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能源消费碳排放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四川省2000～2009年能源消费资料,对全省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三项碳排放指标进行了测算,并采用Laspeyres完全分解方法对三项碳排放指标进行了因素分解,分析测算了各影响因素对分解目标的贡献值和贡献率.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因素对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人均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起主导作用,能源强度对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变化贡献最大.     

我国节能减排形势和面临的严峻挑战

我国近几年节能减排取得巨大成就,与2005年比较,2009年全国单位GDP能耗降低15.56%;"十一五"前4年节能率为4.14%,节能量达到56511×104t标煤;环境污染物增长率和单位GDP污染物产生量明显下降。但节能减排形势依然严峻,目前完成"十一五"能源强度降低20%左右的目标任务十分艰巨。同时,能源资源相对短缺、节能压力巨大、能源开发利用效率不高、环境污染严重、节能管理体制改革明显滞后等问题依然存在。其原因主要是经济增长过快、产业结构调整十分艰难、节能降耗步履维艰、能源结构调整进展较慢、能源消费量增长迅速等。为了保持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控制能源需求总量的增长,优化能源结构,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不应超过42×108t标煤,特别要抑制煤炭生产量和消费量的快速增长。同时今后10年经济增长速度最好保持在7%～8%之间。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重点在于转变发展方式,要由生产型大国向消费型大国转型、由投资主导型转向消费主导型,到2020年第三产业的比重应达到50%左右。要加大节能力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单位GDP能耗应分别下降20%。另外,应积极发展各种非化石能源,深化能源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     

第十三届“科博会”将举办中国太阳能产业与低碳经济推介洽谈会

<正>随着全球化石能源的日趋枯竭、全球气候急剧恶化,温室气体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以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低碳经济正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承诺,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届时非化石     

近年我国能源消费变化分析及其对能源发展战略的启示

纵观我国10余年的能源消费变化情况显示出:总量上升过快,2000～2010年间我国能源消费年均增长率达11.58%,而同期世界均值仅为2.81%;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过高、能源强度大,2010年达到0.77t标油/千美元,明显高于世界和OECD国家均值,亦高于不少发展中国家。能源消费构成也未得到明显改善,煤炭所占份额高、消费增长快;石油消费量和进口量增长较快,但占能源消费总量的份额却下降;新能源所占份额较低。中国必须改变经济和能源发展方式,调整结构,大幅降低能源强度,进而降低能源消费增速,但近10年发展的回顾提醒我们,其落实存在一定难度。经济增速过快、经济结构失调是能源消费增长过快的主要原因,适中的经济增长率是保障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较低、节能指标得以落实的前提条件。煤炭的高效清洁利用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同时,对非化石能源的发展要有客观的估计,政府或其他方面的补贴应主要用于科研、用于由实验室向大规模应用之间过渡性的工业化试验,拔苗助长将适得其反。在能源战略上应强调节能减排、总量控制,结构优化、多元互补,均衡发展、因地制宜。把节约能源、降低能源强度作为国策放在能源战略的首位,逐步增大石油,特别是天然气、一次电力和新能源的比例,降低煤炭在能源构成中的份额。要走因地制宜、多元化互补发展之路,多侧面、多方式、多途径地实现能源供应和消费的广义多元化。     

第十三届“科博会”将举办中国太阳能产业与低碳经济推介洽谈会

<正>随着全球化石能源的日趋枯竭、全球气候急剧恶化,温室气体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以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低碳经济正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承诺,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届时非化石     

G7国家和中国碳排放演变及中国峰值预测

我国是CO2排放大国,又是发展中国家,还处在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研究西方国家碳排放演变历史以及经济增长对于碳减排的推动作用,对预测我国的碳排放峰值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选取G7国家,即美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由于数据限制,本研究不包括德国)作为参考,以2005国际美元作为经济指标的统计基准,以人均GDP作为自变量,构建了碳强度指数模型。首先考察了G7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之后碳强度的演变,分析了各国碳强度的衰减速率及其上下限。选取我国2005~2012年的数据,进行碳强度指数回归,并用指数函数进行模拟。模拟结果表明,与G7国家相比,我国碳强度的衰减速率属于中等水平,仅相当于衰减速率最高的英、法两国的67%,进入10000美元人均GDP阶段时的碳强度起点属于低水平。根据我国以往碳强度衰减速率估计,我国可能于2027年达到峰值,彼时人均GDP达到24206美元;如果未来可以达到英、法两国的衰减速率,则可能于2021年达到峰值,人均GDP达到17112美元;如果参照其他G7国家的历史水平,则将于2033年达到峰值,人均GDP将达到33368美元。因此,我国还需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来支撑碳排放峰值的出现。此外,我国迫切需要从多方面入手,进一步推进"节能减排",我国能源结构改进潜力巨大但亟需进行调整。     

中国能源温室气体排放与可持续发展

全球气候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挑战。影响温室气体排放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增长、人口、能源消费强度、能源结构等。预计中国2005～2020年GDP年均增长率为8.0%～8.6%。基准情景下,中国2050年能源需求总量达到66.19×108t标煤,人均能源消费量4.4t标煤,CO2排放量117.3×108t,能源消费弹性系数0.42,2020年CO2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3%～48%;减排情景下,中国2050年能源消费量50.4×108t标煤,人均能源消费量3.5t标煤左右,CO2排放量70.7×108t,人均CO2排放量4.8t左右,能源消费弹性系数0.32,2020年CO2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8%～52%,若能实现减排情景,则意味着中国已做到了低碳经济;而从可预见的技术条件以及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的规模来看,实现低碳情景难度很大。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发展阶段,能源需求增加是客观存在的,应力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与产品结构,减少与控制高耗能产品出口,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和能源利用效率。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行动中应制定中、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中、短期目标即相对减排,中国政府制定的2020年CO2排放强度相对2005年降低40%～45%的约束性目标就属于相对减排;长期目标指的是当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后,若全球技术发展迅猛,这时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的总量控制与减排才有可能做到。     

德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立法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在欧盟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立法的强力推动下,德国针对电力、交通和供热供冷等不同领域进行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立法,其中电力领域的立法进行得尤为深入;德国制定的2020年交通领域可再生能源利用目标为17%;2020年可再生能源在供热领域最终能源消费总额中的比例将达到14%。在出台各种法律的同时,德国还制定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法规,典型例子是海上风电和生物质发电。德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相关法律法规健全,其中电力和燃气产业、节能和能效以及气候变化三大领域的法律法规尤为重要。作为一个对化石能源有着巨大需求的国家,德国的二氧化碳减排进行得卓有成效,2007年较之于1990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下降17.5%,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19%,一次能源供应和经济产出的碳排放强度分别下降10.9%和37.2%。同时还带动了欧盟的二氧化碳减排。相比于德国,我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电力立法存在明显缺陷,一是缺乏深度,二是缺乏定力,三是缺乏耐心。德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立法模式给予我国的启示是:能源立法应从小处做起,不应避重就轻,能源立法应一揽子化。     

低碳发展时代的世界与中国能源格局

哥本哈根会议认定了"2℃"和"在2050年前全球排放量减到1990年的一半",到2050年,碳减排要求世界人均能耗不高于2.5t标煤/a。能源碳强度ω是一个反映碳排放与能源结构关系的新指标,利用它与一次能源消费中生成并排放二氧化碳的各种形式能源所占比率γ的关联式ω=2.4γ进行推算:按照450情景方案,二氧化碳排放峰值307×108t出现在2020年,而能耗峰值在2030年左右;按照丹麦方案,二氧化碳排放峰值320×108t出现在2025年,能耗峰值也大约在2030年,将达到273×108t标煤/a,人均3.3t标煤/a。碳排放峰值年越推迟,达到2050年远期目标的难度越大。按照丹麦方案,2030~2050年的20年间,需平均每年减排10×108t二氧化碳,同时与450情景方案相比,大气中二氧化碳总量将增加400×108t以上。根据中国政府宣布的2010~2020年的减排目标推算,2020年能耗为41×108t标煤,二氧化碳排放约74×108t,中国只要能做到能耗强度每5年降低20%,就能够实现此目标。中国应在2020年之前快速发展非化石能源、加速产业转型、大力发展天然气、大幅提高能效,这样就完全能够与世界减排同行。     

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初探(Ⅰ)——中国分阶段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提出及其依据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刻不容缓,一系列研究显示,温升2℃是人类生活不受气候变化干扰的上限,大致550μL/L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浓度或约450～500μL/L的二氧化碳浓度对应2℃的温升。达到稳定浓度时的2005年以后的累积排放量和2005年的排碳数据一起才可以计算出最终的减排量化指标,而拐点年代和逐年排放量是可调控的动态指标。核实本世纪上半叶的累积排放量,并将排放额度分解到各个国家和地区是一项十分艰巨且很迫切的任务。我国的碳减排可分为2005～2020年的前期、2021～2035年的中期和2036～2050年的后期。权威部门曾推算了一系列数据,但与当前掌握的实际数据对比,对2010年的碳排放预测数据均偏低。有学者提出我国2005～2050年间的排碳额度为370Gt,约为全世界的28%,比例基本合理。如果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确定为140×108t,则中国为40×108t,人均2.6t,形势非常严峻。把我国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控制在100×108t以内十分必要;我国碳减排中期处于拐点过渡期,我国的拐点将直接影响世界的拐点,应争取拐点出现在2025年,过渡期为2020～2030年;我国2050年与2035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差值应为45×108t,只要依靠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采用CCS技术、最大限度地采用零碳排放甚至负碳排放的替代燃料就能得到控制,但仍然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有待深入研究。     

国际能源结构转型趋势及典型路径比较分析

目前,德国和美国在能源结构转型上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不过两国选择的是两条不尽相同的典型路径。德国更关注低碳清洁转型,其转型路径主要是发展可再生能源以及淘汰核能、逐步减少煤炭使用;从效果来看,德国可再生能源占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的比重提高,碳排放量降低。美国则在关注低碳清洁转型的同时,更加关注能源安全,其转型路径既包括非常规油气的大规模开采,也关注可再生能源的前期研发;从效果来看,大大提高了美国的能源安全保障,能源对外依存度逐年下降,并减少了碳排放量。当然,两国在能源结构转型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德国和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能源结构转型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当前化石能源仍占据主体地位,而技术进步是能源结构转型的根本保障。我国一方面应加强新能源(包括非常规油气)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支持和投入力度;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加强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另外,应充分进行前瞻性的战略规划和布局,处理好能源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能源行业整体健康发展之间的平衡关系。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特点、趋势及政策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从1978年的148329×10^4t增加到2008年的689654×10^4t．年均增长5．3％。与此同时,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总体上呈较快下降趋势,但1999年以后下降速度放缓。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明显高于国际水平。分析其原因,从需求结构看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从产业结构看是由于过度依赖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而以煤为主的能源资源结构和能源生产结构,直接导致我国单位能源使用排放的二氧化碳高于其他国家。我国2015年二氧化碳排放量预测值在82．28×10^8-90．508×10^8t之间,减排形势不容乐观。由于我国还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在以煤为主的特定资源禀赋条件下,减缓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路径是减少能源消费,即节能。节能的主要着力点在于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加快提高能源技术效率,包括深化能源产品定价机制改革;加强政府的社会性管制,使环境社会成本充分内部化;建立绿色税收体系,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培育碳排放交易市场。     

山东省能源消费CO2排放及驱动因素分析

基于IPCC提出的温室气体排放计算公式,利用1990～2009年山东省能源消费数据,测算了CO2排放量,并结合经济和人口数据,采用LMDI因素分解法分析了能源强度、能源结构、人口规模和人均GDP对CO2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CO2排放主要来源于火力发电和供热及第二产业,经济水平与人口规模表现为正效应,能源强度与能源结构表现为负效应,由此提出了山东省现阶段的减排建议。     

产业结构、能效及一次能源构成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分析

一个国家的能源强度ε主要取决于其产业结构、一次能源构成和能源利用效率3个因素．对这3个因素与能源强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以期寻找一种新的研究分析的方法。首先定义一个新的参数——有效能源强度ε′,它是能源强度与能效之积。产业结构转型对能源强度影响显著,在能效36．81％和2006年各产业能源强度不变的前提下,若中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率从39％增至70％,能源强度可降低1／3。能效是决定能源强度的重要因素．在上述产业结构转型的基础上,如果中国能效从36．81％提高到50％,则能源强度可再降低25％以上。如果中国能够在2020年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则2020年的能源强度有可能降低到0．58t标煤／万元,2005～2020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f为0．30。将能源消费弹性系数f分解成有效能源强度、能效和参数α之积,f正比于有效能源强度降低程度,反比于能效提高程度,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效对f都有重大影响。中美两国在一次能源构成、终端利用模式和能效方面的对比分析有助于认识我国的节能潜力。一次能源构成转型给中国大幅度提高能效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其主要内涵一是提高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构成的比例,二是煤炭的CCS利用。     

低碳经济背景下山东省“十二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情景研究

发展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征的低碳经济,是山东省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山东省人均碳排放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两者之差几乎逐年增大。通过对山东省人均碳排放与人均GDP、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对外贸易开放度的协整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碳排放与各因素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另外,从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出发,依据山东省已有的主要规划和中长期目标,以及关于未来经济趋势的分析,设置了基准、强化低碳经济、粗放型经济三种不同的发展情景对山东省"十二五"期间碳排放的演变趋势分析。研究表明2015年碳排放总量的取值区间约为31023.77×104~34461.88×104t,碳排放强度将在2010年0.63t/万元GDP的基础上降低9.98%~18.96%,山东省在采取积极减排措施的情况下基本可以实现碳排放强度降低18%的目标。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优化能源结构,加大技术投入;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完善政策机制,构建绿色贸易体系。     

四川省“十二五”节能目标对碳排放强度的贡献分析

基于四川省"十二五"期间单位GDP能耗下降目标,通过假设不同的发展情景建立了节能目标对碳排放强度的贡献分析模型,并以"十一五"期间四川省经济和能耗数据为基础,求得不同情景下碳排放强度降幅和二氧化碳累积减排量。结果表明,在单位GDP能耗下降16%的目标下,"十二五"期间四川省碳排放强度降幅为14.17%～22.43%,二氧化碳累积减排量为2.04×108～3.26×108t。同时控制煤炭、石油消费及增加天然气、水电等优质能源的消费比例是四川省实现"十二五"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的有效途径。     

Effects of the US withdrawal from Paris Agreement on the carbon emission space and cost of China and India

Climate mitigation has become a global issue and most countries have promised their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target. However, after Trump took office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US), the US withdrew from the Paris Agreement. As the biggest economy, this would have impacts on the emission space of other countries. This paper, by using the integrated model of energy, environment and economy/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IMED/CGE) model, assesses the impacts of the US withdrawal from Paris Agreement on China, India in terms of carbon emission space and mitigation cost under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s) and 2°C scenarios due to changed emission pathway of the US.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constant global cumulative carbon emissions and fixed burden sharing scheme among the countries, the failure of the US to honor its NDC commitment will increase its carbon emission space and decrease its mitigation cost. However, the carbon emission space of other regions, including China and India, will be reduced and their mitigation costs will be raised. In 2030, under the 2°C target, the carbon price will increase by US$14.3 to US$45.3/t in China and by US $10.7 to US$33.9/t in India. In addition, China and India will incur additional GDP loss. Under the 2°C target, the GDP loss of China would increase by US$23.3 to US$72.6 billion (equivalent to US$17.4 to US$54.2/capita), and that of India would rise by US$14.2 to US$43.1 billion (equivalent to US$9.3 to US$28.2/cap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