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逆防卫正当化的“承认”

从近年的司法实践看来,对正当防卫"量宽"的认定开始逐渐从理论界过渡到实务界,防卫人似乎迎来了"春天"。引人担忧的是若不从正当防卫的本源和界限出发明确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这种过渡则很容易在司法水平不一的各地呈现出"飞跃式"的无拘束状态,原不法侵害人的合法权益遭至封尘。"解禁"逆防卫权需要对正当防卫制度进行再解读和架构,这也是尊重正当防卫权制度的设立原意,着眼被害与受害的动态关系以及正视人权的普适性的必要选择。     

浅析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

近年来,"于某案"、"昆山砍人案"、"赵某案"的发生使正当防卫制度再次引起人们的讨论和关注。这些案件反映出时间条件的界定对正当防卫的成立与否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我国对其规定不清晰、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为此,本文通过对比不同理论学说,联系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情况,以期完善正当防卫制度。     

浅谈我国正当防卫制度中司法认定问题

从2016年于欢辱母案,到2018年昆山反杀案,再到2019年赵宇案,"正当防卫"这个法律术语频频出现在民众的眼前。诚然,法治在不断的进步,但正当防卫到底应该如何认定仍是司法上未解的难题。发现并解决正当防卫在司法实务认定中所面临的困境与难题将极大地推进社会公平正义。     

论正当防卫中的“不法侵害”

正当防卫在刑法中规定的性质是违法阻却事由,即实行正当防卫行为是不违反法律的,是行为人实行自救行为的一种方式。然而,现实生活中,发生不法侵害时,却很难认定防为人之防卫行为是正当防卫行为,其原因不外乎是两个方面:一是对不法侵害认定比较困难;二是防卫限度的问题。本文拟从认定不法侵害方面着手,从理论上来界定不法侵害,从而为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侵害正当权益的行为做出理论指导,更好地维护正当防卫人的合法权益。     

持续侵害与正当防卫的关系

在《刑法》规定中,对于持续侵害与正当防卫的死伤后果及程度做出了明确判断。由于侵害行为往往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为了有效避免将其错误地判定正当防卫,应在对二者关系的进一步明确下判定其成立范围,对于持续侵害前提下的防卫行为,无论是否形成死伤事实,都可将其认定为防卫行为,即使是在持续侵害发生过程中出现的挥刀乱捅,也可定性为正当防卫,而且对于防卫者利用防卫工具对侵害方造成伤害,即便造成死伤,也不能将其一概而论地定性为正当防卫。     

正义无退让——以“刺死‘校霸’被判八年案”为例

面对不法侵害进行正当防卫是刑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而为了有效制止不法侵害,允许防卫行为强度合理超过侵害行为强度符合刑法期待可能性理论,也鼓励公民与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斗争。通过探讨"陈某刺死‘校霸’被判八年"一案,认为平面耦合构成理论存在缺陷、该地司法机关认定正当防卫保守、适用法律错误。因此有必要审视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同时明确刑法规定正当防卫制度的精神,防止正义对邪恶退让。     

试辨析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定——对比解析“聊城于某案”与“昆山龙哥案”

本文试从对"聊城于某案"与"昆山龙哥案"的对比分析中,得出两案在防卫限度方面存在的差异,进而从意图、起因、时间、对象、结果五方面探究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定标准。     

浅论一般正当防卫的司法适用

一般正当防卫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大的争议,随着近期热点案件的发生,一般正当防卫的认定又再次走上热门,法律的要义在于解释,应在刑事政策精神下对一般正当防卫进行既符合规范限制又符合正当防卫之目的的解释。     

刑事司法应敢于做出出罪认定——从涞源反杀案看正当防卫

刑事司法是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司法既要严格遵循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也要考虑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促进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因而司法机关在刑事司法过程中既要通过入罪认定来打击犯罪,也要敢于适用正当防卫等条款做出出罪认定。这不仅有利于保护人民的防卫权,也有利于鼓励全社会形成见义勇为的良好氛围。     

我国正当防卫制度的困境与完善

近几年发生的许多案件牵涉到正当防卫,但在司法实践中很多不知名案件的正当防卫情节较少被作为定案依据,这就导致司法实践中合法的私力救济行为被定义为违法行为,犯罪嫌疑人承担刑事责任。实践中存在的正当防卫认定难的现象也反向说明了刑法中关于正当防卫限度的规定存在定义不清晰的问题,故通过大量研读司法案例从中找出认定正当防卫存在的问题,并期望通过讨论这些问题,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不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