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济美小说与现代文学传统

施济美小说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文学新旧融合、雅俗互动语境的产物。其创作与现代文学的新文学传统、通俗文学传统和海派文学传统均有复杂关联,对于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主要表现在拒俗求雅、反抗绝望上;对于通俗文学传统的继承主要表现在感伤言情、道德救赎上;对于海派文学传统的继承主要表现在凸显末日意识和颓败意识、构建人性传奇上。     

论韩少功新世纪中短篇小说叙事的世界性因素

韩少功新世纪中短篇小说在文体探索与叙事革新上做出了种种努力。具体表现为：布满空白、结局不确定的开放式结构,将读者拉入小说创作及其意义生成过程中;充斥全篇的叙述自我指涉,将事件各种可能的结局并置,使小说承担起破解＂生活的丰富性与人生的多种可能性＂功能;以貌似轻佻油滑的叙述流,述说实则沉重严肃的故事,达到＂以轻写重＂的张力效果;非个性化的叙事人在多重身份间转换述说,使得小说避免了单一的宏大或私人叙事的陷阱。韩少功这些探寻小说形式可能性的努力,为小说文体的长足发展拓宽了道路,成为中国作家融入世界文学的重要表现。     

日本私小说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历史起源研究

日本的私小说产生于日本特定的社会背景,作为日本特有的小说样式,其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文章在阐述私小说及其特点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日本私小说的历史起源及文学体现,重点讨论了私小说的＂真实性＂。     

刘以鬯小说简论

刘以鬯的小说创作存在“娱乐自己”与“娱乐他人”二维价值取向,在进行“娱乐他人”的通俗创作时他仍坚守严肃文学的信念,实践着”娱乐自己”的文学主张。由于他的强烈的创新意识,他在文学现代意识的传达与文体实验方面成就斐然。     

《鸣凤记》与严嵩“奸臣”形象的形成及传播

中国古典通俗文学,尤其是小说、戏曲作品对于对立的“忠奸”双方人物的刻画往往存在着极端化的倾向,又由于它们在市民中的传播广度和深度,兼之大多数观众或读者对于通俗文学作品采取赞同性阅读的态度,使得那些被极端化的“忠臣”或“奸臣”文学形象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同,而且这种认同感往往难以颠覆。本文从当下史学界对严嵩“奸臣说”争论纷纭的现象入手,探讨通俗文学作品尤其明代传奇《鸣凤记》对于严嵩“奸臣”形象的塑造,及其对严嵩奸臣形象的传播所起的重要作用。     

《泥鳅》：知识分子立场与“农民工”他者叙事

《泥鳅》是新世纪以来反映农民工生活的一部长篇力作。论文认为,小说通过强与弱,恶与善的对比,体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精英文学的知识分子立场,它除了对社会不公现象的批判,更包含着对社会底层的同情与悲悯。在知识分子视野中,＂农民工＂成为了善良、弱小、被同情的＂他者＂。这部小说是主流文学积极介入农民工这一生活空间的标志。     

明清白话小说中乡绅的社会性格

"乡绅"作为中国传统社会重要的乡村自治力量,他们在社会各方面事务的作用,在很多文献资料中都得到了展现。明清白话小说作为通俗文学,以反映社会百态人生而擅长,中间不乏对乡绅的刻画描写。对小说当中有关乡绅描写的情节内容进行考察,通过总结乡绅阶层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事务当中体现出来的整体性格特点,可以从文学的侧面来反映乡绅阶层在明清时期的社会生存状况。     

试析金庸武侠小说的修辞技巧

金庸武侠小说最具文学意义的,便是在创作武侠小说这种消费性很强的通俗文学作品时,并不是抱着随意而为的创作态度,而是顺应时代的发展变化,时时注意将鲜活的创造精神灌注其中,从而最大限度地激活并拓宽武侠文学的思想艺术潜能。其对于中国古典小说修辞手法的熟练运用,包括用双关语人名及对古典诗词的引录和插叙,非常切合小说当时的情境,不但丰富了武侠小说的思想底蕴,极富哲理性和意味,而且境界深远、不落俗套。     

试论苏童小说的意象世界

意象是艺术想象的重要载体,苏童从我国传统文学中汲取养料,以其独特的语言才华和思维方式,结合自己的经历,将意象引入到小说创作当中,并营构了一系列意象群,创造了富有特色的意象化叙事,打破了启蒙主义创作语式的主宰,结束了文学为历史和现实寻求合法化叙述的方式,结束了文学和一个时代的＂共谋＂,让读者从＂现实的真实＂走向了＂精神的...     

简论新时期实验话剧的人性抒写

能够深刻表现人性的文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忽隐忽现,曲折隐晦。新时期以来,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推动下,在＂二度西潮＂的影响下,实验话剧和朦胧诗、实验小说等文学艺术一样,获得了人性展示的机会并不断将人性的探讨引向深入,抒写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     

同放的异彩——试比较赵树理和张爱玲在1943年的成名过程

赵树理和张爱玲在1943年几乎同时登上文坛,显示了“通俗文学”强大的生命力。从两人的写作策略、作品问世的过程和面对各界不同的反应所持的态度三个方面看,两人的成名过程有不少的相似之处。他们的出现使“通俗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融合。     

论明清道教神仙群体特征——由吕洞宾民间传说看道教神仙形象的演变

研究通俗文学与道教的关系,对于考察道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以及道教对影响中国社会的独特方式都有重大意义。在中国民间的诸多道教传说中以吕洞宾为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与他相关的传说在历代不断被改编为小说、话本、戏剧等,为老百姓们所喜闻乐见。在有关他的种种民间传说中,＂吕洞宾戏白牡丹＂的故事是流传最广、版本最多的一个。这不仅说明了这个故事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还反映出以吕洞宾为代表的神仙形象的改变背后所隐喻的道教神仙群体特征在世俗化进程中的演变。     

关于“通俗文学”的回答

本刊的《中国作家研究》栏目自开辟以来,得到了许多作家、评论家、教授的支持,受到了海内外读者的关注与好评。本期特请著名作家储福金先生就当前我国文坛上的热门话题之一的“通俗文学”撰文,阐发自己的真知灼见。在这之前,储福金先生已在《上海文学》发表了《关于中国形式的问答》,在《作家》上发表了《关于时尚审美需要的问答》,在《山花》上发表了《关于先锋意义的问答》。本文为这一系列中的一篇。对我们如何正确看待“通俗文学”的创作和“通俗文学作家”及其作品,颇有启迪,值得认真研读。     

卡夫卡、弗洛伊德还是马丁·布伯?——试析阿格农小说的现代主义转向

从1932年开始,阿格农陆续创作了具有鲜明现代主义色彩的小说《行为之书》系列,彻底改变了一贯的叙事风格.这种转变被冠之以“卡夫卡式”,被认为是受到卡夫卡或弗洛伊德影响的结果.阿格农小说的现代主义转向实际上是由内外两种原因促成的.内因是作家对早期创作风格的一种回归,外因是受马丁·布伯影响,开始关注犹太人的现代性体验这一严肃命题.犹太文化传统里的“现代性因素”以及作者自身的“毁灭性”经历也起到了促进作用.阿格农从犹太传统内部观察现代世界,用民族方式筑成了通向西方现代主义的道路,为犹太文学走向世界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古小说源流

小说,是一种以叙述故事、塑造人物形象为主的文学体裁,为文学的一大类别.以对人物、情节和环境的具体描绘来反映社会生活为其基本特征,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小说出现较晚,在诗歌和散文之后.古代所谓小说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内容以异闻、琐语、杂事为主的文言小说,另一种是演述史事以及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故事的白话小说.文言小说定型于六朝,白话小说盛行于宋代.小说作为独立文学类别,自有其源流.在文学发展史上,古小说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即古神话传说阶段、志怪与志人小说阶段、传奇小说阶段、话本小说阶段、章回小说阶段.简言之,古代神话和传说是小说的雏形和源     

大江健三郎文学中性与政治的冲撞

大江健三郎文学中的“性”是为其文学的“政治”服务的。“性”作为严肃的文学课题,与社会、政治、文化、战争等因素结合在一起,超越其自然属性,成为体现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迷离世界中的精神慰藉——论郁达夫的“狭邪”小说

分析了郁达夫创作狭邪小说的动机、目的及其小说中的性爱描写和主人公形象。认为郁达夫的狭邪小说不同于一般的情色小说,它是＂苦闷＂的＂落魄文人＂在迷离世界中追寻精神慰藉的结果。同时,郁达夫也是将狭邪小说作为宣扬个性、呼吁个性解放的有力武器,给它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他的狭邪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超越了＂狭邪＂。     

伍尔夫小说美学理论探析

弗吉尼亚·伍尔夫不仅是举世公认的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家,女性主义的先驱,更是出色的小说理论家。她阐述了大量的小说美学思想,同时也是西方现代小说美学思想的实践者。她给西方哲学、美学及艺术观念的再创造与再发展注入了新的理论与思想,其“诗化小说”、“非个人化”、“主观真实”等美学思想对西方文学产生深远影响,其挑战性的文学实验使现代主义小说跨人一个新时代。     

李渔楹联理论浅析

李渔作为清初＂一位出色的文学艺术家,又是一位当行的编辑出版家＂,素有东方莎士比亚之美誉。李渔除了创作戏曲、小说、诗、词、散文和撰著戏曲理论之外,还创作了200余副对联,在楹联领域的造诣也很深。     

民俗文化与“五四”平民文学

民俗文化为五四＂平民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艺术资源。在很大程度,正是民俗文化的平民精神、现代民俗学的平民色彩与＂五四＂新文学作家在文学创作精神上的遇合催生了＂平民文学＂。在实际创作中,＂五四＂新文学作家一反传统的贵族化书写姿态,在作品中大量摄入各种民俗事象,在浓重的民间氛围中表现他们对于社会人生的思考,同时从乡野歌谣等民间文学语言和形式中汲取艺术资源,为平民文学解决了＂写什么＂和＂怎么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