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刑法中罪刑法定的司法化

罪刑法定虽然是当代刑法学的一个老话题,但对于罪刑法定的司法化及人权保障问题,仍值得探讨和研究的。我国1979年制定的刑法中没有规定罪刑法定原则,而是规定了类推制度。1997年修订的刑法典中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并废除了类推制度的司法适用。由此,罪刑法定的司法适用在我国的法制建设中才得以展开。随着人们社会生活的不断提高,各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各种疑难刑事案件也越来越多。而与此同时,人民的民主思想和司法独立思想也不断加强,由此,罪刑法定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但现实中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适用也存在诸多问题,而且亟待解决。     

国际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近年来,罪刑法定原则在在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司法机构中有越来越多的司法实践适用,证明其已逐步得到各种国际公约的认同。国际刑法遵循和适用罪刑法定原则是发展国际刑法的必然之路。     

罪刑法定主义的“得”与“失”

自从刑事古典学派提出罪刑法定主义并将之确定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主义一直被奉为保护人权、防止刑罚权滥用的国际公认的经典原则。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已认可并把该原则规定在刑法条文中,足以显示罪行法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科学性。但罪刑法定主义诞生以来,对于它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有赞同的,有否定的。理论界对罪刑法定主义带来的积极的意义和弊端进行了广泛地探讨,并以此推动罪刑法定主义的发展。本文将介绍主要的争论点,希望能得出对中国法制建设有积极意义的东西。     

罪刑法定原则下的法官解释——以我国裁判结果“两极化问题”为视角

基于我国国情的法官解释是指:承办案件的法官在司法适用的过程中对于个案作出的解释,这一解释没有普遍约束力,但具有个案效力。我国法律并未对法官解释做出明文规定,但法官解释在事实上必然存在。由于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存在片面理解,我国司法实践中产生了裁判结果的两级化问题。机械适用法条和单纯以社会危害性入罪的情况同时存在。因此,应正确理解罪刑法定原则,坚持实质解释和形式解释的统一,考虑公众的基本正义观念,同时建立并完善裁判文书说理制度。     

关于事前无约定的事后受财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的分析

关于受贿罪这一典型犯罪,我国已经在法条中对罪名做了详细的规定和解释,但是对事前无约定的事后受财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我国法条却并未作出详细规定,似乎这一问题是一法律真空,也引发了刑法学界对"事前无约定的事后受财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的激烈讨论,并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但是,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角度来分析,事前无约定的事后受财行为构成受贿罪是符合罪刑相适应这一原则的,立法者应该将这一行为构成受贿罪写入法条,做到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以确保以后的司法实践在针对这一类问题时能做到审判公正,依法判案。     

刑事司法应敢于做出出罪认定——从涞源反杀案看正当防卫

刑事司法是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司法既要严格遵循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也要考虑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促进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因而司法机关在刑事司法过程中既要通过入罪认定来打击犯罪,也要敢于适用正当防卫等条款做出出罪认定。这不仅有利于保护人民的防卫权,也有利于鼓励全社会形成见义勇为的良好氛围。     

我国罚金刑的明确性原则研究

我国的刑罚主要包括主刑和附加刑,刑罚要求立法者针对不同的犯罪规定明确的刑种和刑度,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和明确性原则。立法过程中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刑罚设置,不仅会影响分则条文的明确程度,甚至会对司法者的裁量案件和犯罪人的权益产生实质的影响。罚金刑立法时存在相对确定的罚金刑和无限额罚金刑的模式。前者是理性立法的选择,后者存在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天生缺陷。为了使明确性原则充分指导立法和司法实践,有必要从明确性原则的视角对罚金刑立法进行审视、批判、改进。     

刑法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成文、事前、严格、确定,蕴含了自由、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表明量刑要综合考虑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及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做到公平公正,彰显了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是司法原则,而不是立法原则,包括定罪上一律平等、量刑上一律平等、行刑上一律平等,折射了平等、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罪刑法定原则的刑事辩护路径分析

本文主要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情况分析入手,重点介绍了其内涵和主要内容,阐述了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开展刑事辩护活动的多维度根基,并提出了一些合理可行的刑事辩护路径,即界外无罪和界内未必有罪两个方面,希望能够为刑事辩护工作提供一定参考。     

论盗窃罪的秘密性

盗窃罪作为一种古老且常见的侵犯财产类犯罪,随着社会的发展,盗窃行为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形态,对盗窃罪是否应限定为秘密窃取产生了质疑。本文认为盗窃罪的秘密性是区分盗窃罪与抢夺罪等其他财产类犯罪的本质要件,也更符合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