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与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建立新中国精神关系初探

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和思想解放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和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在运动中产生的五四精神,传承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与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建军精神和建立新中国精神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的孕育、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报刊摘萃

马克思在18岁的时候,进入柏林大学,他不被“学院式喂养方法”所束缚,致力于研究历史和哲学,为他在青年时代由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者奠定了基础。     

执信中学：中国民族主义建筑过渡时期之实践

20世纪二十年代广州市执信中学的建立承载了国民政府对于革命先烈朱执信的纪念,执信中学所采用的中国古典复兴建筑风格与同时期该建筑思潮代表人物墨菲设计的金陵女子大学建筑群风格体貌高度吻合。它们都是以传统文化为旗帜的民族主义,对近代民族性与国家性的建筑手段表达。     

略论南昌起义与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与制度的发端——基于从建党到建军的伟大实践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人民军队创建这一历史进程,是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时期极为重要的阶段,中华民族经历近代以来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后,终于有了革命的领导核心力量,有了可以依靠的人民子弟兵,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创建了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铸就了"听党指挥"的建军精神——八一精神,开启了"党指挥枪"建军原则确立的艰辛而辉煌的伟大征程,在人民军队创建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和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     

1919-1927年中国艺术摄影探究

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7年国民大革命,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时期。1919年爆发的"五·四"群众爱国运动,激发了人们关心国家大事,参加爱国斗争的高度热情。随着摄影技术,即照相机和感光材料的不断发展,许多构思新颖的摄影作品开始出现,这一现象表明了单调的"以貌图貌"摄影形式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无论是照相馆的摄影师还是业余摄影爱好者,都在努力探索新的表现形式,力求作品有更强的艺术表现力。这一时期,我国的艺术摄影事业走向新的起点,展现出新面貌。     

装饰主义的室内设计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在西方建筑和艺术领域里发生了一场深刻的革命,它使“现代主义”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室内设计中几乎一统天下,当时现代派的主流目标之一就是立足于对装饰的批判。装饰被看成是旧意识、旧秩序的象征,它束缚并隐藏了新的功能和结构,阻碍了新观念的表达。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观

<正>米哈伊尔·叶夫格拉福维奇·萨尔蒂科夫,十九世纪俄国著名革命民主主义作家,早期发表作品时署名尼·谢德林,后用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以下简称谢德林)。此外,谢德林也是继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之后出色的革命民主主义政论家和现实主义批评家。1863—1864谢德林受涅克拉索夫之邀参加《现代人》的编辑工作,1868年再度与涅克拉索夫合作,参加《祖国纪事》的编辑工作。在此期间,坚持了刊物的民主主义方向和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他强调说:"众所周知,尊重人民,为人民的利益服务,正是那些居于充沛的生命力的理想之一,这些理想能够充实人类思想与活动的全部内容。"1877年涅克拉索夫逝世后,谢德林继任杂志《祖国纪事》编辑,这本杂志以及后续的一系列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成了他一生的事业。     

《余森文园林论文集》首发仪式——施奠东讲话稿

各位同仁,大家早上好! 刚才胡厅长对余老的经历、理论、实践及人品,满怀深情地作了全面的回顾、诠释和评价.余老确实如胡厅长所说,是我们的骄傲、旗帜和导师.余老的一生,是满篇故事、诗意缤纷的一生.他的前半生,从一个民族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为人民解放事业机智奋斗、充满传奇色彩的45年;他的后半生,是...     

恩格斯早期基于城市现实的思想发展研究

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他和马克思在青年时期通过两条不同的途径,共同走向了科学的共产主义道路。然而,恩格斯的早期思想在马克思看来,对于他往后一些著作的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其中,由于研究城市这一现实客体是恩格斯思想转变的现实基础,所以从恩格斯思想转变的三个重要阶段,即他对乌培河谷上工人状况的关注、分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产生的原因和阐明私有制同城市发展关系,来看待恩格斯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理论内涵,从而有助于人们认识和树立唯物主义辩证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     

论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影响及原因

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党建和中国革命进行了全方位的指导,特别是就中国革命的性质、领导权、战略策略与前途等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具体指导。在这个指导过程中他又有很多改变和反复。这些指导一方面对中共的建设和成长以及中国革命的发展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也有很多错误,给中共建设和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造成了很大损失。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党建和中国革命的指导之所以出现错误,其原因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国际共运实践理解不透彻,对中国国情和中国各阶级认识和分析不深入,也在于苏联受到的现实安全威胁以及斯大林自身性格和工作方法上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