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以人为本”中“人”的深刻意蕴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正确理解“以人为本”中“人”的深刻意蕴对于贯彻科学发展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科学发展观语境下的“人”是具体的人,而非抽象的人,是与“物”相对应的;“以人为本”中的“人”不同于“民本主义”中的“民”,不同于“人文主义”中的“人”;坚持“以人为本”不可陷入“人类中心主义主义”。     

方以智的“错综”思想探析

“错”原指左右相错,“综”原指上下颠倒。在方以智那里,“错”指相互过渡,“综”指相互统摄。他把“体用观”由“单向”推进到“双向”,体和用的双向过渡同时呈现;同时,把“体用论”在“物”的基础上开拓出“知”,“知”与“物”都在双向过渡中呈现。基于方以智对地球自转的描述,分析了方以智哲学中的“错综”思想。     

“气韵”与“生动”之关系义证谢赫“气韵生动”研究

通过深入考察,本文认为钱钟书等先生提倡的、以后凡成学界定论的谢赫“六法”中每一法前后两词可以等同的看法（如“气韵”即“生动”等）是站不住脚的。谢赫“六法”第一法“气韵生动”中“气韵”与“生动”的关系乃是谢赫之世人们热情讨论的“性”与“情”之关系,即“性其情”、“以性制情”,亦即“以‘气韵’制‘生动’”;“气韵生动”中,当以“生动”为主,“气韵”为从,“气韵”作“生动”的限定成分（或定语）,“气韵”是“生动”所希望达到的最终目标或最高境界。余“五法”仿此。     

解构论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增补"

解构论与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增补”关系。一方面,解构论通过解构“物质”和“实践”等概念实现了对唯物主义的“增补”,通过“延异”逻辑对辩证法进行了“增补”。另一方面,解构论“增补”了辩证唯物主义“间隔／变化”的逻辑形式,阐明了自身“延异”的“立场”是一种文字的“撒播”。     

儒家“诚”说解读

“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阐述“诚”与“道”、“仁”、“信”、“真”、“义”、“慎独”的关系 ,发掘、继承、提升儒家的“诚”说 ,以丰富社会主义道德思想体系。     

“唱”上位化的过程、机制及影响

先秦时期,“歌唱”义主要用“歌”表示,“唱”的本义为“领唱”,是一个下位词。战国末期,基于语用原则中的“不过量准则”,“唱”在特定的语境中产生了特殊隐涵义（ PCI）“歌唱”义。东汉至隋,“唱”的“歌唱”义由 PCI 向一般隐涵义（GCI）转化,而“歌”仍是｛歌唱｝概念域的主导词。初唐以后,“唱歌”义逐渐成为“唱”的固有义（ SM）和主导义,晚唐五代时,“唱”取代了“歌”的强势上位词地位。“唱”的上位化对｛歌唱｝概念域的词汇系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析老子之“德”

老子认为“道”是“德”之体,“德”是“道”之用,“道”以“反”为内容,所以“道”具体表现为“德”也是以“反”为内容。故而,老子认为人与自然之德为“节俭”,人与自我之德为“寡欲”,人与他人之德为“不争”,人与社会之德为“无为”。     

教育旨在至"善"

教育是“使人过善的生活”的一种活动,“善”是教育的最高目的。从苏格拉底关于“善”的哲学思考中,我们可以聆听到教育对“善”的引导和“善”在教育中的可能。现实教育的异化让我们意识到教育对“善”的需要。教育可能“善”,需要“善”,教育应该追求“善”。追求意味着实践,意味着教育需要行动,需要真正的回归日常生活的实践,才能实现“善”。     

“逻各斯(λoγo(ζ))”与“道”——超越狭隘的“二元对立”思维,重启“圆融感悟”之境

中国道家之“道”与古希腊的“逻各斯”,都对其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从思维方式上讲,“逻各斯”侧重“理知”“推理”,以求“明晰”的“定义”;“道”则侧重“否定”“知识”以“悟”“道”.当今弥漫社会各个领域的“理知至上”、科学主义是“主客二元对立”“线性”思维之产物,与“逻各斯”一脉相承.重启中国传统“和谐圆融”的“悟道”精神,与“逻各斯”思维互补,来浸润我们日益干瘪的“心性”,乃润泽人“自身和谐”,构建和谐社会之途径.     

普遍、表述和分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是”不是“本体”的论证

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出发,讨论亚里士多德关于“是”和“一”不是“本体”的论证过程。“本体”是“是”的首要意义,而“是”作为普遍事物,它不是“本体”。这个问题的讨论能够更清楚地显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中或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思想中的“是”和“本体”的关系。“是”不是“本体”的论证是理解亚里士多德“是”和“本体”关系的最关键环节,也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所要解决的最艰难和最困惑的问题。     

“和”的字源及涵义辨析

“和”源于饮食、音乐等感官的调和相应,具有感官之和、性情之和、政教之和、生命之和与天人之和等不同层次的涵义。“和”、“同”并论、“和”、“中”并论,但“和”不等于“同”,“和”也不等于“中”。“和”的思想在当代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析“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的正确解读——兼及《论语》利、仁、命、与四字使用状况

历代学者对“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句话有各种解读。经过对《论语》的详细分析和比对,认定句中的“与”肯定不是连词,而只是表示“认同”和“赞许”之义的动词。句中的“罕言”和“与”表达的是孔子的两种不同态度。句中的“罕言利”符合孔子态度,“罕言命与仁”则严重失实。由于孔子是认同“命”与“仁”的,则本句正确标点应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由于两“与”字同义,第二个“与”字在现代译文中也可作为连词“和”使用,因此,该句唯一合理的译文应是：“孔子很少谈论私利,赞许命运和仁德”。     

现代设计遐想

本文没有重复“设计”的一般概念,而是通过对“数字”、“空间”、“边缘体”、“形态的变化”……等几个方面的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略带“遐想”性的论述,提出了以下六个方面的“观点”,供从事现代设计者思考:世间万物,唯“变”永恒;“创造”是现代设计之“魂”;“分解”与“构成”是万物之“源”;灵感产生于“多向”的思维;传统需要不断“输血”;“发现”让世界更美好。     

皖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皖籍504位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小城镇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受到个体、家庭、工作、制度、社会参与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在通过卡方检验引入回归模型的20个因素中,“受教育程度”、“配偶就业情况”、“承包地状况”、“如不提供城镇户口留城意愿”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最为显著,“年龄”、“子女随迁情况”、“承包地状况”、“就业行业”影响次之,“婚姻状况”、“就业满意度”、“居住满意度”、“社会保险数量”、“社区参与”、“是否经常收看时事新闻”有低显著影响,而“家庭纯收入”、“平均月收入”、“享受的住房政策”、“宅基地或房产的处置方式”、“对上访维权态度”则没有对市民化产生显著影响。     

“人肉搜索”的道德哲学反思

从道德哲学视野,“人肉搜索”具有3方面的特征,一是“虚拟”与“现实”的交融,二是“自律”与“他律”的博弈,三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对“人肉搜索”加以道德哲学反思,将为网络伦理的构建与发展带来新的启示。     

陶行知“学生自治”思想解读与践行

解读了陶行知“学生自治”思想的内涵,分析了“学生自治”思想对师范院校实现培养目标的导向作用。践行“学生自治”,要坚持教师引领与学生“自动”相结合、集体教育和个体自治相结合;要构建“载体”,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要培养“干部”,提升“学生自治”的管理水平;要建立“机制”,保证“学生自治”落到实处。     

中外“企业家”对比研究(英文)

“Entrepreneur”这一单词在汉语中被翻译成“企业家”、“实业家”。在国内媒体报道中 ,也经常提到“企业家”、“实业家”等字眼。经过对“Entrepreneur”的深入剖析 ,并结合大陆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发现大陆的“企业家”、“实业家”与“Entrepreneur”的真正含义有一定的差距。     

孟子“仁政”观念及其当代意义

孟子“仁政”的核心是“亲民”,“亲民”不仅仅是情感上的,还体现在制度安排上。孟子之所以提出如此之“仁政”,是基于“义”的原则来变革当时的社会制度,以求使社会达到公正、有序。“仁政”的基础是“不忍人之心”,而“不忍人之心”是一种“本源情感”,正是本源情感的“不忍人之心”使孟子的“仁政”成为了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些,重新研究“仁政”具有当代意义。     

《庄子·秋水》“旋其面目”考辨

《庄子·秋水》篇中的“旋其面目”一语,“旋”当训“还”,系还返、回复之义;“面目”指与神情有关的面容。“旋其面目”,即是回复其面容。“面目”不表“脸”或“头”义,“旋其面目”不能解为“转过脸”或“转过头来”;河伯“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北海”即黄河所入之海,在黄河入海口之东;河伯“东面而视”,所视即为“北海”,也用不着“转过脸”或“转过头来”。     

意识形态的“和而不同”是解放思想的理性选择——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现实性与理性反思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基础以及党的性质、执政理念发生了深刻变化。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不仅加快了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多元化的步伐,也对社会整合、社会治理和民主政治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意识形态也须适应形势的变化和要求,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中国现在的社会“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意识形态”、“客观形式的意识形态”与“整体意识形态”的复合特性。而其鲜明的阶级立场和自我批判精神具有内在自我扬弃功能。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是“人的解放”的理论前提,而“人的解放”过程主要在于改变意识形态固有的保守性,对意识形态进行历史的扬弃。党的性质决定了“意识形态”的实践不能以“阶级性”（或“党派性”）遮蔽“意识形态”理论的“人民性”,而应是“阶级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在新时期,意识形态的“和而不同”是解放思想的理性选择。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要求。法治社会的意识形态应从“世俗性学说意识形态”向“国家意识形态”转化。唯此,意识形态的“和而不同”才有可能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