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自私”的邻避设施规划冲突——基于上海虹杨变电站事件的个案分析

以上海虹杨变电站事件为例,指出邻避设施规划冲突不能都归因于居民的自私心理。许多情况下,冲突是因为邻避设施规划自身的科学性而引发的。此类邻避设施规划冲突的焦点集中在项目的科学性界定问题上,包括技术合理性和利益合理性两个方面。在规划冲突的管理对策上,也与自私的邻避有着本质区别。     

邻避现象与治理:西二旗餐厨垃圾处理站的个案分析

近年来北京发生的以反对垃圾处理设施为典型特征的"邻避现象",给邻避设施规划选址造成了巨大的困境.本文通过对西二旗餐厨垃圾处理站事件的分析,发现邻避设施负外部性的存在和政府决策过程中公众参与的不足,是导致群体性抗议的根本原因,居民的邻避行动则呈现出网络媒体传动、多种渠道表达诉求、专家支持等特点.为对邻避现象进行有效治理,达到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和谐,政府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探索综合治理之道.     

高速铁路对居住区产生邻避效应的规划研究

通过对哈齐高铁哈尔滨段建设所引发邻避事件的剖析及对公众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辨析,提出了相应对策和管理措施,并在事件的发展中汲取可行的解决方式,促使邻避设施的规划和建设回归到理性、公平、公开、和平的基础上,以期化解高速铁路及其他类型邻避设施规划建设可能面临的矛盾和困境。     

邻避设施规划的协作管治问题——以广州两座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为例

选取广州大坦沙垃圾焚烧发电厂和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为例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地方政府与公众在邻避设施规划中的互动与角色。指出在邻避设施规划中,城市规划领域健全的制度环境是维持政府与公众良性互动的关键。地方政府应在承当主要领导力角色的同时,谨慎避免在邻避设施规划中的绝对权力。公众具备公民意识是进步的表现,但公众也应当认识和学习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建立政府和社会的协作关系是城市管治的出路之一。     

面向知识生产的邻避设施规划公众参与——基于北京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的实证分析

传统的公众参与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以利益相关者为核心,认为公众参与的目的在于表达利益诉求。但就邻避设施而言,公众抵制的原因并非利益补偿,而在于安全和环境风险,利益相关者理论难以指导其公众参与实践。当前认知和行为理论正在经历知识转向,知识生产成为解释公众参与的重要动因和目的。北京阿苏卫垃圾焚烧厂案例系统地展示了基于知识生产的公众参与:距离垃圾焚烧厂较远但具有较强知识背景和学习能力的居民主导了整个公众参与过程,他们通过自主学习和与专家及政府官员的交互学习达成共识,并相互配合共同解决垃圾焚烧的障碍,最终使得该项目得以顺利开工建设,为破解邻避设施规划建设的公众参与困境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我国邻避设施规划公众参与困境研究——以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为例

对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的公众参与进行剖析,指出困境主要表现在公众参与目的、公众参与主体、公众参与程度和公众参与形式四个方面,技术理性的城市规划传统、政府集权制的规划决策模式、城市规划实施机制过度行政化、邻避设施规划涉及利益的复杂性和公众参与主体能力建设不足是公众参与困境产生的主要原因。     

公平感知对邻避项目社会接受度影响的实证研究——以垃圾焚烧项目为例

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社会层面对垃圾焚烧设施具有较高的接受度.然而当从社会层面转向社区层面,公众的接受度却低于预期.邻避设施中涉及的利益-风险分配不公平是该矛盾发生的根本原因.分析公众对邻避设施的接受程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相关的有效影响方式.一系列研究结果表明,分配公平感和程序公平感都可以产生正向的影响,并可通过...     

城市公共设施建设中的邻避现象与对策

城市以公众利益为出发点向城市居民提供各项必需的公共设施。然而其中某些特殊设施，如垃圾转运站、变电站、精神病院等，可能会对其周围的生活环境、居民健康与经济财产造成损害，以至于所在地居民反对这些设施的设置甚至强烈抵制，即所谓“邻避现象”。这已成为当前我国城市公共设施建设中一个日益凸显的难题。本文以邻避现象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为指导，从我国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的现实分析出发，探讨邻避现象的成因与应对策略，以期为此类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之见。     

基于扎根理论的邻避设施PPP项目风险分析

以我国19个邻避设施PPP项目为研究样本,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分析邻避设施PPP项目风险。通过数据收集和编码,构建关键风险体系,并对风险间的关联性进行阐释,基于研究结果提出风险防范启示:强化政府契约意识、完善论证评估机制;考虑多元利益诉求,构建动态调整机制;重视公众参与,引入绩效评价机制。     

邻避(NIMBY)设施——物权法语境下的规划新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颁布实施后,由邻避设施所导致的居民维权事件出现了集中高发的态势。文章从邻避设施的社会属性出发,针对现行规划体制中应对邻避设施设置的不足,提出了适应邻避设施社会属性的规划建议,以期对社会转型期的城市规划发展有所裨益。     

环境邻避的冲突原理及其超越——以双重博弈结构为分析框架

由于垃圾焚烧厂的建设而引发的环境邻避冲突频频,其深层次原因是在双重博弈结构中,行政科层对主政官员形成强激励,而辖区内公众和邻避项目的中标企业对其形成弱激励,因此对地方主政官员的行为偏好产生影响,由此使得邻避冲突的治理陷入了"封闭式决策"和"叫停式补救"的怪圈。本文提出3条主要路径,优化当前的环境邻避冲突的治理,必须从根源性的治理改革做起:走向"协商民主模式"的环境公共决策机制;加强政府信息能力建设;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试论城市规划中的公共利益

就空间论空间的思维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市场化、多元化的社会经济进程,城市规划必须研究空间背后的社会利益机制,所有的城市规划工作实际上就是围绕着利益问题进行的,城市规划是协调社会不同利益的一种工具,城市规划的目标就在于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公共利益应该始终是城市规划师的基本价值观的核心内容。但是城市规划并不能自动地实现公共利益,为此需要克服来自几个方面的自利性影响。城市规划学科的研究领域不仅应该在空间上拓展,更应该在学科领域上加强交叉,尤其是注重对于决定土地与空间利用模式的利益关系的研究,应该逐渐向政策科学转变,在实际工作中应该重视规划中的利益诉求机制的建设和规划行业的职业道德建设,以及社会公益用地范围的界定。     

基于城市规划的国家征收权探讨

国家征收是主权国家行使公共管理的必要手段,国家征收权作为处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冲突的行政权力,其实质是国家对私人利益的侵犯,但其前提是必须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并对受侵犯方作必要补偿。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对"公共利益"的判断并不是静止的,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对"公共利益"有不同的解释与诉求。中国当下正处在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期,城市的规模扩张和更新是城市规划领域的首要任务,《物权法》的实施更迫使政府在实施城市规划中必须依法动用国家征收权。动用国家征收权实施城市规划,需要廓清什么是城市规划中的"公共利益",寻求对城市规划中的"公共利益"的司法解释;出台国家征收法,树立国家征收的法律权威;解决城市规划中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冲突,必须遵循程序正义与司法终裁。     

发展公众参与保障公众利益--从武汉"四季花园城"买房纠纷谈起

《南方周末》(2004-07-22)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武汉“四季花园”的全体业主认为他们在买房过程中受到了开发商——武汉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的欺骗。双方矛盾的焦点在于业主认为开发商在售楼时隐瞒了该住宅区位于武汉市最大的垃圾处理场的下风侧这一事实。武汉市金口垃圾处理场位于小区东南方向，     

公共利益共识的形成——澳门新城区总体规划公众咨询引发的思考

城市规划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其目标导向在于实现公共利益。但在规划制定过程中,由于公共利益范畴的不确定性,随时间、地点可变性,以及权利主体多元性等特点,究竟由谁来主张公共利益,尤其当不同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公共利益的共识又是如何形成的?针对以上问题,城市规划界急需讨论并争取共识。文章以澳门新城区规划制定中澳门外港码头搬迁为案例,详细描述了在澳门行政区治理结构下,公共利益共识的形成过程,思考了各方行为逻辑以及其对最终规划的影响,提出要重视规划成果形成的过程,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利益共享上更多开放包容、让更多利益相关者参与制定过程,并最大限度地达成共识,唯如此规划才能有效发挥其公共政策综合性作用。最后,文章从公共利益形成的视角对我国转型期城市规划理念转变、规划制定过程和规划成果表达等提出建议。     

公共政策视角下城市规划评估模式与方法初探

新时期城市规划作为公共政策的特征日益得到强化,城市规划评估工作也逐渐受到重视。然而在城规划评估领域存在着概念认知上的模糊性、实践活动上的技术褊狭性和理论研究上的模式整合困境。有必要在公共政策的视角下,重新审视城市规划评估的政策纬度,理顺规划方案技术评估、规划主体价值评估、规划过程实施评估和规划结果绩效评估之间的关系,建构一种将规划目标与手段、事实与价值整合的全过程评估模式和方法体系。     

城市规划的信用:演变、危机与抉择

城市规划是一种具有“社会契约”性质的公共政策,理应接受信用程度的检讨。在当前我国公共讨论中,城市规划获得的认可和支持度都较低,表征的是我国城市规划的信用不足问题。本文探讨了中国城市规划的信用不足的原因,发现主要有三个方面:一,城市规划体系形成的“制度模糊”,以及制度演变的路径依赖,造成规划的信用下滑;二,不同尺度的规划信用不同,并且,具有创新潜力的小尺度城市规划也面临信用危机;三,城市规划制度变迁和不同尺度规划中公众参与的同时缺位是决定性因素。因而,需要以提升城市规划的信用绩效为目标,调整城市规划的“制度性”设计:城市规划应是约束社会主体的规划;强化向权利讲述真理;推动制度完善下的治理优化。     

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的法学思考

市场经济的发展,依法行政的真正实现都要求在公众关心和有关公众切身利益的活动中有公众的参与。公众对城市规划的参与权是宪法赋予的。本文通过中外对比指出公众参与是《城市规划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必须完善我国城市规划法规当中有关公众参与的内容。     

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伦理意蕴

城市规划是人类的一项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它不仅是技术的或工具的,也是伦理的或规范的。作为政府公共政策的一部分,城市规划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只能来自于公众对城市规划的参与与支持。目前,我国城市规划存在的合法性危机本质上是公共利益缺失的危机和公正原则难于实现的危机。化解这种合法性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重建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公众对城市规划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