索——从“服务短缺”到“治理协同”的重庆实践

街道和社区是居民日常生活的基本单元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平台,街道和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是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本文从“服务补缺”和“治理协同”的视角,揭示当前基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建设、管理中的短板与问题,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单元与基层公共服务单元相耦合的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路径和实施政策机制,提出通过建设街道和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构建“20分钟街道公共服务圈”和“10分钟社区生活服务圈”,弥补基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短板,优化城市基空间组织结构,促进城市规划与社会治理的结合。     

从“蔓延控制”到“蔓延治理”——美国城市蔓延应对策略转变及内因剖析

20世纪以来城市蔓延已在美国造成巨大危害,为应对城市蔓延人们采用了多种措施,依据这些措施所属的时间段和制定时的初衷,可将其分成蔓延控制(1920年)、明智规划(1950年)、增长管理(1970年)和蔓延治理(1990年)4个阶段,各阶段的主导策略依次为分区、规划单元开发、引导发展以及精明增长。从蔓延控制到蔓延治理,不仅是由早期的控制手段到现今治理方法上的过渡,同时还是规划协作性、综合性的升级,究其转变的原因,西方公共行政环境的变化、治理的内在优势、对城市蔓延内涵认识的加深以及主导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变化是促其转变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