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野中的当代村规民约与农村社区治理

村规民约肇始于传统社会乡民的一种自然传统,后经由开明士绅倡导,成为基层社会的自治制度,而在另一些时期内,则被皇权所吸纳、改造、强化推行,成为帝国治理乡村的重要手段之一。20世纪80年代之后,村规民约的缓慢复兴过程正好伴随着国家权力从乡村撤出而又重新介入农村建设和治理的过程。作为一种农村治理工具的当代村规民约表现出来的程式化和民主化的趋势实际上反映出当代农村社区的社会和文化转型。当代村规民约的有效性取决于村庄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民主协商治理,而非过分强调借助于物质上的村民福利作为激励。     

将村庄规划纳入到村规民约的实践探究——以全国村庄规划试点村北京市门头沟区炭厂村为例

村规民约作为村民自治的表达机制,以其灵活、具体、契合实际的特性在乡村自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村规民约是实现村庄有效治理的一条重要途径。文章在编制实用型村庄规划的大背景下,以全国村庄规划试点村北京市门头沟区炭厂村为例,对村庄规划与村规民约的关系及作用进行探讨,试图将村庄规划内容纳入到村规民约,探索一种能充分体现村民意愿、具有较强实用性的村规民约新形式,并就如何结合村庄规划宣传贯彻村规民约进行了尝试。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贤治村的实践路径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既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乡贤治村正是乡村治理中自治、法治、德治的结合点,乡贤对于提高自治水平、推进乡村法治、引领乡村德治能够发挥有益作用,本文旨在研究乡贤对乡村治理的特殊价值,寻找当前村治困境的解决之道,探寻乡贤引领乡村振兴的践行路径。     

略论“枫桥经验”与村民自治

基层社会是社会治理的关键支撑,基层社会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核心。作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成功典范,"枫桥经验"值得在新时期丰富发展、广泛借鉴。结合"枫桥经验"的启示,探讨了强化村民自治在新时期乡村治理中的意义,提出了完善村民自治规则体系的建议。     

城镇化率稳定时期的乡村发展战略及乡村规划治理特征研究——以日本宇治市、神户市为例

围绕"城镇化率稳定时期的乡村发展战略、乡村规划建设与管理"主题,本文从发达国家经验研究入手,对日本新版国土形成规划中的乡村定位,以及具有代表性的乡村规划理念与措施、基层治理分工与内容进行了调查研究。在未来人口大幅下降的趋势预测下,日本新版国土规划以"紧凑化(单个地区)+网络化(地区之间)"为国土空间布局理念,力求通过"对流"激发地区内部、地区之间的活力从而形成创新动力。在这样的国土发展理念下,乡村地区将以紧凑型乡村居民点建设为主要任务,重点推动与城市地区、特别是与教育研究节点之间形成对流关系。日本乡村地区的规划与治理是在地方政府及村民自治会共同引导下,通过挖掘、发扬地域特色,实现传统文化保护、特色产业振兴、乡村规划编制、建设行为管控。本研究在未来乡村发展战略及建设重点、乡村规划编制目标与具体内容、乡村基层治理分工三个方面对我国乡村规划建设与管理具有借鉴意义。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与思考——以温州市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日益成为学术界和业界研究的焦点。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实现离不开基层治理模式创新。弘扬新乡贤文化,鼓励、支持新乡贤参与基层自治,符合当前政策要求,同时也是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农村政治参与多元化的重要方式。本文通过分析温州市新乡贤参与下的乡村治理实践,思考如何让新乡贤更好地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最终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共同缔造”理念下乡村治理路径探索——以河南省光山县晏岗村为例

乡村空间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共同缔造旨在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的新期待,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本文以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晏岗村共同缔造理念实践研究为例,通过对乡村治理独特性的剖析,以及乡村政治制度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性分析,阐述共同缔造理念下村民自治的先导性,探索共同缔造理念的具体实践路径。从公众参与和村民自治的角度建设完善乡村基层自治组织,以村民为主体,实现村庄的共建共治共享,探索新时代我国乡村振兴的新途径。     

刍议曹妃甸区开展“一村(居)一法律顾问”工作落实存在的困难及建议

"一村(居)一法律顾问"制度,是我省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化基层社会治理、推动基层群众自治,促进法治河北、平安河北建设,而创新推出的一项惠民制度。     

基于绿色增长的多村—社区融合发展机制及规划应对研究

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实用性规划不系统、乡村建设无序的问题严重,而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的一种空间模式"多村一社区",将成为新农村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新范式。本文通过对绿色增长内涵特征的解析和对农村社区建设发展的探究,分析绿色增长导向下"多村一社区"发展作用机理,总结了当前农村社区存在的生态、设施、产业、文化、治理五个方面的发展问题,并试图从生态维育保护、空间功能重塑、产业融合提升、文化传承塑新、治理提效塑造等几个方面,探寻基于绿色增长的多村一社区空间协调发展途径。     

苏南乡村集中社区建设类型演进研究——基于乡村治理变迁的视角

乡村集中社区建设蕴含着丰富的治理内涵,其建设类型也深受乡村治理模式的约束。基于乡村集中社区建设与乡村治理之间内在关联,建立了一个理论动态分析框架,并以苏南为例,从乡村治理变迁的视角,系统地剖析了苏南乡村集中社区类型演进机制。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模式出现由"汲取型政权"下的乡村有限自治,向"财政下乡+土地资本化"下的项目治理,再向乡村多元治理方向转变。在乡村治理变迁推动下,乡村集中社区建设类型呈现由"村社自主建设"到"政府主导建设",再到"多元主体共建"的演化路径。     

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践研究——以上海市吴房村为例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作为上海市首批乡村振兴示范村、上海市近郊村,吴房村充分发挥交通区位优势,通过"农区、园区、镇区"产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快镇域资源聚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创新融资平台,系统破解农村金融、人才、土地三大难题,实现美好居住环境可持续、农民收入增长可持续、村庄有效治理可持续,为我国城市近郊区村庄顺应发展规律,分类推进乡村建设,构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机制提供了有益借鉴.本文将深入分析总结吴房村在脱贫攻坚和乡村建设的实践经验.     

广东省乡村建设问题探究——基于三个县乡村建设评价的实践

"十四五"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有效衔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全面振兴.乡村建设成为实现乡村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开展以县域为单元、以问题为导向的乡村建设行动,构建"问题-行动-评价-行动"的闭环,是指导乡村建设科学、有序开展的重要保障.本文在阐述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关系基础上,以广东省3个样本县开展的乡村建设评价实践为案例,分析乡村建设取得的成效与不足,指出当前在乡村建设中农房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存在脱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未能适应就地城镇化与老龄化趋势需求等问题;并提出乡村建设要与乡村治理相结合,建立适应农村集体所有制下以村民自治为主体的乡村建设体系.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村基层治理的意蕴、困境与优化路径

推进农村基层治理,实现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和价值目标。农村基层的有效治理有助于化解基层矛盾、修补基层生态、巩固基层政权。面对农村基层治理理念"异化"、基层治理与社会结构"脱嵌"、基层行政权力"势差"、基层治理效益"损耗"的治理困境,应该从矫正治理理念价值偏差、创新基层治理方式、优化基层治理结构、健全基层治理机制层面入手,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的优化和乡村的善治。     

乡村治理体系中自治、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古代自治、法治和德治思想发展到当代又具备新内涵,地位和关系也发生变化。现代法治之下的自治和德治,前者成为社会治理模式发展的趋势,后者始终与自治法治并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将"三治"思想结合应用到乡村治理体系之中。借鉴传统理念明确"三治"关系,有助于完善新时期乡村治理体系。     

贫困县县域乡村建设规划的“两区共建”探究——以河北省行唐县为例

随着我国逐步进入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阶段,基于新型城乡关系,县域乡村建设规划突破现有乡村规划的局限性,成为指导乡村地区发展的重要依据。针对贫困县县域乡村发展中突出的产村发展关系问题,文章以河北省行唐县为案例,在县域乡村建设规划框架内容的基础上,借鉴乡村贫困治理的相关经验,提出"两区共建"策略。通过对产村关系的趋势研究,在构建新型城乡居民点体系、产业发展格局上,提出"双促发展"模式,形成"产村共建"系统,结合村庄治理的实施引导,实现乡村复兴,以期对我国贫困县乡村地区发展提供借鉴。     

乡村善理视阈下村规民约建设的理论研究

本文讲述村规民约的历史演变和价值并探讨村规民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博弈论的关系。目的在于通过村规民约的调查和研究提出理论修改方案,把村规民约对农村文明建设、青年建设热情、维护农村安定团结、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功能得到强化。     

“三治合一”背景下乡村治理法治化路径探讨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法治是新时代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应有之义,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章在简要分析当前乡村治理法治化存在的主要问题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三治合一"背景下实现乡村治理法治化的路径措施。     

我国乡村治理的本原模式研究——以巴林左旗后兴隆地村为例

乡村治理多方参与主体包括政府、企业、规划师和农民,在乡村治理公共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我国普遍采取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和治理模式,即政府或企业和规划师制定的乡村治理政策并未将农民的利益和切身需求作为决策的基本准则,从而使乡村治理过程和结果呈现"农民置下"的被动接受状态,国家和社会的投入并未产生应有的政策效能。"农民置上"的乡村治理本原模式回归是各参与主体切实转变治理理念,农民始终作为受益和实施建设的主体,其政策效果具有扩散效应,并通过巴林左旗后兴隆地村的规划实施佐证论点。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研究——以广东珠海为例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推进,城乡融合的快速发展,农村社区的治理也向着高效、科学迈进,朝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向发展。选取广东珠海市的农村社区为研究对象,对基于农村社区治理的现状、取得的成绩进行分析,找到村干群沟通渠道不畅、普法教育宣传不到位、村民自治缺乏高素质人才、信息化建设不够等农村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的有效模式。     

成都市地震灾区乡村发展范式研究

基于四川省成都市汶川地震灾区乡村发展的跟踪调查发现:十年来成都市震区乡村经历了从过渡安置到恢复重建,再到发展振兴的三阶段发展历程。在分阶段发展政策引导下,震区乡村整体表现出规划驱动项目建设、善治保障乡村治理的新型发展范式。作为乡村发展的工具包,震后乡村规划成为推动乡村项目落地实施的驱动器与合法性来源。而震后救援中基层政府所积累的社会信任与居民互助型社会支持网络,在推动震区乡村走向自治与共治交互治理模式的同时,也奠定了乡村规划与项目建设的情感基础。这种乡村发展范式也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重要启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要规避传统路径依赖,科学编制乡村规划,充分发挥乡村规划实施驱动效能;同时构建基层政府高信任度与社会网络高联结度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实现乡村科学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