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构的构想

"少年强则国强",这句话充分表明未成年人的成长和培养与国家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的成长也高度重视,尤其关注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并在较早时期就制定了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不过,我国也必须清醒意识到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突出,针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亟需加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国应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工作,通过社区矫正进一步维护和保障未成年犯罪人的权益,促使他们接受改造,并重新回归社会。     

论对我国未成年犯罪人教改措施的完善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是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中比较突出的一个。解决未成年犯罪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包括未成年犯罪的预防、调查审理、教改等环节,也包括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都要做出相应的调整。2014年11月,司法部、中央综治办、教育部、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了《关于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明确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的方式①,足以见证我国对未成年教改工作的重视。本文亦就未成年犯罪后的教改措施提出一些完善意见。     

社区矫正制度之司法社工队伍建设

社区矫正,这种非监禁行刑方式有着独特人性化与社会化特征,在社会力量的介入下,社区矫正工作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可以说社区矫正的实际开展效果与社会工作者的参与方式、参与程度有着密切关系。文章就对社区矫正制度之司法社工队建设进行分析,为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良好保障。     

社会治理视角下的社区矫正问题研究

社会治理是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社区矫正所体现的行刑社会化、犯罪治理主体多元化等先进理念,是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新时代背景下的国家和社会对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当前社区矫正制度中立法工作滞后,执法队伍不足,多元化社会主体参与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应当积极引导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构建和完善社区矫正治理新模式,推动社区矫正工作迈上新台阶。     

试论当前我国城市社区规划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本位是社区规划的价值基点，在社区规划的编制．决策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机制是必不可少的。针对我国目前的城市社区规划中．公众参与严重不足的现状．分析其原因．认为应加快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建立多元的公众参与渠道．培育社区公民社会的力量．提高社区规划中公众参与的广度与深度．为社区自治创造良好的社会基础．促进社区的全面发展。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制度的完善

治理未成年人犯罪是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重要的一环,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建立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并规定由人民检察院对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本文首先介绍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工作的法律规定,阐述了由检察机关负责监督考察工作的意义和优势。但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开展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工作存在监管流于形式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该制度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机制亟待完善,应借鉴社区矫正的制度设计,确定完整的工作程序和流程,统一各地做法,增强可操作性和规范性。同时,要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加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检察工作队伍建设,提高检察官执法能力。     

警惕：青少年暑期犯罪增多

多位从事青少年保护的专家指出，暑期是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高峰期，同时也是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好时机。近期，记者采访了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调查了解得知有近两成的未成年犯是在暑期失控，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制度的思考

未成年人作为民族的希望和祖国的未来,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社会群体。未成年人在生理和心理上还不成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成长过程,需要给予未成年人特殊的保护和关注。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制度的必要性进行分析,从建立前科消灭制度、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完善刑事诉讼制度等方面入手,详细的论述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制度的完善策略。     

论社区矫正工作的风险与防范

社区矫正工作是我国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新型刑罚执行方式和矫正罪犯的方法,由于其受到立法滞后、矫正机构不清晰、队伍建设时间不长、社会力量支持有限等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风险。认识和分析社区矫正工作的风险情况及其环节,是防范社区矫正工作风险的前提,也是推进社区矫正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要做好社区矫正工作风险的防范,必须深化认识、风险预警,规范程序、明确职责,强化监督、健全机制。     

网络色情、暴力：未成年人犯罪的新成因——对100名在押未成年犯的调查报告

未成年人沉迷于网络色情、暴力等不良网络信息，已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难题．诱发了大量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是当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新课题。从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判处的未成年犯罪人数看：1986年为99人；1996年上升至231人，增长了13倍，2001年达历史最高，判处380人；2003年因受非典影响，判处的未成年犯人数有较大幅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