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山西省总规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总规编制的新思路、新理念相应产生。原平总规以规划评估为切入点,以问题为导向,借鉴主体功能区划非均衡发展的理念,采用次区域划定与指引的编制方法,分全市域、次区域、中心城区三个层次进行全域规划。在新时期总规改革的背景下,从规划理念、编制方法、成果应用三大方面进行探索与创新,力求该版总规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可实施性总规。     

广州城市总体规划的演变与思考

广州是我国总规较早实践的超大城市之一,是探索总规的代表性缩影.站在历史的维度,梳理了广州从民国至今总规的发展脉络,研究了在各时期不同的社会制度及发展背景影响下总规的探索与实践,认为总规的发展演变是时代特色与城市自身特点的结合.结合广州实践,将当前总规在实施中遇到的问题总结为总规管什么、总规怎么管、总规怎么调这三个方面的困惑,并进一步提出未来总规的创新应以明确各级事权划分、加强层级传递效力、建立动态维护机制等方面为突破口,有效发挥总规的战略引领作用.     

与城市规划相衔接的土地储备规划体系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土地储备工作的开展对于城市政府引导城市发展、促进规划实施、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促进土地资源合理高效利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对广州近十年来土地储备规划编制实践的梳理和总结,对与城市规划相衔接的土地储备规划体系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构建了总规层面、分区规划层面、控规层面和修规层面四个层次的土地储备规划体系.     

武汉汉口沿江商务功能区实施性规划探索

可实施性是中外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领域共同关注的热点。武汉多年来面向规划实施开展了理论和实践探索,针对规划编制和实施中的实际问题,提出了"城市功能区实施性规划"的编制组织模式,并以汉口沿江商务功能区实施性规划为例,分析了这种规划模式的内容构成、工作组织和工作模式。     

从概念规划走向结构规划——广州战略规划的回顾与创新

广州2000年战略规划是结合城市发展特点,探索城市快速发展和市场体制下城市规划工作方法的成功尝试。经过持续不断的探索,广州经过了2003、2006年对城市发展战略的检讨,为落实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要求,应对空间发展战略转型的挑战,广州开展了城市总体规划实施保障机制研究,新的发展背景和问题的总结,并落实解放思想调研以及贯彻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等国家战略的调整,经过三年的时间完成了《广州2020城市总体发展战略》的最终成果。新一轮战略规划不仅因应形势的变化提出了城市发展转型和绿色增长的目标,同时也在规划编制方法上做出新的探索,使战略规划成为兼顾建设实施和公共政策的指导文件,并对完善城乡规划编制体系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约束传导:“上海2040”分区指引编制技术方法探索

现阶段大城市总体规划面临规划与实施脱节的困境",上海2040"率先探索"分区指引"编制改革,从分区维度构建总规管控体系,传导全市总规核心内容,以保障总规的可操作性和可实施性。传统分区指引往往形式认同大于实施效用。新时期,分区指引应成为面向实施的政策性文件、面向规划的技术性指引、面向体系的协商性平台。以"任务书"为形式体现法定地位;以"行政区"为边界对应行政事权;以"刚性管控"为核心保障传导效率;以"一文一表一图"为体例精简指引表达;以"事权边界"为准绳明确指引深度;以"动态协商"为机制衔接总体规划和分区规划。     

“规土融合”在武汉市重点功能区实施性规划中的实践

"规土融合"一直是我国规划管理领域和政府机构改革的热点话题。自2009年武汉市实现"两规合一"以来,通过不断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武汉市以大力推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目标,明确了以重点功能区实施性规划为抓手的工作路径,以期实现规划与土地的有序衔接和统一协调,进而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实施性规划的提出,既要求科学合理地实施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引导城市建设开发,又要从开发实施的角度有机衔接规划编制与规划管理,加强规划的可操作性和可实施性。研究基于武汉市重点功能区实施性规划的工作实践,明晰对"规土融合"的认识,挖掘实施性规划中体现"规土融合"的关键要素,从规划编制实践、工作框架构建到规划落实情况,总结实施性规划的编制内容、编制成果审批与应用以及工作组织与规划编制方法,对大城市重点地区实施性规划的科学操作模式及工作方法进行了探索。     

论城市总体规划的“刚性”管控作用和框架设计——成都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思考

在国家新的发展理念以及城市新的发展阶段,城市总体规划编制面临重大改革。加强城市总体规划的刚性管控作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城市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当前总体规划编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围绕目前总体规划在刚性管控方面存在的不足,试图对总体规划刚性管控进行框架设计,指出总规刚性管控的根本要义是通过建立质量发展指标确保目标实现,即"值质归统";核心内容是以强化总体格局为基础的"底线约束"。此外,可通过增加总规单元层次,以"单元管控"的方式建立刚性与弹性的交接面,实现在刚性前提下的适度弹性。结合新一轮成都总规的改革思路和探索进行了详细介绍。     

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改革与创新的“东莞探索”

分析了城市总体规划的作用及其公共政策属性强化的趋势,认为当前在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方面,制约其公共政策属性发挥的关键问题在于空间认识论的物质化、工作方式的蓝图化以及成果表达的过于技术化。结合《东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年)》这一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改革与创新试点的规划编制,介绍了在空间结构、规划管控方式以及成果表达等技术工作方面的探索。     

以广州为例谈如何完善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

回顾广州市城市规划管理"一张图"构建与实施,梳理了广州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与实施中存在的现实问题,结合广州实践情况,提出了制订总规与控规有效联动机制,搭建市区联动、部门协作的联动编制平台,构建刚柔并济控规指标体系等若干完善广州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的建议,以供借鉴。     

北京新总规建设用地减量调控的思考与探索

建设用地是规划部门对接国家转型战略的重要抓手。北京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中对于建设用地的管理,坚持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刚性约束条件,确定人口总量上限,提出了城乡建设用地减量发展总体战略,实现由数量扩张性规划转向质量提升性规划。减量发展,减量是更刚性的底线约束,发展是更科学的资源配置,在总体规划层面,从用地规模、建筑规模、空间边界、城乡结构、用地结构、空间协同为北京长远发展构建了综合调控框架与约束性指标,在实施中建立起以拆占比、拆建比、职住用地比、两线三区为核心的严格管理手段,探索了面向存量、减量总规的建设用地规划管理方法。减量发展是重大改革,规划实施挑战非常大,对于建设用地的实施管理,北京总规在规划管理的方式、土地政策、事权划分、评估监管等方面进行了改革探索。     

新时代街道和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探索——从“服务短缺”到“治理协同”的重庆实践

街道和社区是居民日常生活的基本单元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平台,街道和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是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本文从“服务补缺”和“治理协同”的视角,揭示当前基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建设、管理中的短板与问题,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单元与基层公共服务单元相耦合的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路径和实施政策机制,提出通过建设街道和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构建“20分钟街道公共服务圈”和“10分钟社区生活服务圈”,弥补基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短板,优化城市基空间组织结构,促进城市规划与社会治理的结合。     

城市总体规划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管制空间研究

从空间界限、功能定位、指标控制等角度揭示主体功能区规划(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与城市总体规划空间管制分区(禁建区、限建区、适建区、已建区)功能空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并对两者进行解构与重组,尝试探索城市总体规划和主体功能区规划管制空间的耦合关系。     

“美丽发展”新语境下城市规划的政策路径转型——基于杭州实践的思考

"增长主义"与"美丽发展"两种不同政策语境下,公共政策的内涵与行为方式截然不同,"美丽发展"新语境下城市规划政策路径面临转型。本文基于公共政策研究视角,从政策目标、主客体、过程以及协同几方面,厘清新的政策语境和政策路径转型要求下传统城市规划遇到的难点问题;认为城市规划需要在多元利益整合、利益冲突协调与分配、闭合政策周期构建、与其他城市政策之间的空间和时间协同几个关键方向上转型突破;并结合近年来杭州城市规划在前述几个方向上政策路径转型的探索实践,提出"美丽发展"语境下城市规划的政策路径转型框架。     

敢问路在何方?——由一个案例透视深圳法定图则的困境与出路

深圳实施法定图则制度 ,是推进城市规划民主化与法制化的一项重要改革 ,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 ,也遭遇到许多困难和问题。本文所列举的一个申请修改用地条件的案例表明 ,法定图则在运行中可能会面临图则违反法定权益、公众参与效果不佳、规划部门职责不清、规划委员会的决策与监督机制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不在于法定图则制度本身 ,而是由于宏观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影响、法定图则自身定位的矛盾性并受到目前规划技术手段和方法的制约。因此对于法定图则目前能够发挥的作用应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识。改进和完善法定图则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论文最后介绍了深圳最近在完善法定图则的操作规则和技术体系等方面所做的努力     

公共政策视角下的城市设计变革

本文从公共政策视角认为城市设计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针对法定城市规划体系中二维城市总体规划,从三维乃至四维角度的控制和引导城市空间形态,成为沟通城市规划和建筑学的转换器。从公共政策视角通过对城市设计地位确立、内容形式、规划实施、政策保障等方面进行研究,发挥城市设计在城市特色化建设过程中的独特作用。     

城市总体规划战略环境评价层次性分析

城市总体规划是指导城市发展和建设的法定性文件,也是实施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的基本依据,对规范城市土地开发活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城市总体规划引入战略环境评价,能够为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提供技术支持。该文通过对城市总体规划战略环境评价的层次性研究,阐述战略环境评价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性和科学性。     

试论促进产权明晰的规划管制改革——兼论“城中村”的改造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 ,强调产权明晰与节省交易费用的市场化发展为主导 ,但同时需要强化与完善城市规划的法律管制地位。通过深入分析美国区划使土地使用外部效果的内在化方法 ,指出有效实施区划的基础是产权明晰与公众参与。而中国城市土地具有产权界定不清楚、缺乏明确的人格化代表、产权边界模糊、可转让性上残缺等产权残缺特点。残缺产权产生寻租 ,增大了产权市场化的阻力。因此 ,土地产权改革是城市规划有效的根本。促进产权明晰的规划管制改革首先必须明确经济发展、产权明晰与规划管制的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我国的城市规划要牢牢树立产权地块的法律意识、保护产权、正视赔偿、配合城乡土地产权与物权的改革。目前我国城市规划界广泛推崇的法定图则具有很好的促进产权明晰的作用。“产权明晰、区划控制、加强法治、经营城市”是提高我国城市规划与建设管理水平与绩效的前提。已经成为的社会热点的“城中村”问题 ,也有赖于通过产权改革、市场机制与规划管制的结合加以解决     

精细化治理时代的城市设计运作——基于二元思辨

文章从二元思辨的视角探讨了新时期我国城市设计运作的转型趋势。伴随存量规划与精细化治理时代的到来,我国的城市设计发展需要不断强化运作模式的"规范化"与"个性化"建设,并由此表现出二元转型的多重工作特点。城市设计在方式演进上逐渐从"设计控制"迈向"设计治理"、在作用途径上从倡导"公共政策"走向重视"产品设计"、在行动转换上从"设计活动"转向"社会动员"、在机制建设上需要"顶层设计"结合"基层创建"的力量推动。基于这4种二维观,文章从"适变"和"应变"两方面提出对我国城市设计发展的展望,以及如何更好地动态适应或主动应对变革趋势的相关思考。     

超大城市总体规划的转型与变革——上海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实践探索

上海已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作为资源环境紧约束下的超大型城市,面临着转型发展的需要.城市总体规划是重要的公共政策,对引领城市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分析了当前城市总体规划中存在的问题,对上海历版总体规划特别是现行总规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认为现行总规对上海的城市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但应对经济社会发展不确定性因素的能力相对较弱,缺乏实现规划目标的路径和政策,难以适应城市转型发展的新要求和新趋势,因此,需要开展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以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系列重要会议精神.随后详细介绍了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逻辑框架、规划视野、成果形式、组织方式、实施保障等方面做出的实践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