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级化与网络化:长三角经济地理变迁趋势研究

当前新经济发展的背景下,长三角地区正在经历经济地理的变迁。借鉴全球城市理论与网络城市理论,基于工商总局的企业大数据以及人口统计资料,运用价值区段、关联网络、人口流动的分层城镇化等分析方法,从等级化与网络化两个维度,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地理变迁的发展趋势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其功能等级与关联网络、人口规模与流动网络的演变特征,进而探索长三角巨型城市地区多中心、网络化的主要特征与城市体系再集聚与再分散的未来趋势。并提出有的城市随着新经济的发展而崛起,有的城市在被边缘化,城市的起落关键是要融入区域关联网络。     

高铁对区域可达性与空间联系格局的影响——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区域,基于城际高铁通行时长、班次数据、人口流动数据,利用平均旅行时长、社会网络分析研究高铁对区域可达性和空间联系格局演变的影响,发现：(1)高铁推动各大中小城市均衡地接入长三角高铁网络,区域可达性整体水平提升了50%,但过长的途外附属时间使得未开通高铁的城市、中小城市在区域可达性格局中处于劣势。(2)高铁推动了长三角空间联系格局的非均衡演变,在中心辐射型高铁网络的带动下,人口趋于向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中心城市流动,与周边地区形成同城化的核心边缘模式,而未开通高铁的城市与外围城市在空间联系格局中面临着要素流失的困境。(3)总结了高铁影响区域发展的作用路径,为推动长三角高质量和区域一体化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系统耦合协调空间格局发展与联系

深刻把握城市数字化系统内部耦合协调机制，是数字中国战略下激发长三角城市群数字活力、提升数字经济竞争力的核心问题。文章以长三角2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及引力模型，对城市数字化建设和数字经济耦合协调空间状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长三角区域数字化系统耦合协调度呈现“一超多强”、阶梯式发展，以上海市为中心带动周边地区辐射状发展；上海、苏州、杭州、宁波地区耦合协调度较高，表明系统结构发展平衡有序，而安徽省内城市发展存在落差，相比其他城市差距较大；长三角地区空间集聚特征较明显，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局部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城市群之间已形成良好的闭合网络结构，且无锡和苏州空间城市联系引力最强。     

长三角区域创新与一体化发展关联性研究——演进格局与发展导向探讨

在辨析区域创新与区域一体化发展关系的基础上,利用长三角区域41个城市在2009—2018年的属性数据与关联数据,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以测度长三角各市的创新能力与一体化发展水平;并基于耦合协调模型探讨长三角区域创新和一体化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演进特征。总括而言,研究时段内长三角的一体化发展趋势较好,但各市创新能力仍偏低,致使区域内创新和一体化耦合协调程度相对较低;空间格局演化方面,长三角各市创新能力和一体化参与度的耦合度变化较大,而耦合协调状态呈现出长三角核心地区较高、安徽省边缘城市较低的状态,总体上是在核心城市上海和各中心城市引领下向着区域协调均衡的格局演进。在此基础上,提出创新投入合理配置、创新产出高效共享、创新环境协同优化等建议,以期对长三角区域创新和一体化协调发展有所启示。     

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组织特征与规划取向探讨——基于企业联系的实证研究

在“流动空间”及“全球城市区域”等理论概念的指引下,运用城市网络研究方法,对长三角各县市单元以企业分支机构空间数据为支撑的网络联系进行定量分析,从而获得对长三角城市群内部空间组织特征与演变趋势的认知.研究表明,自2001年以来,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组织关系呈现出不断强化的网络化特征.在演变进程中,上海在长三角城市群中的核心地位得到了巩固,网络能力不断提升;以上海为中心的跨省域近域都市圈也已形成且不断发育;而南京、杭州作为省会城市在其各自省域范围内的中心功能和核心功能腹地亦很显见.在省会以下层面的地级城市则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专业化节点的功能特征,其本级城市和直接腹地空间则受到了多个强中心的辐射而同时融入了不同都市圈;总体而言,在市场经济的自组织作用力下,长三角区域空间的网络化格局日趋显著.文章最后基于实证研究的结论,对我国城市群发展规划的要义、趋势和取向做若干探讨.     

长三角地区日常人口流动空间变动格局及其网络结构特征分析

本文利用百度地图人口迁徙大数据,采取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2019年和2020年同时段长三角地区城际人口流动网络结构特征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第一,2020年初,长三角地区整体人口流动强度相较于2019年同时段有所下降,经济发达城市和旅游热门城市人口流动强度下降较多;流动人口网络结构稳定,区域人口流动已经逐步恢复。第二,2020年这一时段,长三角地区人口流动强度呈现出“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浙江省和江苏省的人口流动强度分布呈现单极化趋势,安徽省呈现多极化分布态势。第三,2020年前后,由苏州、杭州、上海等城市构成的节点位于人口流动网络的顶端,通过邻域渗透和等级辐射塑造出具有等级化和邻近性的城际人口流动网络;网络结构随时序的变化不大,人口流动强度和网络密度呈周期波动变化,周一和周末较高,其他时段较低。第四,各城市点度中心性的差距显著,此外,人口流动网络可分为八个子群,各子群的形成主要依赖于地理上的邻近性。     

街道网络结构与土地利用布局对人流分布的影响

为揭示街区尺度人流空间分布的形 成机制,本研究以天津市具有不同空间特征 的滨江道和华苑区域为例,分析街道网络结 构和土地利用布局对人流分布的影响。研究 发现,街道结构和土地利用分布均是影响人 流分布的重要因素,通过回归分析可知,总体 来看,行人倾向于选择可达性高、土地开发 强度大的街道,但在两个区域不同的空间环 境下,影响人流分布的具体街道结构和土地 利用分布要素不同。在位于城市中心、方格 式路网、拥有城市级商业街的滨江道区域, 商业街以及在大尺度具有较高可达性和通 过性的道路对人流的吸引力较大;在位于城 市边缘、树状路网、作为大型居住区的华苑 区域,连接各小区的、在中小尺度具有较高 通过性的道路更易吸引人流,而小区内部道 路由于功能单一或视野受限,吸引的人流有 限。因此,在分析影响街区尺度人流分布的空间要素时,不仅应关注局部土地利用布局的影响,还应关注区域街道网络结构的作用,针对 不同区域因地制宜地分析影响人流分布的具体街道网络结构和土地利用布局要素。     

创新一体化进程中的长三角城市网络演化——基于技术转移的视角

创新是区域和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城市创新网络研究成为当前热点。从技术知识应用的新视角,利用专利转让数据,以长三角4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研究2014—2019年区域技术转移创新网络的空间特征及演化规律,结果表明：直辖市、省会城市、经济强市在网络中地位显著并引领网络的发育;上海与省会城市、沪宁线城市、沪杭线城市之间的关联构成了网络空间结构的核心骨架;分析网络方向特征发现上海在长三角扮演着区域技术策源地职能,苏州承担区域技术应用市场职能;对比技术转移与企业关联两个网络,发现大部分城市经济职能与创新职能的预期相匹配,少部分城市由于经济结构、创新政策等原因,两种职能出现明显偏差。证实了上海“十四五”规划纲要中科技创新目标的科学合理性,并对长三角区域创新协调发展相关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长三角城市群人口老龄化时空变化分析

人口老龄化是城市发展和城市管理考虑的重要因素。长三角城市群是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地区。根据第五次、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变化情况。研究表明,老年人口数量在长三角地区呈现北高南低的分布特点。沿沪宁、沪杭甬发展轴,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呈逆核心边缘结构。人口老龄化水平区域差异的直接原因是人口迁移和老年人口的自然增长。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城市规划、社会保障和文化等是重要影响因素。     

大都市圈城市创新网络及其发展特征初探

从城市网络的视角讨论创新和大都市圈发展的内在联系,基于逻辑推演提出大都市圈城市创新网络的基本概念,并从理论上分析了其"多尺度"的空间尺度特征、"多中心"的空间形态特征以及城市节点与城市创新网络整体的关系特征。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长三角大都市圈为例,初步从实证角度验证了大都市圈城市创新网络的三大发展特征。长三角大都市圈城市创新网络存在于区域、国家和全球三个尺度,并且空间尺度越大,城市创新网络的功能多中心程度越低。上海在长三角大都市圈内承担的创新枢纽功能主要体现在国家和全球尺度上,区域尺度的枢纽功能则被其他次中心城市所分解。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空间游憩服务的供需 特征及格局分析

生态空间不仅是保护区域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屏 障,也兼具重要的游憩服务功能,若孤立处理2种功能的关 系,必然会导致过度开发或被动保护。揭示区域生态空间游 憩服务的供需匹配特征及空间格局,对优化区域生态空间游 憩服务的总体布局,推动生态空间合理利用具有重要作用。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生态空间游憩服务的总体格 局、省级层次供需特征、市县级层次供需关系3个层次,对区 域生态空间游憩服务的供需平衡状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 长三角城市群人均生态空间资源较高,但生态空间游憩服务 的供需错位现象突出。不同出行半径范围内生态空间游憩服 务显现出较为明显的供需失配现象,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南 北分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仅依赖优化区域交通网络扩大 生态空间服务半径,北部城市的供需失衡现象会更加恶化。 长三角城市群各市县应采取差异化策略,加强生态游憩服务 跨区域供需协同网络：南部生态资源富足区应延展其游憩服 务辐射范围,填补供应空白;城市近郊区应关注连续性游憩 廊道建设,整体提升供应水平;北部连片供给失衡区则应进 一步挖掘农林复合空间的生态游憩潜力。     

城市网络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城市网络研究是近年来区域城市体系研究的热点领域,以流动空间理论为基础,通过引入关系数据,对城市之间的网络关系进行研究.回顾了城市网络研究的理论发展历程,明确“中心流理论”作为一种新的“元地理”是传统“中心地理论”的补充.梳理了网络关联度、网络腹地、网络结构和网络层次的研究方法和内容.然后,以长三角城市群作为示例,探讨城市网络研究在区域城市体系规划中的实践应用.     

信息流视角下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组织辨析及其规划启示——基于百度指数的城市网络辨析

通过统计长三角江浙沪皖26城市彼此间互联网用户对其他城市搜索的"百度指数",模拟测度城市间以民众关注度为主的信息流强度.基于此构建"长三角"地区的城市网络模型,结合企业组织视角的城市网络对比分析其结构特征,并在分析结果的基础上,解析和探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 (2016--2020)》中"一核五圈"的空间格局,得出以下规划启示:首先,相比企业组织的城市网络,信息流视角下的城市网络结构与城市行政等级结构的关联性更低;其次,城市群的外部范围、内部组织等虽有清晰的界限划定,其各城市的实际功能联系却是紧密交织并不断拓展的,将逐渐演化为动态、开放的网络体系;再次,"长三角城市群"规划范围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存在,需针对不同外围后发城市提供相应对策支持,加强其与核心城市的互动联系,从而进一步提升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研究提出,随着网络大数据的广泛应用,基于信息流的城市网络研究将更加全面和准确,可为宏观层面的城市区域规划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引导城市与城市群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做规划、谋发展.     

长三角城市群近代工业化进程研究

探索了近代长三角城市群工业化进程中内部空间组织特征、演变趋势和发展模式。在研究方法上以近代工业遗产建筑元素传播为视角,通过文化因素分析法对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进行解构,研究该元素出现的来龙去脉以及在长三角地区不同城市工业建筑中的演变过程,以辅助证明长三角城市群近代工业发展模式。经分析得出,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的发展形成了以上海、南京为核心城市,无锡、南通、宁波等为二级城市,嘉兴、常州等为三级城市的逐级辐射圈。各城市原有基础、开埠的外力入侵、交通网络以及建造者是区域发展的主要动力因素。     

区域交通走廊规划实证研究——以芜湖市为例

芜湖市交通走廊的主导交通运输方式在近代以水运为主,在近期以公路为主;客货运输的主要流向是长三角方向.据预测,芜湖市交通走廊将成为区域性交通中心,与长三角的联系是未来建设的重点,公路交通走廊优势将越来越明显.芜湖市区域性交通走廊规划形成以芜湖市为中心的五大交通走廊;芜湖市内交通走廊规划构建由四条交通走廊形成的伞形交通格局.     

1980年代以来长三角区域发展研究

从人口、产业、用地三个角度入手,以1980年代以来的统计数据和遥感卫片解译为技术方法,分析长三角区域的发展态势,揭示其演替规律.意在理清其发展历史,有利于新的宏观发展环境中制定积极的区域空间调整优化策略,构建和区域一体的空间发展框架,来顺应区域发展趋势,提升整体竞争力.     

十二五期间上海与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思考

首先,简述了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发展模式、发展阶段和发展特征.其次,介绍了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并分析了区域协调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在总结上海与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经验的基础上,详细阐释了上海在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中的总体方向.     

珠三角区域创新空间格局优化策略研究

珠三角地区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创新发展格局中已经占有一席之地,该地区集聚了大量创新资源,但作为发展核 心的广州、深圳对区域创新发展的辐射带动不强。通过创新资源现状布局、企业联系、专利联系等数据分析梳理珠三 角区域创新联系,得出区域创新网络效能不足等问题已严重制约珠三角区域创新整体发展水平提升。在研究全球创新 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将珠三角作为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考虑,顺应区域创新发展趋势,提出强化区域创新廊道,缩减 不同等级创新节点知识势能差,提升服务水平和建设品质等发展策略,希望引导珠三角创新资源的自由流动,推动珠 三角区域创新空间格局的完善。     

Spatial pattern of population mobility among cities in China: Case study of the National Day plus Mid-Autumn Festival based on Tencent migration data

Population migration, social check-in, vehicle navigation, and other spatial behavior big data have become vital carriers characterizing users' spatial behavior. “Tencent Migration” big data can real-timely, dynamically, completely and systematically record population flow routs using LBS device. Through gathering residents daily mobility among 299 cities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National Day–Mid-Autumn Festival” (NDMAF) vacation (from September 30 to October 8) in 2017 in “Tencent Migration” and defining three periods with “travel period, journey period, return period”, this paper is designed to analyze and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patterns of daily flow mobility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pulation daily mobility distribution levels, flow distribution layers network aggregation, spatial patter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plex structure of the flow network. Results show that “Tencent migration” big data clearly discovers the temporal-spatial pattern of population mobility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NDMAF. The net inflow of population showed a diamond shaped with cross frame support in each period, the four nodes of the diamond contain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and Xi'an. Main mobility assembling centers are distributed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of Beijing-Tianjin-Hebei, Yangtze River Delta, Pearl River Delta and Chengdu-Chongqing, and those centers have strong coherence with those urban hierarchies. Most cities are in a state of “relative equilibrium” in the population flow, and clear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nd level distinction can be identified. Spatial patterns of population mobility present obvious core-periphery structures. The Dali-Hegang line exhibits a significant network of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boundary divisions. In this contex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network could be summarized as “dense in the East and sparse in the West”, and the core linkages of urban network could be characterized as “parallel in the East and series in the West”. The whole network exhibits a typical “small world” network characteristic, which shows that China's urban population flow network has high connectivity and accessibility during the period of NDMAF. The network has a distinct “community” structure in the local area, including 2 national communities, 2 regional communities and 3 local-level co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