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土地市场机制研究——以江苏省淮安市为例

以江苏省淮安市主城区为例,梳理主城区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轨迹,分析了出让土地的地价与容积率的空间特征,计算淮安主城区土地-资本替代的弹性系数,对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土地市场机制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发现,土地市场机制对城市空间形态演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土地市场的作用下,形成了中心地段紧凑集约发展、外围连续蔓延拓展的城市空间形态。城市中心空间密度和土地价格较高,城市外围空间密度和土地价格较低,城市中心区的地价波动幅度要大于密度波动幅度,城市外围地价波动幅度则要小于密度波动幅度,地价对于区位变化的反映十分灵敏。从土地-资本替代弹性系数测度结果来看,土地市场机制能够部分解释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机制,但土地市场对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作用绩效还不够显著,说明非市场因素在城市空间形态演变过程中仍然起较重要作用。     

上海城市边缘区空间形态演变研究——以闵行区莘庄镇为例

通过对莘庄镇的案例研究,揭示上海城市边缘区的空间形态变化特征,并对边缘区独特空间格局的作用因素及其机理进行探讨.提出,大城市边缘区是随中心城区的扩展不断生成的,中心城区的扩展力量是其中的主要因素,但地方响应和应对的能力与建设举措也直接影响到这个进程.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城市、区(县)、(乡)镇、村社等多种力量集聚在有限的空间地域,各自运用不同来源的发展政策和发展项目所展开的争夺以用地为核心的发展权利,这是大城市边缘空间形态演变的主要动力.在此过程中,来自城市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源生于乡村企业的土地使用及其转型发展的功能演替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而居于其间的区(县)政府通过政策制定、行政管理及发展项目的安排等协调、规约甚至主导着空间演变过程.相互混杂和穿插的各种用途的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由于多样化的空间需求和效应,以及其变化的范围和频度不同,再与互不相同的再开发方式相互交织,加剧了边缘区空间状态的错综复杂状况.     

重构城市更新利益博弈机制——一个土地发展权“产权差”的新视角

因土地发展权配置而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是城市更新中政府、社会、市场多主体复杂利益博弈的核心。土地发展权配置存在着法律上的“名义赋予”和现实中的“实际行使”两大过程,且“名义与实际”之间普遍存在差异。本文将土地发展权的“名与实之差”定义为“产权差”,以控制权为理论视角,提出了影响土地发展权配置的三大控制权——政策制定权、博弈表决权和监督审批权,并以深圳湖贝片区更新改造为例,详细论述了多元主体利用三大控制权对土地发展权产权差进行争夺博弈的过程。从中发现,土地发展权的产权差争夺是城市更新利益博弈的关键,产权差大小伴随着控制权的强弱行使呈现出“抑制—释放—扩增—弥合”的演变特征,可以用来表征利益博弈的复杂激烈程度。产权差博弈为城市更新中的政策优化和空间治理能力提升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基于农地发展权的土地征收补偿分配探讨

现有土地征收未考虑农地发展权价值,农民利益受损,导致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对缓解土地征收过程的矛盾和冲突具有重要意义。根据"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以3个利益相关者在农地发展权实现过程中所占投资比例为标准,以农地发展权定价模型为依据,参照生态服务价值理论,以近期城市扩展区域土地征用数据为基础,采用实证分析方法,提出了农地征收增值收益在农民、农村集体和政府之间相对合理的分配比例,以使三者之间利益分配更加均衡。建议国家认可土地发展权,并确定其权属,进一步均衡土地增值收益在国家、集体及个人之间的分配。     

巴塘县城老街空间形态演变研究

本文以西藏与四川接壤处的康区重镇——巴塘为案例,研究民族城镇空间形态的演变。文章梳理了巴塘县城老街从清朝至解放初(1640-1968年)这一历史时期的空间形态演变过程,采用历史资料分析和现场考察两种方式,通过对老街在清朝土司统治时期、清末改土归流时期、民国时期和解放初期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空间形态的研究,寻找出巴塘老街在这段时期内空间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一是多元文化的融合与互动,二是巴塘城镇发展的需求。我们希望通过对巴塘老街演变的研究,探讨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的特点。     

土地发展权在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配置探讨——基于雅安的研究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土地发展权制度,但以土地用途管制为重点的空间规划体系事实上实现土地发展权的逐级配置。探讨了在现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及相关规范要求下,土地发展权在地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是如何逐步完成其配置过程,并以雅安市为例进行分析探讨。在总体规划层面的配置过程中,经过基于自然发展条件、空间承载能力和空间保护任务形成土地发展权的“一次配置”。“二次配置”则更多体现了规划编制主体的愿景与诉求,从区域发展关系、土地的利用效率,以及既往产业与城市的发展动力等角度出发,最终实现土地发展权的初始配置。针对目前这一配置机制进行了思考与探讨,提出从“飞地经济”“生态补偿”等角度完善土地发展权的配置机制。     

土地发展权重构下的土地整备模式研究——以广州市增城区为例

文章从土地发展权的视角出发,指出存量土地更新中"争地"背后的"争权"逻辑,提出一种针对存量用地更新的土地整备模式——在"规划集成"前提下,通过政府主导的土地重划机制,直接从土地产权的空间调整入手,平衡地方政府、土地权利人、社会资本方在土地增值收益与社会公共职责之间的利益博弈,保障更新过程中公益性项目、公共服务和市政设施落地。进而对以土地发展权为支撑的土地整备工作提出建议,以期使存量土地实现多元价值的共赢与分配公平。     

陕西安康城市边缘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演变与整合研究

本文以位于安康城市边缘区的农村居民点为研究对象,对其空间演化历程进行分析,得出在城市边缘区动态演变过程中,农村居民点空间存在成功转化为城市小区,演变成城中村,发展形成分化型村庄以及外部形态变化不大的村庄等四种演变路径。并针对边缘区农村居民点现状布局及产业发展特征,结合安康城市发展态势,从宏观区域和个体村庄两个层面提出整合对策和措施。     

基于边缘视域的山地滨水空间土地利用规划导引

山地滨水空间是山地滨水城市的重要发展空间和公共开放空间,具有典型的水陆结合部边缘性特征.文章针对当前山地滨水空间土地利用中出现的山地滨水生态敏感区被恣意占用、土地利用类型单一、土地超强度开发、山地滨水景观风貌受到破坏等现象,基于边缘视域的角度,在剖析山地滨水空间边缘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基于环境边缘区与建设边缘区内在生态关联的规划设计理念与方法,着重从土地利用形态、土地利用类型以及土地利用强度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与控制,并提出了基于"四线"管控的具体土地利用规划导引措施.     

土地发展权与国土空间规划:治理逻辑、政策工具与实践应用

土地发展权配置与流转是我国空间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国土空间规划是我国土地发展权配置与流转的重要载体与工具,其编制实施与土地发展权密切相关.回溯了土地发展权概念的起源与演进,并对其背后的纵向府际关系与横向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逻辑进行了分析.在体制场域产权实践中,土地发展权宏观管理的主要手段包括:主体功能区规划、指标管理、"三区三线";在社会场域产权实践中,土地发展权中微观管理的主要手段包括: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城市更新.针对多规并存阶段空间碎片化管理带来的效率损失与区域分配不均问题,从体制场域和社会场域两个层面分别提出国土空间规划在建立整体性空间治理框架过程中的策略建议:破解一统体制下的治理规模与有效治理困局,破解碎片化地方威权主义与反公地困局.     

空间基因

在形态类型相关研究基础上,从城市空间发展理论的视角,提出"空间基因"概念。空间基因是独特的、相对稳定的空间组合模式,它既是城市空间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长期互动契合与演化的产物,承载着不同地域特有的信息,形成城市特色的标识,又起着维护三者和谐关系的作用。通过空间基因识别提取、解析评价到传承导控的技术体系,可以避免采用统一的模式面对千差万别城市、不尊重历史和自然的设计弊端,强化规划设计的在地性,推动城市规划设计方法从空间形式创作到空间基因分析的方向性转变,为城市建设与自然保护、文化传承的共赢提供有效设计路径。文章还对空间基因库计划进行了展望。     

开放空间视角下城市绿地概念的现代演变

从历史角度看,城市规划领域的绿地与开放空间用地概念同源,二者的关系界定也曾引起城市规划专业内的争论,但在我国的城市规划体系发展过程中,随着绿地系统规划专业化发展,绿地概念的内涵逐渐缩窄,而开放空间概念较为泛化,绿地与开放空间用地的关系逐渐分离。2012年颁布的新版《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 50137-2011)》中绿地与广场用地合并形成“开放空间用地”的新举措是对二者关系的再界定。在这一背景下,绿地系统规划应该在以绿化要素为主要对象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开放空间系统的整体发展要求。     

外来务工人员就业空间的演变机理和核心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进入城市求职,占据并逐步改变了城市的空间生态和结构,同时,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就业空间也在发生持续性的演化。本文借鉴相关理论,构建了外来务工人员就业空间演变"双端双层"的诠释框架。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动阻结合"的空间"双重效应",剖析外来务工人员就业空间演变的内在机理;提出"劳动力要素+空间"和"资本要素+空间"的"双套循环"模型,解释外来务工人员就业空间演变的核心过程;进而推演出外来务工人员就业空间演变的"三大阶段"。     

发达地区存量建设用地减量化治理研究--一个新的空间治理分析框架

在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发达地区土地利用模式出现了从增量扩张向存量用地减量化的新趋势。作为一种新的空间治理,如何从理论上解析减量化的本质和运作逻辑,在实践上对减量化治理进展、特征和模式进行梳理是本研究的重点。研究借鉴法团主义和控制权理论,试图提出“法团主义一控制权一土地利益重构”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宏观治理结构与微观政府内部权威运作机制的研究,弥补传统空间治理研究中对政府内部权威关系与政府行为逻辑研究的不足,对减量化过程中多元主体的土地利益重构进行了剖析。选择上海市T区为实证案例,发现存在三种典型的减量化治理模式;减量化导致镇际发展差距扩大;远郊区的村集体和农民成为最大的“输家”。     

城市中心区混合用地概念辨析及空间演替——以南京新街口中心区为例

<正>专题二在数千年的中国城市规划建设实践中,形成了重视人文空间规划建设,强调城市的文化意义,追求文化意义同城市物质空间紧密融合的中国城市人文空间规划传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的要义不仅在于对空间的塑造,其背后尤重对生命意义的诠释,对城市精神的标树。离开中国文化,离开中国人的精神,离开中国城市人文空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将失去根基。当今新时代的城市规划建设强调"记得住乡愁",就要重新认识中国城市人文空间规划传统的价值,重视人文空间遗产的保护,与此同时,要结合时代需要,创造现代人文空间,光大中国     

分职业视角下南京市外来工就业空间分布研究——兼论其与城市就业空间的关联

以南京市主城区展开实证,基于"分职业"(商业服务业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业)视角,从"就业集聚分区"和"就业中心体系"两方面,探讨外来务工人员就业空间的分布特征,并进一步通过空间拟合解析其与城市就业空间的关联。结果显示:(1)商业服务业外来工就业集聚区大量集中于主城中南部核心区域,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外来工就业集聚区大量集中于主城北部边缘区域,二者叠加致使外来工就业总体呈现出明显的"核心放射+半环带"的空间分布格局。(2)商业服务业外来工呈单中心就业体系,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外来工无就业中心,两种职业人口共同集聚致使外来工总体呈现出一"主"一"次"、分具"单一"和"综合"特征的"双中心"结构。(3)商业服务业人员外来工就业集聚区呈现出较好的融合特性,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外来工就业集聚区则呈现出吸引和互斥的多重特征,致使外来工总体与城市就业空间呈现出融合与隔离并存的双重特性。(4)外来工分职业和城市分行业就业中心呈现出更多的相似性,商业服务业外来工就业与城市服务业还呈现出明显的分子力作用关系,但叠加之后,两者总体上呈现出了截然相异的空间体系,外来工就业在西北沿江地区形成了独立于城市就业结构的"非依附性质"的另类中心。     

弦支网架结构体系概念及特性研究

网架结构是较为常见的一种空间结构形式。在传统的预应力网架结构的基础上,引入张拉整体思想,形成建筑效果美观的弦支网架结构。按照网架结构的常用类别定义,给出弦支网架结构的分类形式。对比研究网架结构和弦支网架结构自身的基本特性,提出弦支抽空型网架结构的概念,并对其进行静动力性能分析。结合工程实例,介绍弦支抽空型网架结构的特点和应用情况。     

大跨空间结构在奥运场馆中的实践与发展

在近50年的奥运建筑发展历史中,大跨度空间结构技术一直处于核心地位。现代奥运工程中的各种大跨度空间结构根据结构类型和结构特点可分为薄壳结构、空间网络结构、索杆张力结构和杂交结构等几个类型,研究空间结构理论研究发展历程,总结了空间结构形式发展的特点。     

从宜兰厝看台湾地域空间建构的整合共生

回顾宜兰厝的意义,阐明整合共生理念的内涵,解析宜兰厝的两种共生模式,即自然物整合共生与风土整合共生,从而进一步探索台湾地域空间的整合共生特征,为我国内地建设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