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存量土地二次开发模式路径比较与选择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土地二次开发已成为解决土地供应短缺的主要手段。理顺产权关系和合理分配土地增值收益是盘活存量土地的关键。研究以深圳市为例,通过对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制度设计的对比分析,发现如单纯依靠市场运作或单独由政府主导的土地二次开发模式都会陷入市场失灵或政府治理失效的困境。基于此,研究提出了城市更新与土地整备共生共赢、优化存量用地二次开发模式的建议。     

博弈的设计:面向土地发展权共享的空间治理

面对空间资源趋向匮乏、产权交易日益频繁的现实情景,土地再开发的制度设计成为新一轮"存量规划"的核心工具。目前,我国的土地发展权存在城乡分割、垄断竞争、公民权利边缘化的问题。土地交易的"市场经济"对应土地分配的"计划经济",导致空间开发陷入既得利益积累的无限循环。针对发展权垄断造成的空间蔓延,政府应设立城市增长边界,剥离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的职能,强化价值规律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同时,进一步明确公共利益的法律定义,加快公众参与的立法赋权。最终,通过土地发展权的共享,实现空间权利的"社会共治"。     

深圳城市更新与土地整备的联动:案例实践与政策反思

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是目前深圳发展较为成熟、应用较为广泛的两种存量土地再开发路径。文章通过对深圳城市更新与土地整备政策的比较研究,结合3类案例实践,从联动目标、原则、策略和要点等方面对二者的联动机制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不同土地再开发路径的联动需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原则,并根据区域土地再开发导向和各个项目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实施联动,以及选择何种联动类型;在实施联动时,需注意联动情形、联动条件、项目类型及联动优惠等要点;此外,城市更新与土地整备联动机制的广泛运用还有赖于从顶层设计层面对不同存量土地再开发政策体系进行调整和衔接。     

土地发展权与国土空间规划:治理逻辑、政策工具与实践应用

土地发展权配置与流转是我国空间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国土空间规划是我国土地发展权配置与流转的重要载体与工具,其编制实施与土地发展权密切相关.回溯了土地发展权概念的起源与演进,并对其背后的纵向府际关系与横向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逻辑进行了分析.在体制场域产权实践中,土地发展权宏观管理的主要手段包括:主体功能区规划、指标管理、"三区三线";在社会场域产权实践中,土地发展权中微观管理的主要手段包括: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城市更新.针对多规并存阶段空间碎片化管理带来的效率损失与区域分配不均问题,从体制场域和社会场域两个层面分别提出国土空间规划在建立整体性空间治理框架过程中的策略建议:破解一统体制下的治理规模与有效治理困局,破解碎片化地方威权主义与反公地困局.     

土地整备视角下存量地区详细规划模式研究——基于广东省的城市实践分析

盘活利用存量低效建设用地将成为国土空间开发利用常态,但目前详细规划编制管控与土地管理仍相互脱节,需进一步发挥详细规划引导土地整备的法定化工具性作用。研究认为：面对国有、集体与增量、存量土地“双二元”混合空间,传统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与管控缺乏土地整备考虑,导致规划实施困难;广东已开始探索注重多主体协商、关注空间权益配置、面向高效实施落地的详细规划编制与管控模式;从“赋值、显值”角度明确规划和整备的作用,建立“单元—地块”的分层编制模式,以“权益基底、价值重构、高效实施”为接口,将土地整备策略与路径有机融入详细规划。     

土地发展权转移与交易的中国地方试验——背景、模式、挑战与突破

在中国,土地发展权转移(TDR)在近10多年来的土地利用实践中发展到了相当大的规模。但与美国等土地私有制国家相比,中国的TDR不是建立在个人对土地发展权的市场交易机制之上,而是地方政府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为突破土地指标管理模式对工业化、城市化中建设用地供应约束而采取的应对性方案;从操作模式上看,与西方土地发展权转移中主要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补偿不同,中国各个地区的土地发展权转移本质上还是在行政区域内由地方政府主导进行的,虽然从推进速度上比较高效,但也可能带来收入分配乃至社会和谐方面的一系列后果。     

我国土地发展权与规划控制的关系初探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的背景下，探讨我国土地发展权及其赋予程序。首先，介绍英美等国的相关制度和运作方式，并简要综述国内学界的研究观点。然后，基于我国的土地制度和空间治理改革进程，从公法和私法视角阐释土地发展权的界定，以及从法定主体和程序视角阐释城镇国有建设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的发展权授予。最后，探讨土地发展权赋予的规划控制机制，从“国土空间规划与国土空间开发和保护”“土地发展权赋予与‘规划条件’和‘规划许可’”，以及“土地发展权行使与‘规划管制’”这3个层面展开阐述；提出“国土空间规划赋予地方政府空间开发权利和保护责任，地方政府实施空间开发，使空间资源具有土地资产属性，进而通过出让等程序将土地发展权赋予相关权利人”的认知逻辑。     

基于农地发展权的土地征收补偿分配探讨

现有土地征收未考虑农地发展权价值,农民利益受损,导致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对缓解土地征收过程的矛盾和冲突具有重要意义。根据"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以3个利益相关者在农地发展权实现过程中所占投资比例为标准,以农地发展权定价模型为依据,参照生态服务价值理论,以近期城市扩展区域土地征用数据为基础,采用实证分析方法,提出了农地征收增值收益在农民、农村集体和政府之间相对合理的分配比例,以使三者之间利益分配更加均衡。建议国家认可土地发展权,并确定其权属,进一步均衡土地增值收益在国家、集体及个人之间的分配。     

土地发展权视角下纽约公共空间规划管控研究

借助土地发展权的理论视角,揭示纽约区划对公共空间的管控逻辑、手段,为国内公共空间规划管控提供借鉴。通过搜集纽约区划决议中关于高线公园规划管控的文件,梳理公共空间的管控逻辑、管控要求及手段。发现区划决议从土地发展权分配、土地发展权转移、土地发展权奖励三方面实现了公共空间的规划管控。结合国内目前的土地产权制度与规划改革、控规对公共空间管控方式与实施管理,从土地使用权益赋权、公共空间管控要求、发展权修正补偿手段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整村统筹土地整备中规划土地政策互动——基于深圳的研究

整村统筹土地整备是深圳目前正在探索的一种土地二次开发模式,其目的是在"整村统筹"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全面解决土地历史遗留问题、推动社区综合发展。本文从深圳整村统筹土地整备中规划土地政策互动的现实需求出发,深入分析了现有专项规划编制和实施方案编制的内容和特点,聚焦土地整备实践中利益平衡的关键内容即社区留用土地的面积、用途及开发强度等方面,探讨了如何在专项规划编制和实施方案编制中实现规划土地政策的互动,从而促进有效实现土地整备的利益平衡目标。深圳在整村统筹土地整备规划土地政策互动方面的探索实践实际提供了在城乡统筹背景下如何通过规划和土地政策的协同来解决问题的一种路径,这种路径的探索将为城市地区解决农村城市化的后遗症带来全新的理念思潮和技术方案。     

多维目标导向下的深圳更新实践

<正>深圳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城市，在城市发展和更新方面展现出与其他城市不一样的特征。深圳通过政府主导的方式，在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通过政府先行、制定政策法规文件和操作指引等方式，引导整个城市更新活动，并确保其规范合理进行。深圳还提出了面向存量城市更新的规划体系，改良和嵌套过去以增量空间为主的规划体系。     

我国征地补偿出让价差成因分析——基于土地产权价值分配的角度

农用地是我国农民实现就业和养老保障的一种基础性生产资料.在房地产开发中,农用地被政府通过征收手段实现所有权流转后,正确定性、定量分析农用地的产权价值性质及价值量,是正确制定农用地征收补偿标准的前提.着重从农用地产权价值的角度出发,分析农用地土地发展权的价值量,得出对土地发展权价值的分配是农村土地征收补偿与出让价之间产生巨大溢价原因的结论.通过对土地征收成本的分析提出了土地发展权价值的分配建议.     

论"增减挂钩"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扩展适用——以土地发展权转移的视角

在存量时代建设用地资源日益紧缺的形势下,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成为优化城乡土地资源配置、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抓手.从发展权视角切入,提出增减挂钩本质上是对"农转用"计划管理下土地发展权制度的补充;其空间运行机制取决于对城乡地租势差以及复垦与建新的边际成本和收益的考量;通过扩展政策实施范围、放松规划管制、引入市场机制,地方层面的创新实践提升了政策效能,实现了制度改进.在解析增减挂钩的政策内涵、阐释其运行的空间机制的基础上,从区域、城市、乡村三个层次提出了增减挂钩政策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扩展适用策略,以及对后续工作的启示.     

整村统筹土地整备与规划实施机制——以深圳沙湖社区为例

正整村统筹土地整备是以行政村或自然村为空间单元,以规划实施为目的,以经济测算为基础,综合运用规划、土地、产权及相关政策,优化整合城市空间,一揽子解决土地历史遗留问题,实现片区土地开发和规划实施联动的一种土地二次开发模式。整村统筹土地整备是深圳市坪山新区(1)探索半城市化地区存量土地     

重构城市更新利益博弈机制——一个土地发展权“产权差”的新视角

因土地发展权配置而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是城市更新中政府、社会、市场多主体复杂利益博弈的核心。土地发展权配置存在着法律上的“名义赋予”和现实中的“实际行使”两大过程,且“名义与实际”之间普遍存在差异。本文将土地发展权的“名与实之差”定义为“产权差”,以控制权为理论视角,提出了影响土地发展权配置的三大控制权——政策制定权、博弈表决权和监督审批权,并以深圳湖贝片区更新改造为例,详细论述了多元主体利用三大控制权对土地发展权产权差进行争夺博弈的过程。从中发现,土地发展权的产权差争夺是城市更新利益博弈的关键,产权差大小伴随着控制权的强弱行使呈现出“抑制—释放—扩增—弥合”的演变特征,可以用来表征利益博弈的复杂激烈程度。产权差博弈为城市更新中的政策优化和空间治理能力提升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TOD战略下的综合开发土地整备实践——以上海、深圳和东莞为例

土地整备工作是TOD综合开发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基础,然而,国内大部分城市都缺乏相关具体工作的实践经验。本文结合上海、深圳和东莞的探索实践,将轨道交通沿线土地开发分为增量开发和存量开发两种类型:在增量开发类型中,关注未批让土地一级使用权的取得以及车辆段(停车场)的复合利用;在存量开发类型中,对已批未建用地的协议调整和轨道沿线的更新改造进行研究和总结。文章为其他需要开展综合开发的城市进行土地整备工作提供了可参考的实施路径选择。     

土地发展权视角下的土地征用政策分析——兼论厦门“金包银”政策

现行的土地征用政策虽然降低了城市建设的直接成本,却产生了严重的社会成本和空间成本.针对当前摆脱土地征用困境的几种主要途径,土地发展权被压抑是造成土地征用困境的制度性根源.土地征用政策变迁的过程,是农地土地发展权不断显化的过程.为应对快速城市化发展的需要,厦门市在"金包银"工程运作模式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创新,评估该政策绩效,总结"金包银"政策的启示,建立农地土地发展权的制度化,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转型期我国土地发展权特征与城市规划制度困境

从产权的角度看,土地发展权是城市规划这一公共政策直接针对的目标,土地发展权状况与城市规划制度有着紧密的关系。转型期我国的土地发展权的特点是:土地发展的处分权为国家所有,国家还拥有强大的征购权;而土地发展的收益权则大量的位于巴泽尔所言的产权的"公共领域"。城市规划界定土地发展权基于两个目标:首先,城市规划是统治者最大化土地垄断租金的制度工具;其次,城市规划提供一种有效的产权制度以最大化统治者的税收。上述两个目标往往是不一致的,而我国土地发展权的状况,加剧了这种矛盾,使得城市规划面临一种制度困境。     

土地发展权在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配置探讨——基于雅安的研究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土地发展权制度,但以土地用途管制为重点的空间规划体系事实上实现土地发展权的逐级配置。探讨了在现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及相关规范要求下,土地发展权在地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是如何逐步完成其配置过程,并以雅安市为例进行分析探讨。在总体规划层面的配置过程中,经过基于自然发展条件、空间承载能力和空间保护任务形成土地发展权的“一次配置”。“二次配置”则更多体现了规划编制主体的愿景与诉求,从区域发展关系、土地的利用效率,以及既往产业与城市的发展动力等角度出发,最终实现土地发展权的初始配置。针对目前这一配置机制进行了思考与探讨,提出从“飞地经济”“生态补偿”等角度完善土地发展权的配置机制。     

深圳土地整备制度设计的内在逻辑解析——基于农村集体土地非农化进程的历史视角

深圳土地整备是由政府主导的土地再开发的重要模式之一,其目的是实施规划并解决原农村土地的历史遗留问题。本文通过回顾我国农村工业化发展过程并分析深圳原农村集体土地非农化的特点,说明深圳原农村土地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民与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利益分配上的矛盾,指出解决这些问题应该遵循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原则。深圳土地整备制度的内在逻辑就是利益共享机制的设计,使土地整备后的土地增值收益和整备成本在政府、社区、村民三者之间进行公平合理地分配和分担,并在过程中充分发挥原农村集体社区组织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