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团队智力资本、战略柔性与企业财务绩效互动关系研究——以珠三角制造企业为例

本文基于高层梯队理论,构建了高管团队智力资本、战略柔性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并以珠三角大中型制造企业为样本,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管团队智力资本对先动柔性和响应柔性均有正向影响;响应柔性对财务和非财务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先动柔性只对非财务绩效有显著影响;先动柔性对响应柔性有正向影响。此外,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高管团队智力资本对财务和非财务绩效均无直接影响,即战略柔性在高管团队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党组织治理、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3—2017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党组织治理能否影响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国企中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负相关,而党组织治理能够抑制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央企中党组织治理能够抑制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造成的负面影响,而地方国企中党组织治理不能发挥这种抑制作用;董事会党组织治理能够抑制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造成的负面影响,而监事会和管理层党组织治理不能发挥这种抑制作用。     

股权混合度对国企混改绩效的影响路径研究——基于机构投资者的调节效应

现阶段以竞争性国企为重点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断推进,而企业微观层面的股权混合度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国企混改绩效有待深入研究。以2013—2017年竞争性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样本,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股权混合度对国企混改绩效的影响路径。研究表明:股权混合度对国企混改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且董监高来源在股权混合度与国企混改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机构投资者在混改企业中发挥积极的监督效应,其整体持股比例不仅正向调节股权混合度及董监高来源与国企混改绩效的关系,而且正向调节"股权混合度→董监高来源→国企混改绩效"这一中介机制。结论深化了股权结构影响国企混改绩效的理论研究,对完善混改企业的治理结构设计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智力资本、研发投入与企业财务绩效——基于不同股权性质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13—201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以研发投入为中介,研究智力资本各维度对企业财务绩效的传导机制;并进一步探究在不同股权性质下二者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智力资本各维度与企业财务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研发投入在此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国有股权性质在此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制造业上市公司应重视智力资本管理,并发挥智力资本通过研发投入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推动作用。     

混合所有制企业大股东构成与企业绩效——基于企业规模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

多个异质大股东并存的股权构成对公司治理和绩效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是国有企业混合制改革过程中常常被忽视的深层次结构化问题。以2011年至2016年上市的国有竞争类公司为样本,整合前十大股东中的国有、外资、民营和自然人四类股东的持股比例,选择企业规模作为异质门槛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非国有大股东集中度和制衡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都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且从正到负地递减,结果显示:混改能促进改善大部分国企的绩效,但提升集中度和制衡度对于较大规模的国企绩效产生不利影响。研究结论为国企混改的顶层设计和分类指导提供了理论支持,丰富了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影响的相关研究。     

以内部控制抑制企业过度投资

本文选择沪深两市08-10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内部控制是否能抑制过度投资,进而提高投资效率,以及这种治理效应在国企和非国企中是否有差异。实证分析发现,在全样本中,内部控制对过度投资的治理效应不是很显著,但在分细检验时发现,内部控制对国企过度投资的治理效应更显著。研究结论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加强内部控制建设是提高投资效率的重要途径。     

内部控制、创业资源与企业启动阶段财务绩效

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2008-2017年上市企业为样本,对内部控制、创业资源与企业启动阶段财务绩效三者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并深入分析了内部控制对创业资源与企业启动阶段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创业资源与企业启动阶段财务绩效呈正相关,内部控制与企业启动阶段财务绩效呈正相关,内部控制能够显著增强创业资源对企业启动阶段财务绩效的影响作用。     

股权激励、内部控制与长期并购绩效

企业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并购是关键之举,而管理层是并购活动的执行主体,从管理层角度探究影响长期并购绩效的因素尤为重要。文章以制造业上市公司2013—2017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对管理层股权激励、内部控制和长期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对长期并购绩效存在复杂区间效应,呈倒U型,这种区间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而国有企业中则不显著;内部控制和长期并购绩效负相关,这种关系在非国企中不存在,在国企中较明显,可见并购时期内部控制对长期并购绩效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内部控制在股权激励和长期并购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被证实。基于以上研究结果,从内部控制、股权激励等角度提出相关建议,通过激励机制和控制机制的结合,实现企业的稳步发展。     

高管团队断层线、激励机制与企业社会绩效

高管团队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参与者,其内部成员的构成对企业社会绩效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基于高层梯队理论、断裂带激活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以2016—2018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国企与民企100强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任务型断层、关系型断层与企业社会绩效的关系,以及薪酬、股权激励对高管团队断层线与企业社会绩效的调节效应。层级多元回归分析表明:高管在性别、年龄上的关系断层线与企业社会绩效是正相关关系,高管股权激励能够强化高管关系型断层对企业社会绩效的影响,高管薪酬激励会弱化高管关系型断层对企业社会绩效的影响。     

智力资本、知识管理与企业创新绩效——以建筑施工企业为例

智力资本与企业创新绩效及知识管理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问题,鲜有学者以建筑施工企业为研究对象,且将知识管理作为中介变量研究智力资本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文章以我国知识经济转型时代环境为背景,以知识管理为中介变量,构建"智力资本-知识管理-企业创新绩效"概念模型,利用SPSS 21.0及AMOS 22.0对172家建筑施工企业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检验建筑施工企业智力资本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智力资本三大维度(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既直接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同时也通过知识管理间接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知识管理具有部分中介效应。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对提高建筑施工企业创新绩效提出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