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问政中公民参与的效果考量与提升路径——基于天津市政民零距离平台的调查分析

网络问政颠覆了公民参与的高门槛,使公民可以借助网络问政平台有效地进行意见表达,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研究网络问政中的公民参与问题对我国网络问政的长效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天津市为了便于公民参与,建立了天津市政民零距离平台。通过梳理该平台中的各项问政机制和分析该平台中网民留言的现状,从公民参与的视角探讨了网络问政中公民参与的功能与不足,并分别针对公民网络参与群体有限、“浅层化”“无序化”和参与结果“形式化”的问题,提出了促进公民积极理性地参与网络问政的对策,以期为我国以网络问政方式实现的公民参与和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参考。     

扩张战略下具有组内负网络外部性的平台定价策略

为了提高平台的市场绩效,考虑了平台存在的组内负网络外部性,建立了序贯博弈模型,研究了平台实行扩张战略时的定价策略.研究表明,平台对新业务和原业务之间有跨网络外部性的一边不收取任何费用,对另一边始终收取注册费,平台新业务利润和总利润与组内负网络外部性负相关;平台原业务对双边用户的最优定价与组内负网络外部性正相关.当组内负网络外部性影响相对较小时,平台原业务利润与组内负网络外部性正相关;当组内负网络外部性影响相对较大时,平台原业务利润与组内负网络外部性负相关;平台未实行扩张战略时,对原业务双边用户的最优定价更高,但是平台获得的利润更低.     

生产负外部性道德约束的特性与功能

加强对生产负外部性的约束,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和规章制度是必要的,同时还必须依赖于道德的作用。道德约束具有全面性、灵活性、针对性、持久性的特点。充分发挥道德的约束作用,可以抑制生产负外部性的产生、降低生产负外部性的影响程度、缩小生产负外部性的作用范围。     

论微博问政对我国政策制定的影响

微博问政的兴起是建立在网络资源的发展上,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新形式。微博问政涉及到政府的各个方面。本文着重探讨微博问政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在分析微博问政现象产生原因的基础上,从微博自身、公民、政府等不同角度探讨微博问政对政策制定的有利和不利影响。继而探寻一些方法,促使微博问政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实现良性互动。     

社会转型期背景下地方政府行为负外部性研究

外部性又称溢出效应,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另一个经济主体的福利所产生的效应,而这种效应并没有通过货币或市场交易反映出来。负外部性即引起他人效用的降低或成本的增加。通过对政府行为负外部性的分析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地方政府应加强政府间合作,改变其传统的执政理念,完善公共决策机制使得地方政府行为负外部性向正外部性转变,以实现经济与社会文化生活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乡镇企业造成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分析及解决对策

本文从经济学中外部性理论的角度,阐述了我国乡镇企业造成的农村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进而分析了产生负外部性的原因。根据负外部性产生的原因运用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解决环境污染负外部性的有效手段。     

基于ANP-GCDM模型的风电项目经济外部性评价

对风电项目进行科学有效地经济外部性评价是引导风电项目科学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因此有必要建立合理的风电项目经济外部性评价模型并对其进行评价。运用网络层次分析法(ANP)和灰色聚类决策模型(GCDM)对风电项目经济外部性进行了评价。首先,构建风电项目经济外部性评价指标体系;其次,介绍了基于ANP的灰色聚类决策评价模型;最后,通过实例对风电项目经济外部性进行了评价。算例分析验证了该模型的有效性和实用性。结果表明:风电项目具有很强的经济外部性,其正外部性在很大程度上优于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显著的主要原因来自于环境效益,负外部性主要来自于市场影响,环境效益和市场影响是影响风电项目经济外部性的最主要因素。     

生产负外部性产生的伦理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虽然很快,但环境污染、资源耗竭性使用、生产短期化等负外部性日趋严重。运用伦理学基本原理,分析了生产负外部性产生的伦理原因,首先是生产主体信息不对称是生产负外部性产生的重要条件;其次是生产主体伦理取向失衡是生产负外部性产生的主观因素;再次是伦理性产权制度约束不力是生产负外部性产生的客观原因。     

房屋建筑质量管理缺陷与强制保险制度应对

房屋建筑参建单位的建设活动存在负外部性问题.建立房屋建筑质量保险制度,有助于克服参建单位建设活动的负外部性,保障房屋建筑终身质保制度的落实.我国房屋建筑质量保险市场存在需求和供给双不足的问题,房屋建筑质量保险适合选择强制保险模式.     

官员微博的社会治理价值分析

官员微博呼应了我国正在建构的公民社会以及社会管理新要求,以既官又民的双重身份在网络问政平台上为国家政治、市场经济系统和公民社会搭建了一座桥梁,具有深刻的标尺性意义,是实现社会治理良性发展的新探索。本文试图从当下转型期社会治理视阈分析官员微博的价值,并认为官员微博在公民社会建构和社会治理方面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论网络环境下的公民参政

在网络化时代,网络将成为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重要渠道.网络为公民参与政策制定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有助于增强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推动政府与公民的直接互动.网络环境下,要充分发挥公民参与的积极作用,提高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广度和深度,需要提高政府和公民的网络素质,建立面向社会的现代化的政策信息网络系统,加强网络参政的法制建设.     

考虑外部性的网络视频媒体价格与广告量研究

通过构建用户之间具有负的组内外部性的双边市场模型,研究了组内外部性和收费视频价格对网络视频媒体的定价、广告量及利润的影响。结果表明:当组内外部性较弱时,网络视频媒体更倾向于投放较低的广告量,向收费视频提供商收取较高的接入价格,提高网络视频媒体总收益;当收费视频的价格较高且组间外部性强度较高时,网络视频媒体更倾向投放较低的广告量,向收费视频提供商收取较高的接入价格,弥补广告收益的减少,进而获得更高收益。     

基于高速公路沿途广告负外部性探讨

在分析高速公路属性和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外部性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高速公路发展现状,提出高速公路沿途广告带来经济和社会负外部性,针对易诱发交通事故、过度广告投资降低消费者福利、广告文化低俗等负外部性表现,从行政手段、私人解决和经济管制三方面提出应对措施,有助于我国高速公路经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价值与规范路径探析

分析了公民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参与的积极意义及网络平台对公民参政议政的制约和消极影响。认为应该建立健全有关法律法规,规范网络政治参与活动;加强电子政务建设,增强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安全性和可操作性;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引导网民进行理性、有序的政治参与。     

从网络问政固化看政府舆情评估及管理

截至2010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2亿,手机网民2.77亿,中国已成全球网民人数最多的国家。伴随着越来越多的网民通过网络提出诉求、表达意见,"网络问政"逐渐成为党和政府了解民意的重要平台、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网络问政"表明我国政府愈加关注舆情评估管理工作,但具体仍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本文拟从网络问政固化这一现象入手,浅析政府如何对舆情进行评估及管理工作。     

汽车产业的负外部性影响及对策分析

随着大众汽车消费热的掀起,我国将成为潜力巨大的汽车市场,国内汽车产业的发展也将迎来新的机遇。汽车产业本身具有强烈的外部性影响,该影响已经对资源、环境和社会构成了较大的威胁,因而有必要分析影响产生的原因,提出降低负外部性影响的相应埘策,以期从增加社会效益的角度来优化产业的发展。应当将我国的汽车产业返还给市场,从降低负外部性的角度刺激产业内部的研发潜力,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应加强政策的引导和调控,建立市场的准入推出机制,适度提倡小排量汽车的生产,鼓励绿色产品的研发,限制车辆的使用,最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基于环境法对消除代际外部性问题的思考

后代人有不同于当代人的独立利益,经济发展不能仅关注当代人利益,还得兼顾后代人的利益。人类目前对资源掠夺式的开发利用已经严重影响了后代人的生存发展能力,代与代之间存在明显的代际负外部性,这种负外部性从本质上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通过对代际外部性存在根源的分析,发现解决该问题的前提是要为后代人找到合适的"代言人",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加大宣传、建立代际补偿等相关具体制度来解决代际外部性问题,以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互补性平台企业间接网络外部性和质量的动态竞争

双边网络外部性包括需求边的网络外部性和供给边的网络外部性,本文集中研究供给方的网络外部性,考虑了多个软件公司的投资策略来内生决定质量升级,在产品市场进行竞争．研究发现：当网络效应很强时,相同平台和互补品企业不仅仅增加他们竞争的努力程度,提高他们的质量水平,也能增加他们的市场份额,平台占优导致标准化的结果;当平台间质量差距很大时,竞争效应很强,持续低的创新将导致出现多样化的结果．     

武汉电视问政效果分析

《电视问政》作为完善行政问责制的一项新工具,是武汉广播电视台制作的一档大型直播电视访谈节目.本文通过归纳武汉电视问政兴起的发展特点及传播效果,从而探讨如何发挥武汉电视问政的积极作用,科学实现电视问政的常态化,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注入新的力量.     

政府网络公共关系中的柔性化治理

政府网络公共关系的柔性化治理策略表现为通过合作、教育、建议、指导、沟通、引导、劝服等柔性化的方法与手段来获取网民的理解与支持。政府网络公共关系的柔性化治理应明确治理理念、治理工具、治理核心等关键题域,并注重在牢牢掌握网络舆论工作话语权、实现“订单式”公关全覆盖、提升政府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实现网络传播方式的多样化、拓宽网络问政渠道的民本方向、加强多方协同合作等方面提升治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