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社区规划师制度的模式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中原农村社区力量的崛起,城市规划开始关注和吸纳社区诉求,同时由于规划编制对象从新增建设用地转向存量建设用地,规划师的角色从进行物质规划的主体转向利益调节的主体,由此带动社区规划师的产生。基于此,研究论述了深圳社区规划师制度的制定背景、主要模式、挑战和问题,认为随着深圳的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力量进一步均衡化,基于社区利益诉求的社区规划师制度和市场驱动型的社区规划师制度将快速发展,政府主导的社区规划师制度将逐渐退居其次。研究最后还提出国内其他城市的社区规划师制度将沿着这一趋势演变的观点。     

中西方社区规划师典型模式借鉴研究

随着国家对社区治理的日益重视,社区规划师将成为未来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设计.本文分析了中西方三种典型的社区规划师模式,包括以美国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指导下的自发行动模式,以台湾和北京为代表的自上而下完整机制体制设计模式,以及以厦门等城市为代表的“共同缔造”理念下的参与式规划模式.结合三种模式的特点,本文提出了完善未来社区规...     

本期主题:社区规划师制度探讨

[编者按]体制转型和市民社会的崛起引发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出现剧烈的变革与重组,表现在城市规划领域内,就是城市规划开始由物质形态设计向公共政策转型,由以政府和规划师为主导向不同利益主体的沟通为主的公众参与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社区规划师"的概念被提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认为:城市社区能够有效地组织城市居民以行为主体的身份参与到城市规划中来,而社区规划师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我国,"社区规划师"还只是一个新概念。伴随着对社     

西方居住社区街道模式演进分析及启示

文章首先提出街道模式的概念与内涵,然后着重从树状和栅格两种模式对比这条主线入手,系统回顾了19世纪以来西方建筑师和规划师对居住社区街道模式的构想和规划实践,比较研究了源自美学、社会学、城市规划学、交通工程学等多视角的理论研究成果,并介绍树状与栅格相结合的二元街道模式的融合式发展进程。最后,探讨对中国城市街道模式的启示,指出合理的街道模式主题应当是“融合与共存”。     

城市精细化管理背景下社区规划师在社区更新中的拓展实践——以上海曹杨新村“美丽家园”规划为例

社区规划师是西方城市规划中重要的参与者。随着我国市民公众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城市越来越关注社区的精细化管理,社区规划师制度在我国城市更新的进程中逐渐变得不可替代。上海曹杨新村是我国最早采用"邻里单元"理论建造的知名劳模新村,经过60年发展,亟需解决基础设施老旧、社区管理落后等问题。以曹杨新村"美丽家园"建设为背景,提出建立由专家学者、城市管理方、社区居民和社区规划师组成的"四方参与工作平台"和5阶段工作流程,在传统社区规划的基础上完成规划后的驻场动态追踪、弹性社区规划,其推动社区自治的方式是我国社区更新发展的重要实践参考。     

责任规划师工作的“片区管理型”与“社区治理型”模式的适应性研究

责任规划师是近年来我国出现的推动城市精细化治理的重要力量,在补充基层规划力量、满足居民自下而上的诉求、推动社区营造和治理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前的责任规划师工作主要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以北京为代表的“片区管理型”责任规划师,另一种是以上海、成都和北京部分地区为代表的“社区治理型”责任规划师。文章通过分析两种模式在工作单元、工作内容、力量来源等方面的特点,进一步剖析其发展条件和发展制约,并提出完善责任规划师工作模式的建议,以期对未来持续创新责任规划师应用模式、完善责任规划师政策体系有所启发。     

主题:社区微更新

正近年来,随着城市更新逐渐关注空间环境品质提升与城市内涵式发展,以及社区规划师制度在我国的逐步建立与发展,深圳、广州、上海等地相继出台社区规划师制度实施方案及微更新指导办法。众多规划师、景观师和建筑师等专业人员纷纷进入社区,施行"微创手术",在改造社区物质空间的同时,引导不同主体参与社区建设和治理,以期挖掘社区文化价值,激发城市空间活力。     

社区更新的组织模式与规划师职能效益——以武汉市为例

本文立足社区规划范式转型的背景,从理论层面论述社区规划师的职能及社区更新组织模式对其职能效益的影响,并以武汉市为例,从社区规划师职能效益的角度评价了三种组织模式。本文认为,在协商型过程规划的范式下,社区规划师的构成是多样的,承担着参与式利益协调、寻求共识,进而推动社区品质和治理能力双重提升的职能;政府层级间纵向的、社区规划师内部横向的及社区更新全过程的协作是成败的关键;合理的工作组织模式、社区规划师职能的配置是助力社区更新实践的重要方面。     

社区规划师推进下的社区更新及工作框架

随着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城市可持续性、宜居性发展战略,当下中国城市更新的重点逐渐开始由"物"向"人"的转变,具体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公众参与式社区更新、微更新研究和实践。在这个过程中",社区规划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对"城市更新"的发展梳理及国外或地区"社区规划师"的探索经验,从"反思"的规划关注点层面"、研究"的规划方法层面"、观察"的规划操作方法层面"、参与意识培育"的设计实践层面,对社区更新进行多方面再思考。结合"参与阶梯理论",并在切实考虑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行动主义策略下的"社区规划师工作框架",以期为我国社区更新带来新的思路和参考。     

社区规划的制度基础及社区规划师角色探讨

经过十几年实践试点,我国社区规划尚未大规模展开并形成相对稳定的模式。但随着近年来规划实施中来自基层的声音逐渐增大,社区自下而上的基础逐渐强化。为了应对这一制度变革下的规划发展趋势,深圳和成都等地开始推行社区规划师制度试点。研究着眼于社区规划及规划师的角色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借鉴国际国内经验,从介入形式的角度探讨我国社区规划及规划师的推进模式。     

城市社区规划师制度的价值基础和角色建构研究

社区规划师制度包括制度价值、制度设计和制度操作三个组成部分。制度价值是整个制度的灵魂,决定着社区规划师制度发展的方向,并制约着社区规划师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社区规划师和社区规划师制度的价值基础应该是以公共理性为核心的社区主义。与"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相区别,社区主义强调在"国家管制"与"市场竞争"以外的"社区自治"的重要性。面对从增量规划到存量发展渐进的转向过程,当代中国规划师需要很好地理解社区主义的公共理性,围绕"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理念,与其他社会工作者一起为社区发展工作,鼓励多利益主体广泛参与、充分对话、友好协商、平等沟通和渐进决策,以推动包容性社区发展目标的实现。     

“梁陈方案”与“洛阳模式”——新旧城规划模式的对比分析与启示

"梁陈方案"和"洛阳模式"一样,均为1950年代所形成的以避开旧城建新城(或新区)为主旨思想的城市空间结构模式,本文对两者进行了对比分析。从渊源来看,梁陈方案是规划师意志主导的城市规划理想模式,但在遭遇社会现实矛盾时受到"重创",而洛阳模式则属于联合选厂过程中由现实条件制约而促成的一种自然结果,反而获得进一步发展。两者都有很强烈的历史文化保护因素,但洛阳历史文化以悠久的"地下"遗址形态为主,而北京历史文化则较多属于近现代的"地上"实物形态且保存相对完好,由此导致洛阳的历史文化保护具有比较"硬"的"红线",而对北京旧城则存在保护或利用方式的分歧。就新城的职能而言,洛阳涧西区作为新兴工业区,在国家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条件下容易获得政策支持,而梁陈方案所提出的中央行政区建设,则由于国内经济条件极为困难等原因难以获得社会各方面的支持。通过对比分析,启示我们应提高对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科学认识,更加理性地看待城市规划的理想模式及其局限性,并强化城市规划师综合协调能力的培养。     

以设计为桥梁,大学与城市发展无缝对接

作为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我们习惯地认为设计可以改变我们居住、生活的城市,却又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但是,以设计介入城市空间,服务公众生活,又是我们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的职责和情怀. 回顾长沙这座城市规划格局的变迁和发展,近20年长沙的城市格局虽以"山水洲城"为核心,但在总体空间形态和格局中发生了巨大而根本的变化.20年前,长...     

长沙市试点“社区规划师”初探——以湘园社区为例

在长沙天心区湘园社区试点“社区规划师”,明确社区规划师工作内容。通过“社区规划师”深入社区调研,深化公众参与,反映社区基层诉求,搭建规划管理部门和基层之间的沟通平台,促进社区居民对城市规划的参与程度,更好的促进居民参与到社区规划中来,推进社区居民的自我治理。进而破解社区发展的难点,推进社区建设和转型。     

中国社区规划师制度的实践与探索

一、概念 随着1960年代,英美等发达国家社区建设运动的兴起,社区规划师开始出现并成为专门从事社区规划的专业群体或机构.在中国,社区规划师起步于台湾地区,并作为一项制度被落实,逐渐成为社区管理和自治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台湾地区的社区规划师又称为"社区营建师"或"社区建筑师",经历了从"荣誉职"到主流"专业职"的发展阶段,趋于成熟,其特点可概括为"一群具有社会意识和人文情怀的专业空间规划者,他们通过建立在地化社区规划师工作室,就近为社区环境提供评估,并协助社区民众提供有关建筑与公共环境议题的专业咨询,协同社区推动地区环境改造与发展策略,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与环境景观".     

社区规划师体制与老旧社区微更新耦合关系探讨 ——以上海多个老旧更新社区项目案例为例

在社区层面的更新改造过程中,社区规划师逐渐成为社区更新中的重要角色,以各种形式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文章以上海社区更新实践为例,结合高品质新要求下的老旧社区微更新活动,总结在"经验生成期"社区规划师的责任与工作体制的构建,探讨城市老住区更新与公众参与之间的必然关系.     

“农村社区规划师”工作模式探索

新农村规划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发挥着龙头作用和统筹作用,新农村规划中需要能深入了解基层情况、擅长进行政府部门和农村基层社区沟通的"农村社区规划师"。笔者通过在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大塘镇新农村规划的工作实践,坚持确立村民参与规划的主体地位,建立多方参与的规划工作平台,制定全程互动的规划编制程序,建立沟通流畅、协调机制的"农村社区规划师"工作模式,开展全程互动、多方参与的新农村规划工作,确保规划公众参与的制度化。     

上海市社区规划师制度初探——以《徐汇区社区规划师制度实施办法》为例

伴随着存量时代的到来,城市更新工作对城市管理者和规划师们提出了人本主义视角下的新要求,社区规划师成为城市规划行业转型趋势下的必然需求。我国的社区规划师相较于西方国家虽缺乏自下而上的制度环境,但也探索出了沟通政府与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有效途径。以上海市《徐汇区社区规划师制度实施办法》为例,详细介绍了徐汇区社区规划师的制度背景、工作内容与基本职责、角色定位与遴选原则,以及制度保障机制,以此分析我国城市更新制度背景下现行社区规划师制度的优缺点,并对下一步工作推进提出建议。     

上海社区规划师制度实践与行动模式研究

研究在我国的城市更新与社会治理语境下,考察国内外社区规划师制度发展概况,在综合分析上海社区规划师制度内容、存在问题以及实践工作成效的基础上,结合上海各区社区规划师制度实践下的典型项目案例,从核心支持、特色强化、关联激发的不同行动维度,探讨社区规划师制度在实践中的运作逻辑和策略思路,以期为我国社区规划师制度完善提供借鉴与参考。     

社区规划师制度模式研究与实践初探——以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社区规划师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型以及倡导市民社会的呼声愈发高涨,城市更新大环境下我国的社区规划师制度应运而生。本文在分析社区规划师制度概念和国内外制度发展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虹口区社会规划师制度,并被政府部门付诸实施。本文结合笔者在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担任社区规划师所做的一系列实践,提出现阶段我国社区规划师的沟通纽带作用,即作为纽带连接政府、公众及多利益主体,并力所能及地推动街道和社区建设发展,进而推动我国社区规划师制度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