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导向与依法行政

讨论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导向与依法行政的关系。宏观层面的、战略性阶段的规划,要突出政策性,清晰表述具体的政策目标和要求;实施性的规划,其主要属性应是“地方性法规”或“公共契约”。另一方面,城市规划施行与公共行政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在城市规划的行政管理层面,要使既定的公共政策“制度化”,从而为“依法行政”提供前提条件。     

补缺or博弈——关于城市规划管理机制中有关听证程序的思考

在我国正在发生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规划作为一项城市管理决策活动和一项公共政策,常常涉及包括公众在内的不同利益方。随着近年来民主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和城市规划审批程序的完善,公众对城市规划的关注和参与意识日益增强,规划管理工作涉及的各方相互冲突的利益主体需要一个表达利益和意愿的途径和方式,由此,作为规划许可法定程序的听证程序应运而生。     

基于公共政策的城市规划价值观

城市规划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已经成为共识,运用公共政策理论来分析政府、市场、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和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从理论与实践角度阐述城市规划的价值观,针对当前城市规划实践中存在的误区进行深入分析,提出转变规划观念,重塑规划价值观的思路.     

公共利益共识的形成——澳门新城区总体规划公众咨询引发的思考

城市规划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其目标导向在于实现公共利益。但在规划制定过程中,由于公共利益范畴的不确定性,随时间、地点可变性,以及权利主体多元性等特点,究竟由谁来主张公共利益,尤其当不同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公共利益的共识又是如何形成的?针对以上问题,城市规划界急需讨论并争取共识。文章以澳门新城区规划制定中澳门外港码头搬迁为案例,详细描述了在澳门行政区治理结构下,公共利益共识的形成过程,思考了各方行为逻辑以及其对最终规划的影响,提出要重视规划成果形成的过程,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利益共享上更多开放包容、让更多利益相关者参与制定过程,并最大限度地达成共识,唯如此规划才能有效发挥其公共政策综合性作用。最后,文章从公共利益形成的视角对我国转型期城市规划理念转变、规划制定过程和规划成果表达等提出建议。     

论新版《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对城市规划的支撑作用——基于公共政策视角的分析

城市用地分类表面上是针对土地属性和特征来进行用地划分,实则是基于反映人们目标与意图的土地分类方法。城市规划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发挥着调控城市空间资源、指导城乡发展与建设、维护社会公平等作用。原《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施行下所存在的规划编制与规划管理脱节、城市规模控制乏力、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控制要求缺乏所带来的公众利益难以保障等问题,都影响到了城市规划公共政策作用的发挥。新版《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适应当前市场经济条件的发展,针对城市发展转型及政府职能转变,在调控城市空间资源、维护社会公平、协调各方利益、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等方面,对城市规划公共政策作用的发挥起着技术支撑作用。     

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思考

城市规划是政府掌握的重要公共政策之一,它既能将经济社会发展的意图综合反映到空间环境上,促进城市功能和空间秩序的优化,又能在利益差异中寻求平衡,建立维护公众利益和社会公平的价值秩序.以公共政策的视角分析城市规划的本质和特征,有助于进步思考规划编制存在的问题和探索改革的方向,为按照公共政策的范式研究规划编制的体制和办法提供一种参考.     

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转型应澄清的若干问题

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转型成为研究的热点,但规划的历史"欠账"、城乡联系的割裂、规划修编的程序公正缺失等问题使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的转型步履维艰;一些涉及城市规划理念、公共政策制定、执行、绩效评估等方面的问题需要澄清.基于此,笔者认为规划师应善于规划过程的控制与引导,规划权威来自于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参与,谋求利益平衡的规则或程序应当成为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转型的核心.     

必须尽快完善规划行政审批许可的依据

规划审批必须尽快实现从“依为主”向“三依并行、两依为主”的历史性转变。城市规划审批管理的依据有三,即法规、规划和经验。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规划重视的是技术和艺术,而非公共政策,因此传统的规划审批主要依据人的经验。而《行政许可法》明确要求对许可的规定应当予以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许可的依据。这就要求规划行政审批必须尽快完善许可依据,     

公共管理学院开展规划教育的发展思路

在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转型的时代要求下,开展公共管理学基础上的城市规划教育已经显现出充分的必要性。文章提出在公共管理学院开展规划教育应从理论和实践两个领域明确其在国家规划体系中的定位:在理论方面,要结合公共管理学科丰厚的理论基础,为城市规划作为公共政策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在实践方面,要结合公共管理学院的人才培养方式和教学特点,培养面向规划管理与实施领域的专业人才。为实现这一目标,专业建设的侧重点包括:引进政治学、法学和管理学教育背景的专职教师,加强学生对新时期规划管理与实施机制的认识;将公共管理学的相关理论用于规划研究中,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划理论建设;在教学环节中加强学生对城市物质空间属性的基本认识,建立与传统城市规划对话的基础。     

浅析城市规划公众参与“一师两员”新机制的创新应用——以北京市顺义区城市规划公众参与创新研究为例

城市规划公众参与作为一种利益协调的公共政策,它强调公众对规划编制、实施过程的参与、决策和管理,旨在力求实现规划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三效统一”,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也是衡量城市、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准之。本文重点通过研究北京市顺义区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现状,分析创新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机制的研究与应用。     

基于主体利益相关性的城市规划公众参与

城市规划作为一种政策活动,是各种主体基于不同利益目标相互作用的过程.新古典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不断地发展和修正"理性经济人"假设.理性自利假设为我们理解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提供新的认识视角.在新制度环境下,城市规划公众参与制度的改进,应该基于"主体利益相关性"确定参与规划过程的主体、内容和程度.     

规划转型:基于中关村科学城协作规划的思考

面对城市发展转型期复杂的城乡规划问题,规划转型已成为普遍共识.文章认为,规划需要关注公众话语与公共政策属性,规划编制正逐步由规划师主导的结果式的“空间管理”策略的制定向过程中协同推进的“实施共识”的构建转变, “协作”与“对话”已成为规划编制过程中的重要方式与方法.在这样的背景下,规划师的角色、城市规划教育模式以及规划管理体制都将需要转型.     

走向公共管理的城市规划管理模式探寻--兼论城市规划、公共政策与政府干预

城市规划是政府干预城市发展的重要手段,而基于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是政府实施城市规划干预的主要方式。构建以公共管理模式为基础的城市规划管理模式,可有效实现城市规划从传统管理模式向现代公共管理模式转变,增加政府实施城市规划公共政策的实效性,为此,必须构建城市规划的控制体系、引导体系、法规体系、监督体系。     

健康城市主动式规划干预途径研究

在全球健康城市战略背景下,以“城市系统健康”和“人健康”为核心的整体研究范式是健康城市规划的核心议题,预防、预测为主的主动式健康干预成为重要新趋向。为此,本文立足于城乡规划的干预-约束职能,关注城市空间环境对公共健康的主动式干预作用,提出健康城市主动式规划干预概念分析框架,从健康风险评估及优化、公共健康资源合理配置和健康生活方式引领3方面提出规划思路。旨在获取城市空间环境对健康城市建设的最优效益,采取适应规避、合理分配和引导的规划思路实现超前干预,将对健康城市社会组织建构、利益相关者参与和战略制定的思考转译为切实可操作的规划策略,提升城市空间环境对公共健康的干预落地实效力。     

城市规划专业基础教学中的公共政策素质培养

立足于当前我国城市规划学科属性由技术性向公共政策性转变的大背景,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专业基础教学改革实践为案例,探讨城市规划专业基础教育中,如何结合低年级学生特点,在专业基础课的不同教学环节中,科学、巧妙地引入城市规划公共政策属性的初步内容,培养学生的公共政策素质,增强学生对城市规划学科认识的全面性,使专业人才的培养向城市规划的本质回归。     

试论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地位与制约

目前,我国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转变过程中出现过分夸大城市规划的作用与地位的现象,通过客观分析可知,受制度供给、规划学科发展、规划师自身能力、规划官僚体系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城市规划尚未成为我国城市政策的统领和框架.规划工作者应当通过加强城市规划对土地开发战略的控制作用和加快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引导转化等措施,提升城市规划在城市政策体系中的决策地位.     

建构基于空间利益调控的城市规划政策体系

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行政体制赋予城市规划部门的权域是空间开发调控权。城市规划作为公共政策,其政策功能就是调控空间开发活动中的利益。建构包括国家规划政策指引、区域性规划政策和地方城市规划政策的政策体系。本文借鉴国外经验,结合中国实践,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进行城市规划政策工具和政策平台的创新。     

博弈论对城市规划决策的若干启示

城市规划作为公共空间等资源的配置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是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在城市规划决策过程中,政府部门、企业、社会团体、个人成为博弈的参与方。博弈中的理性、博弈过程和博弈实效都将对城市规划产生重大影响。根据博弈论制定激励和约束机制,从而平衡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的利益,是保障城市规划发挥作用的重要手段。     

城市规划的信用:演变、危机与抉择

城市规划是一种具有“社会契约”性质的公共政策,理应接受信用程度的检讨。在当前我国公共讨论中,城市规划获得的认可和支持度都较低,表征的是我国城市规划的信用不足问题。本文探讨了中国城市规划的信用不足的原因,发现主要有三个方面:一,城市规划体系形成的“制度模糊”,以及制度演变的路径依赖,造成规划的信用下滑;二,不同尺度的规划信用不同,并且,具有创新潜力的小尺度城市规划也面临信用危机;三,城市规划制度变迁和不同尺度规划中公众参与的同时缺位是决定性因素。因而,需要以提升城市规划的信用绩效为目标,调整城市规划的“制度性”设计:城市规划应是约束社会主体的规划;强化向权利讲述真理;推动制度完善下的治理优化。     

多元利益诉求下的规划审批制度改革

我国城市规划实践的综合化和社会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使得城市规划相关制度亟待改革,城市规划审批制度就是其中之一。研究在理清我国现行城市规划审批制度特点及内在缺陷的基础上,对城市规划审批过程中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进行梳理,进而提出多元利益诉求下城市规划审批制度改革的方向:规避内在缺陷,规划审批制度需向公共政策的本质回归;灵活应对多元利益诉求,规划审批制度须紧密围绕行政管理主线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