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解决对策研究

知识产权权利冲突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正当权利的行使,因此,对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解决对策进行深入研究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效解决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问题,应当从完善知识产权权利冲突问题的相关立法,规范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行政执法程序以及完善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司法救济三个方面着手。     

博弈的设计:面向土地发展权共享的空间治理

面对空间资源趋向匮乏、产权交易日益频繁的现实情景,土地再开发的制度设计成为新一轮"存量规划"的核心工具。目前,我国的土地发展权存在城乡分割、垄断竞争、公民权利边缘化的问题。土地交易的"市场经济"对应土地分配的"计划经济",导致空间开发陷入既得利益积累的无限循环。针对发展权垄断造成的空间蔓延,政府应设立城市增长边界,剥离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的职能,强化价值规律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同时,进一步明确公共利益的法律定义,加快公众参与的立法赋权。最终,通过土地发展权的共享,实现空间权利的"社会共治"。     

数据权利及其归属不明导致的法律问题

近年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同时也带来诸多问题,其中对个人数据安全的保护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学界对于数据权利的属性存在新型人格权说、知识产权说、商业秘密说和数据财产权说等不同学说。具体而言,当前数据权利归属不明存在与公权力存在冲突、涉及不正当竞争、损害公民数据权利等问题,文章通过指出数据权利归属不明可能导致的法律问题,以期引起学界和实务界的重视。     

基于权利救济制度缺陷的城乡规划申诉机制构建初探

城乡规划作为政府对空间资源配置的公共政策,在形成与实施的过程中必然对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进行再分配,强势公权力对弱势私权利的侵害不可避免.因此,当代城乡规划应该重视对私权利的保护和救济,积极构建城乡规划申诉机制,弥补城乡规划权利救济制度存在的缺陷,保障公民权利,妥善处理好城乡规划工作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     

土地发展权在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配置探讨——基于雅安的研究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土地发展权制度,但以土地用途管制为重点的空间规划体系事实上实现土地发展权的逐级配置。探讨了在现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及相关规范要求下,土地发展权在地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是如何逐步完成其配置过程,并以雅安市为例进行分析探讨。在总体规划层面的配置过程中,经过基于自然发展条件、空间承载能力和空间保护任务形成土地发展权的“一次配置”。“二次配置”则更多体现了规划编制主体的愿景与诉求,从区域发展关系、土地的利用效率,以及既往产业与城市的发展动力等角度出发,最终实现土地发展权的初始配置。针对目前这一配置机制进行了思考与探讨,提出从“飞地经济”“生态补偿”等角度完善土地发展权的配置机制。     

我国土地发展权与规划控制的关系初探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的背景下，探讨我国土地发展权及其赋予程序。首先，介绍英美等国的相关制度和运作方式，并简要综述国内学界的研究观点。然后，基于我国的土地制度和空间治理改革进程，从公法和私法视角阐释土地发展权的界定，以及从法定主体和程序视角阐释城镇国有建设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的发展权授予。最后，探讨土地发展权赋予的规划控制机制，从“国土空间规划与国土空间开发和保护”“土地发展权赋予与‘规划条件’和‘规划许可’”，以及“土地发展权行使与‘规划管制’”这3个层面展开阐述；提出“国土空间规划赋予地方政府空间开发权利和保护责任，地方政府实施空间开发，使空间资源具有土地资产属性，进而通过出让等程序将土地发展权赋予相关权利人”的认知逻辑。     

重构城市更新利益博弈机制——一个土地发展权“产权差”的新视角

因土地发展权配置而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是城市更新中政府、社会、市场多主体复杂利益博弈的核心。土地发展权配置存在着法律上的“名义赋予”和现实中的“实际行使”两大过程,且“名义与实际”之间普遍存在差异。本文将土地发展权的“名与实之差”定义为“产权差”,以控制权为理论视角,提出了影响土地发展权配置的三大控制权——政策制定权、博弈表决权和监督审批权,并以深圳湖贝片区更新改造为例,详细论述了多元主体利用三大控制权对土地发展权产权差进行争夺博弈的过程。从中发现,土地发展权的产权差争夺是城市更新利益博弈的关键,产权差大小伴随着控制权的强弱行使呈现出“抑制—释放—扩增—弥合”的演变特征,可以用来表征利益博弈的复杂激烈程度。产权差博弈为城市更新中的政策优化和空间治理能力提升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基于农地发展权的土地征收补偿分配探讨

现有土地征收未考虑农地发展权价值,农民利益受损,导致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对缓解土地征收过程的矛盾和冲突具有重要意义。根据"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以3个利益相关者在农地发展权实现过程中所占投资比例为标准,以农地发展权定价模型为依据,参照生态服务价值理论,以近期城市扩展区域土地征用数据为基础,采用实证分析方法,提出了农地征收增值收益在农民、农村集体和政府之间相对合理的分配比例,以使三者之间利益分配更加均衡。建议国家认可土地发展权,并确定其权属,进一步均衡土地增值收益在国家、集体及个人之间的分配。     

快速工业化地区土地发展权演化中的村村差异——以佛山市南海区为例

以效率为导向的规划充斥在高速增长时期,各类空间尺度均展现出巨大的发展差异。聚焦于村域尺度的经济与空间差异表征,建立机会公平——结果公平的过程论分析框架,对土地发展权配置——行使过程中村村差异的形成机制进行解构,结果表明：1、制度与市场偏差分别影响土地发展权的配置与行使过程,进而产生机会不公平与结果不公平;2、南海区的村村差异经历市场偏差为主——制度与市场双重偏差——制度偏差为主的形成过程;3、在国土空间规划时代,以南海区为代表的快速工业化地区面临空间层面建设状态锁定,经济层面穷者恒穷、富者恒富的村村差异锁定困局;4、需要建立土地发展权转移与交易的制度响应,推动增值收益共享、保护责任共担,破解村村差异锁定困局,支撑全域空间格局优化。     

土地发展权与国土空间规划:治理逻辑、政策工具与实践应用

土地发展权配置与流转是我国空间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国土空间规划是我国土地发展权配置与流转的重要载体与工具,其编制实施与土地发展权密切相关.回溯了土地发展权概念的起源与演进,并对其背后的纵向府际关系与横向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逻辑进行了分析.在体制场域产权实践中,土地发展权宏观管理的主要手段包括:主体功能区规划、指标管理、"三区三线";在社会场域产权实践中,土地发展权中微观管理的主要手段包括: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城市更新.针对多规并存阶段空间碎片化管理带来的效率损失与区域分配不均问题,从体制场域和社会场域两个层面分别提出国土空间规划在建立整体性空间治理框架过程中的策略建议:破解一统体制下的治理规模与有效治理困局,破解碎片化地方威权主义与反公地困局.     

农地制度变革与乡村集中居住模式演进——以苏南为例

农地制度变革通过重构土地产权、改进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和调整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对乡村集中居住模式演进产生深远影响。基于乡村集中居住模式演进的农地制度分析框架,以苏南为例,系统地剖析了苏南乡村集中居住模式演进的土地制度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农地制度由"放权让利"向"限权争利"再向"还权赋能"的变革,苏南乡村集居模式先后经历了由村社主导土地资本化下的村内集居、政府主导土地资本化下的城郊集居向宅基地置换下的跨村集居的演进路径。最后,基于农地制度改革,对乡村集中社区建设的机制改进、美丽乡村建设进行了进一步思考。     

规划管理的经济利益和物权问题漫议

规划管理的各个环节 ,无不影响着土地使用和工程建设中的经济利益 ,实质上影响的是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产权。土地利用和各项建设中的“权利”问题 ,应是规划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引介了民法学中的物权法原理及其在市场经济法制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后 ,作者对市场经济下我国城市规划体制的结构性、革命性变革提出了几点看法     

城乡统筹视野下农村宅基地与住房制度的思考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分析宅基地制度影响下的农村住房产权与住宅资源,剖析"空心村"、"城中村"、"小产权房"等当前农村住房资源配置的热点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城乡二元住房制度的对比分析,从城乡统筹的视野提出农村住宅相关制度变革的需求与政策建议,包括:建立完善的城乡土地市场,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建立完善的城乡住房制度和保障制度,促进城乡资产的高效配置;建立完善的城乡户籍制度,促进城乡人口有序流动,以实现城乡一体化全面发展的目标。     

哈尔滨市城乡土地优化利用规划研究

以哈尔滨市为例,针对城乡土地利用存在的土地供需矛盾突出、公共空间缺乏、乡村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低等问题,提出坚持科学发展观,优化土地利用的有效途径,加强城乡统筹,优化土地利用格局;突出以人为本,创造宜居生活空间;坚持可持续发展,集约高效利用城市土地。     

农村宅基地:从资源、资产到资本

作为一种国家福利性分配的资源,集体所有制的农村宅基地由于先天的产权权能缺失无法进入正规市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日益成为妨碍城乡土地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制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突出问题。目前推行的"三权分置"改革就是在土地所有权、使用权两分的基础上,继续以土地集体所有权保持宅基地的公有制、增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权获取宅基地作为农民家庭资产的保障功能和收益权,试图放开宅基地的使用权进入市场以实现宅基地的资本化。本文从学术研究、制度演进和改革实践3条线索出发,研究资源、资产及资本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对农村宅基地这一现象进行观察与剖析,以期为化解"城乡双栖城镇化"提供思路,为即将到来的"十四五"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探路。     

北京新总规建设用地减量调控的思考与探索

建设用地是规划部门对接国家转型战略的重要抓手。北京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中对于建设用地的管理,坚持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刚性约束条件,确定人口总量上限,提出了城乡建设用地减量发展总体战略,实现由数量扩张性规划转向质量提升性规划。减量发展,减量是更刚性的底线约束,发展是更科学的资源配置,在总体规划层面,从用地规模、建筑规模、空间边界、城乡结构、用地结构、空间协同为北京长远发展构建了综合调控框架与约束性指标,在实施中建立起以拆占比、拆建比、职住用地比、两线三区为核心的严格管理手段,探索了面向存量、减量总规的建设用地规划管理方法。减量发展是重大改革,规划实施挑战非常大,对于建设用地的实施管理,北京总规在规划管理的方式、土地政策、事权划分、评估监管等方面进行了改革探索。     

集体留用地的土地发展权：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思考

农村集体留用地是我国征地补偿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补偿制度,在保障失地农民长期收益、带动集体经济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集体土地权能的缺陷与模糊,留用地土地发展权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不利于乡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以土地发展权为视角,首先从城乡土地二元制度、传统法定规划空间管制、开发利用模式三方面分析了集体留用地土地发展权受抑制的表现和原因。然后进一步深入分析了留用地开发利用与“总规-详规-实施”多层次国土空间规划的关系,总结出各层次国土空间规划中留用地开发利用存在的核心问题。最后通过借鉴厦门、杭州、广州等城市多元化的留用地开发利用模式,提出国土空间规划管制与开发利用模式的联动创新是推动新时期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规划的变革与变革的规划——上海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两规合一"的实践与思考

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冲突与矛盾是近年来城市规划实施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之一。本文分析了两规在指导思想、工作内容、发展规模、空间布局等方面的矛盾冲突,总结了上海"两规合一"实践中关于战略引领、城乡统筹、生态优先、转型发展、管理创新的基本做法,并对"两规合一"后城市规划在管控能力、配给能力、政策能力和实施能力等方面的新变革进行了探讨。     

土地发展权转移与交易的中国地方试验——背景、模式、挑战与突破

在中国,土地发展权转移(TDR)在近10多年来的土地利用实践中发展到了相当大的规模。但与美国等土地私有制国家相比,中国的TDR不是建立在个人对土地发展权的市场交易机制之上,而是地方政府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为突破土地指标管理模式对工业化、城市化中建设用地供应约束而采取的应对性方案;从操作模式上看,与西方土地发展权转移中主要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补偿不同,中国各个地区的土地发展权转移本质上还是在行政区域内由地方政府主导进行的,虽然从推进速度上比较高效,但也可能带来收入分配乃至社会和谐方面的一系列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