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自然观下侗寨理水智慧及其生态治理启示

水环境治理问题是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突出短板。传统村落具有丰富的理水生态实践经验，同时也面临着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水生态危机。研究基于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与马克思实践自然观的辩证统一关系，结合黔东南都柳江流域30多个侗寨的跟踪调查，首先，从生产主义时期生态循环传统断裂、功能主义下流域自调节能力下降、经济理性下水“生态-社会”系统失衡的新“生产-交往-个体”实践中剖析了侗寨面临的理水生态危机；其次，通过“实践-历史-资本”理论关系解析了侗寨水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标准化现代工程实践对地方性知识的忽视、生态文化价值认知不足下的功能空间异化、农业生命逻辑缺失下的现代生态制度失范；最后，从融入地方性知识的现代水生态基础设施建设、顺应流域多尺度生态规律的功能空间活化、加强村民主体意识的水“生态-社会”系统共治3个方向提出新时期侗寨水环境治理的建议，以期更好地适应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基于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的城市生态空间治理框架构建

文章从系统学角度出发,界定城市生态空间治理的概念和内涵,提出当前城市中的生态空间治理的本质是对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的治理,应当以全空间、全要素、全过程的全局导向及人民城市建设理念下的高品质空间导向为价值遵循;以生态-经济-社会复合性、过程性与系统性、广泛参与性、可持续性4个层级对应生态空间治理的12项基本原则,以政府主导-市场能动-公众参与为治理主体,完善自然生态-经济-社会子系统复合兼顾的治理过程,并构建基于复杂城市系统的反馈调节机制,帮助管理者更好地规范人们在城市生态系统中的行为,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乡村协同治理模式及机制研究 ——基于广东省凤和村与龙山塘村的比较分析

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乡村治 理主体经历了从一到多的过程。为了提高乡村治 理的持续动力,如何实现乡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值得深入探讨。选取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凤和村与 非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龙山塘村作为案例,通过实 地调研对两村进行比较分析;从协同治理理论 出发,综合国内外相关文献与中国实际情况整理 适于本研究的分析框架,研究协同治理模式及机 制。研究发现,凤和村属于强劲外生资本介入模 式,经济实力的强劲使得协同治理进行得较为顺 利,清晰有效的协议是其首要保障;龙山塘村则 是较强内生实力支撑模式,各主体之间的协同治 理趋于本土化。本研究为建立健全现代乡村社会 治理体制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面向全面振兴的乡村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作用与策略

乡村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是落实乡村全面振兴和统筹城乡空间融合发展的有效举措。从单一要素管控到多要素综合管控,再到全域全要素系统管控的乡村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不断协调农业空间与建设空间、生态空间的关系,是统筹城乡发展、协调人地关系的重要平台。针对乡村国土空间全域要素难统筹、空间结构体系不协调、空间功能价值难显化等困境,文章解析乡村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对乡村振兴的作用,并提出分级分区管制、功能分类管制以及单元落实管制等乡村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实施策略。乡村国土空间用途管制通过强化乡村空间治理和优化城乡空间格局,可有效助推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空间融合发展。     

乡村小流域空间治理:理论逻辑、实践基础和实现路径

小流域是山区乡村产业发展和人居空间活动的基本单元,肩负着区域生态保护和乡村振兴的双重重任.利用山区资源优势,引入地方性知识,导向更高效的治理模式,是实现乡村空间治理的重要路径和目标.综合地理、社会、治理多学科理论研究基础和分析框架,从人居生态单元、"社会-经济-生态"系统以及弹性尺度和多中心网络三个方面解析小流域空间治理的理论逻辑;基于武陵山区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乡村小流域的实证研究,从地理识别、地方认同和治理可行三个层次提出了乡村小流域"地理-社会-治理"多层一体的空间治理实践基础;最后,面向国家落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加强空间治理能力的要求,从人居生态空间治理、贫困空间治理和空间组织治理三个方面实现山区乡村小流域空间治理目标,为破解山区"碎片化"的治理困境提供重要的政策设计工具和实现路径.     

“双向运动”视角下珠三角“工业村”的治理演进——以东莞市N村为例

乡村治理格局的变迁同中国的经济转型背景息息相关,治理机制的演进无法脱离资本与乡村社会之间始终纠葛的历史脉络。基于“双向运动”理论,文章通过将乡村治理演进嵌入到特定的地方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场景之中,从市场扩张和社会纠偏的两维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工业村”治理演进的4个阶段提供内在逻辑解释。结果表明,工业村的治理演进本质上是特定社会经济背景下工商资本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为载体,以企业治理逻辑、治理组织渗透为手段,致使乡村传统治理机制不断瓦解与重构的逐利性表达。最后,研究认为构建市场与社会治理双向耦合、多主体嵌入的协同治理路径是推动市场有序准入、推动乡村治理的自我革新、实现乡村振兴的“善治之策”。     

数字化转型下的乡村国土空间数字治理技术体系构建

数字技术向乡村地域延伸与渗透,深刻影响着乡村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组织方式及结构。乡村国土空间治理的对象、主体、技术都在数字技术的介入下发生了转变。在梳理数字技术介入下乡村发展转型的物质空间特征及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剖析了数字化转型下的乡村国土空间治理主体关系,从乡村数字治理的空间底座框架及其关键技术体系两个方面构建了基于乡村多主体协同治理的国土空间数字治理技术体系。     

乡村自主性空间治理:一个综合分析框架

从自主性内涵出发,抽象出乡村自主性空间治理两个关键要素——"内生权威"和"土地资本化".内生权威因具有"价值内嵌"、"关系内嵌"和"利益内嵌"等特征,能够成为乡村自主性空间治理的有效主体.在"还权赋能"的农地改革下,农地资本化已成为乡村自主性空间治理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基于内生权威和土地资本化的组合形态、关联互动和演化谱系,为 乡村自主性空间治理建构了 一个综合分析框架,以期深化对乡村自主性空间治理的理解.     

空间治理背景下乡村发展路径的转型与创新

空间治理的目的在于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共同发展与空间均衡,进而达成城乡一体、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的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乡村发展中普遍存在着保护发展失衡、区域发展失调、城乡发展失策、治理主体失位等现实困境。文章通过梳理空间治理的政策背景,明晰空间治理的指导思想、价值取向、总体目标和实施手段,指出空间治理理念对乡村发展提出的可持续、合理性、均衡性、精细化等新要求。在此基础上,针对乡村发展的现实困境与新要求,进一步提出"平衡开发保护关系、完善区域镇村系统、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协同乡村治理主体"的乡村转型发展路径。     

当代乡村营建中“设计下乡”行为的表征分析与场域解释

当代乡村营建是国家权力实现乡村社会治理的空间手段,乡村营建的演化历程始终伴有设计的介入。本文对当代乡村营建历程中已发生和正在进行的四次大规模的"设计下乡"的行为表征进行历史性梳理,并借助场域理论解释乡村营建和"设计下乡"行为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营建场域的核心是建立乡村空间治理法则。场域构型与资本总量是决定因素,构型变化以及资本角力产生了"设计下乡"的内生动力,营建场域构型和资本类型决定了设计主体的介入立场与态度。新乡村时期在资本多元以及城乡协同发展的格局下,设计主体正通过自身资本类型及数量的变化,试图改变营建场域的逻辑,建立新的乡村空间法则。     

江苏省乡村空间治理实践：阶段、路径与模式

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中国城乡发展从“乡土中国”演变到“城市中国”,正逐步向“城乡中国”转变,乡村社会结构、产业结构和聚落结构等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亟待探索与之相适应的乡村空间治理理论方法和实践路径。江苏省作为全国城镇化水平较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小的省份,已进入了“城乡中国”时期,并积极在一盘棋谋划空间、“三生”空间联动治理和畅通城乡要素流动等方面开展了系统实践。以江苏实践为例,通过对江苏乡村空间治理的历程回顾,总结提出江苏三个不同时期的乡村空间治理阶段及其重点、逻辑和特征,认为江苏探索出了“规划统筹—行动协同—政策合力”的乡村空间治理系统路径,为新时期的乡村空间治理提供了现实样本,并从理论框架、治理模式和治理规则对江苏乡村空间治理实践的模式特征进行总结,以期进一步丰富完善乡村空间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主要包括遵循乡村发展“人—地—产”耦合运行系统的理论框架、针对四类乡村探索了与其相适应的乡村空间治理模式、发挥了村庄规划作为乡村空间治理基本规则的作用。     

基于行动策划的街道公共空间治理路径研究——以2007-2020年纽约市街道空间治理过程为例

街道公共空间作为城市公共生活的重要载体,其治理水平历年来一直是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重要考核指标.当前我国街道公共空间治理包括规划、建设、管理、社会共治等阶段,并受市区级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业、社会组织、市民等多个行动主体的共同影响.在此背景下,人民对街道生活的获得感成为地方政府执政的重要价值取向,然而现实中不同行动主体对同一政策目标的理解和执行存在巨大差异.针对近年来公共空间的公共性不断遭受质疑等具体问题,本研究以街道公共生活为载体,关注街道不同行动主体在公共空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各主体间如何达成治理共识.文章以纽约街道公共空间的行动策划治理为例,探讨不同行动主体如何在行动试验过程中构建对公共性的共通并进行互识反馈,以及最终达成共识.本文结论指出,行动策划在纠正不同使用者的空间权益、认同感、参与度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能真实有效地促进本地利益的保护以及地方文化和理念的传播.在弥补我国街道公共空间治理与公众互动板块的结构性缺失上,研究建议将行动策划凝练为稳定的空间治理技术环节,将末端的社会共治提前至设计规范和修订审批的前端,使街道公共空间的价值能够被重新认知、创造和使用.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乡村规划与宜居建设

社会资本作为获取社会网络资源与凝聚社区效能的重要行动要素,对于我国乡村地区的发展与治理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以广东省新兴县龙山塘村为实证案例,主要采用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在广东省推动农村宜居建设实践中乡村社会资本的重塑、对于乡村规划与乡村宜居建设的经验及挑战,以期丰富我国的乡村社会资本理论与乡村规划建设实践。     

多元主体背景下乡村治理可持续策略探讨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乡村治理作为基层治理的一部分,其治理主体在时代和政策的变迁中也将日益多元和重构。该文试图从新制度经济学和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来构建乡村治理中的多元主体间的社会信任、关系网络与约束规范的分析框架,探讨多主体背景下乡村治理的交互影响机制及其可持续推进的应对策略。     

多方互动的乡村营建中乡规民约作用机制研究

研究基于目前乡村营建内生动力不足、标准冲突、适地性差、无法持续改善等问题,经分析认为其关键是主体不明、缺乏适应乡村特点和决策响应的运营制度。借鉴我国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经验,发现乡规民约对于政策落实、地方自治、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运营具有独特价值。研究结合乡建实践,明确了现代乡村营建中乡规民约的作用及编制机制,完善了其中乡建管控的内容,设计了与乡村规划协同的操作方法。研究认为,"乡村规划"与"乡规民约"协同是"基于村民自治角度的村庄自我更新",本质在于"基于多方主体互动下的制度建设",是各方协同利益诉求、全面参与决策和实施,将社会、经济、文化、景观生态的空间诉求从阶段性的"乡村规划"转换到持续性的"乡规民约"中的公平开放机制建设。     

以流域治理为线索的城镇规划探索——以朝阳市凌河流域城镇规划为例

本文通过梳理凌河流域城镇面临的生态环境、产业经济、城镇发展等方面的问题,以构建流域生态治理体系为线索,提出区域发展重点是推动流域特色农旅发展,引导传统产业集聚,带动流域产业发展转型,促进流域城镇建设,实现流域生态治理、产业转型、城镇统筹发展。本文提出应首先结合地质灾害分布、自然保护区分布、水源地保护、用地类型等要素划定生态控制线与生态控制区,其次进行旅游、矿产、特色农林资源、重要产业园区、区域交通设施等重要发展要素空间识别,在此基础上构建与流域生态治理要求及资源条件相匹配的分类分区城镇职能体系,并以此为基础确定滨河乡镇地区空间分区,引导区域有序发展,以期对其他流域治理地区的区域城镇规划提供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新时代边境地区乡村振兴的三重逻辑

边境地区是国家政权的末梢和地缘政治的缓冲区域,其战略地位随着国家崛起进程的加快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边境乡村振兴的特殊理论与实践源于边境地区乡村衰退问题,边境地区特殊的"边情"决定了该地域空间实施乡村振兴独特的价值逻辑和实践逻辑。边境地区乡村振兴对于守边固防、乡村价值重构、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国家认同强化和国家形象塑造等具有独特价值。边境乡村衰退以及基于其逻辑基点而实施的乡村振兴的实效性与独特价值的实现,需要通过整合边境内外治理资源、强化边境基层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新型城镇化建设、人口增长动力机制、国民意识教育机制等多重路径来实现。     

乡村建设视域下的乡村治理探索——以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张二乐村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社会各界持续关注乡村发展,并如火如荼地开展各自的尝试和行动,掀起了新一轮的乡村建设热潮。随着建设的深入推进,乡村人居环境和产业经济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同时也给乡村的治理体系带来了较大的冲击。本文立足于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协同发展,分析了当前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以及未来的总体发展趋势,以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张二乐村为例,从“共同缔造”、“产业发展”、“空间治理”、“规则构建”四个方面探索了乡村建设中促进乡村治理提升的现实路径,为其他地区的乡村治理提供经验。     

基于“两山”理论的流域治理市场化探索与规划实践——以《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实施方案》为例

以市场化为主导、提升社会资本的参与程度,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机制创新的重要方向,其核心命题是确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方式和路径。永定河流域治理和生态修复项目采用"投资主体一体化带动流域治理一体化"的新模式,支撑这一重大机制创新的实施方案的落实,为应对企业等流域治理新主体和资金平衡的新要求,在实施方案编制过程中以"两山"理论为指导,制定了"资源—资产—资本"转化思路和技术路径,确定了"价值评估—项目遴选—运营模式—合作机制—利益调配—配套政策"的全流程设计方法,探索了生态资源向生态资产转化的多种方式,为国内生态修复类规划积极应对市场化要求、有效提升规划实施性总结探索新经验。     

乡村建设的治理机制及其建设效应研究——基于浙江奉化四个乡村建设案例的比较

多元主体参与的乡村建设是一个乡村社会再组织的治理过程,治理结构和组织机制直接影响到乡村建设的成效。提出将治理机制与建设效应进行关联研究的分析框架,通过4个微观案例实证,从治理资源、组织机制、利益格局3方面比较其治理机制的差异,从公共供给有效性、建设可持续性两方面分析其建设效应的不同,最后将两者进行关联分析,提炼出影响建设效应的关键治理要素和机制。研究指出,尽管当前乡村建设的资源和制度条件来自村庄外部,但村社主体性、村社组织能力以及村级发展收益权,是关系到乡村建设有效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和讨论乡村规划的作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