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中心还是多中心:北京城市就业次中心研究

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国外城市单中心空间结构受到冲击,就业中心、次中心变化受到关注.通过乡镇、街道尺度的第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第一、二次经济普查数据,以北京为例,进行了中国都市区层面的就业次中心实证研究.首先,从功能规模、密度、专门化等视角,分析了北京都市区就业中心和次中心体系;其次,进行了2000年以来北京都市区的就业多中心化趋势研究,对家庭居住区位选择(人口)和企业区位选择(就业)进行了空间耦合关系判断.最后,对北京多中心化的趋势等进行了战略思考.重要结论包括:第一,北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单中心城市,而是一个“扇形模式+多核心模式”交织的多中心城市,其多中心化空间变迁模式也呈现扇形推进模式;第二,作为首都,北京的多中心格局和变化具有特殊性,在“首都功能-城市化经济-地方化经济”逻辑下,初步呈现6个首都功能主导的就业中心区和40个左右的首都经济主导就业次中心格局.     

武汉都市区商务服务业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武汉市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企业数据,运用核密度估计与圈层分析方法,探讨了武汉都市区商务服务业空间格局,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其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武汉都市区商务服务业呈现由中心城区向外围扩散的多中心圈层格局,不同类型商务服务业空间格局具有差异性;交通通达性、土地价格、商业集聚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文化创新环境是商务服务业空间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同类型的商务服务业,影响其空间格局的因素不同。     

城市科技服务业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武汉都市区为例#br#

城市科技服务业区位选择的研究对于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具有重要意义。以武汉都市区为案例，基于工商登记企业数据，运用圈层分析与核密度估计方法，刻画城市科技服务业的空间格局，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检验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城市科技服务业集中分布于中心区和近郊区，呈现“多中心”的空间格局，不同类型科技服务业的空间格局存在明显差异；区位条件、商业环境、技术因素、文化环境、孵化环境、集聚因素和政策因素是科技服务业空间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影响因素对不同类型科技服务业的作用强度存在差异。     

分职业视角下南京市外来工就业空间分布研究——兼论其与城市就业空间的关联

以南京市主城区展开实证,基于"分职业"(商业服务业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业)视角,从"就业集聚分区"和"就业中心体系"两方面,探讨外来务工人员就业空间的分布特征,并进一步通过空间拟合解析其与城市就业空间的关联。结果显示:(1)商业服务业外来工就业集聚区大量集中于主城中南部核心区域,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外来工就业集聚区大量集中于主城北部边缘区域,二者叠加致使外来工就业总体呈现出明显的"核心放射+半环带"的空间分布格局。(2)商业服务业外来工呈单中心就业体系,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外来工无就业中心,两种职业人口共同集聚致使外来工总体呈现出一"主"一"次"、分具"单一"和"综合"特征的"双中心"结构。(3)商业服务业人员外来工就业集聚区呈现出较好的融合特性,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外来工就业集聚区则呈现出吸引和互斥的多重特征,致使外来工总体与城市就业空间呈现出融合与隔离并存的双重特性。(4)外来工分职业和城市分行业就业中心呈现出更多的相似性,商业服务业外来工就业与城市服务业还呈现出明显的分子力作用关系,但叠加之后,两者总体上呈现出了截然相异的空间体系,外来工就业在西北沿江地区形成了独立于城市就业结构的"非依附性质"的另类中心。     

武汉都市区就业中心空间特征及后疫情时代规划思考

2020年伊始,新冠疫情爆发对我国 的公共卫生安全系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武 汉,作为这次疫情的中心,一个千万人口级别 的大都市,如何提升城市面对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空间韧性值得我们反思。本文识别了 武汉就业空间格局及就业中心的空间特征, 初步揭示了武汉都市区就业中心分布和新冠 疫情爆发危险区的空间关联性。就城市就 业空间格局而言,后疫情时代为减少城市内 部疫情的跨区传播,需要形成合理的防疫分 区;为了构建更具韧性的空间结构,武汉需 要优化就业中心职能类型、分层级优化就业 中心规模并且巩固多中心的就业中心格局。 本研究利用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和最新的 企业数据,对武汉3 261 km 2 的主要城镇化地 区进行研究,展示了武汉都市区就业人口的 空间分布情况,为后疫情时代的大都市就业 空间模式优化了提供数据分析基础。     

美国东北部大城市带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及产业变动规律

通过对美国东北部大城市带人口空间分布和产业构成的研究,揭示出以下规律(1)城市带城镇等级“金字塔”结构明显,都市区人口增长从近郊区转向远郊区,中心城区则出现不同程度的复苏.(2)以金融信息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以批发零售业为代表的公共服务业、以医疗救助为代表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城市经济构成的三大支柱.(3)都市区产业呈现明显的圈层结构.中心城市以服务业为主导,近郊区制造业和批发商业比重较高,远郊区产业体系较为独立和均衡.(4)受都市区多中心结构的影响,城市带内产居关系逐步分离,通勤距离增加,通勤模式多样化.     

基于开放数据的西安城市中心体系识别与优化北大核心

网络开放数据作为社会上使用最为普遍的开放数据类型,可以为转型期的城市规划编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但目前学界关于利用网络开放数据进行城市空间结构、空间关系与城市中心体系的研究相对较少。文章以西安主城区为研究对象,提出基于开放数据的城市中心体系识别与优化方法。首先,通过大众点评网对西安主城区范围内的城市级服务业和社区级服务业商户信息数据进行抓取,采用核密度分析法对其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其次,结合各类服务业密度分布的空间聚类分析,对城市总体规划中确定的城市中心体系进行识别,明确各类城市中心服务业的主要业态构成和空间集聚程度;最后,在对整体城市中心的服务业划定密度空间聚类识别区的基础上,提出西安城市公共中心体系优化与调整建议,即实现由"一主多副"到"两主多副"的城市空间结构调整、强化城市级商业副中心服务业主导产业的错位发展以及提升社区级商业中心的业态等级和空间集聚能力。     

全球城市视角下上海新移民居住空间分异研究

以全球城市理论为视角,探索上海新移民居住空间分异格局、城市空间结构的关系和其影响机制。基于小尺度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数据,分别选取中心城区与城市外围地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差异指数、分异指数和隔离指数,分析新移民居住空间特征,并结合相关规划分析其形成机制。结果发现新移民主要聚集于外围地区,其居住空间分异在城市郊区更为显著,而中心城区新移民已基本融入本地居民生活,新移民分布与城市空间结构密切相关;此外,上海和中国其他世界城市的新移民居住空间分异的机制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同时中心城区与城市外围地区新移民聚集区在形成机理上存在显著的差异,中心城区主要受到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的影响,而城市外围地区主要受到市场因素和个人因素的影响。     

中国特色的“边缘城市”发展：解析上海与北京城市区域向多中心结构的转型

在美国及西欧．有研究认为当今城市化在性质上已步八与过去传统郊区化不同的新阶段：居住郊区化之后,大量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岗位也开始向郊区扩散,形成“边缘城市”;这种“后郊区化”现象使得城市内部的多中心结构开始向城市区域扩散。本文通过对北京的新城亦庄和上海边缘的昆山的研究,旨在揭示中国一些大城市区域中“边缘城市”的形成,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最后文章认为跟西方后郊区化某些特征相似,中国“边缘城市”的形成也已超越了所谓郊区化的传统涵义,它代表了一种中国特征的城市多中心发展政治机制。     

基于开放数据的西安城市中心体系识别与优化

网络开放数据作为社会上使用最为普遍的开放数据类型,可以为转型期的城市规划编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但目前学界关于利用网络开放数据进行城市空间结构、空间关系与城市中心体系的研究相对较少。文章以西安主城区为研究对象,提出基于开放数据的城市中心体系识别与优化方法。首先,通过大众点评网对西安主城区范围内的城市级服务业和社区级服务业商户信息数据进行抓取,采用核密度分析法对其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其次,结合各类服务业密度分布的空间聚类分析,对城市总体规划中确定的城市中心体系进行识别,明确各类城市中心服务业的主要业态构成和空间集聚程度;最后,在对整体城市中心的服务业划定密度空间聚类识别区的基础上,提出西安城市公共中心体系优化与调整建议,即实现由"一主多副"到"两主多副"的城市空间结构调整、强化城市级商业副中心服务业主导产业的错位发展以及提升社区级商业中心的业态等级和空间集聚能力。     

都市圈空间界定方法研究--以南京都市圈为例

全球城市时代的来临,城市发展出现一个新的空间单元--都市圈.作为都市圈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都市圈空间界定方法理应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都市圈空间界定方法研究的主要成果,概括出影响都市圈空间界定的主导要素为空间、时间、流量和引力,以此为基础探索了一条新型的、综合型的都市圈空间界定方法:即分别以四个要素为依据界定都市圈范围,然后对四个范围进行空间上的叠加,取其交集、并集和补集,它们分别对应都市圈的直接影响圈、泛影响圈和间接影响圈.最后以南京都市圈为例对新方法进行了初步论证.     

都市圈概念辨析

都市圈概念的提出已达半个世纪之久,然而,国内外至今对都市圈概念内涵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对于都市圈界定标准亦不尽相同;同时,还存在着诸如都市区、都市连绵区、城市群等相关的名称或概念,部分源于翻译的差异,在使用中较为混乱。在中国,许多地方结合自身情况开展了大量的都市圈规划和研究,在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缺乏统一的认识,有必要加以辨析。     

都市区高速公路对近域城镇发展影响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本文以上海市为例分别研究了距上海市中心的时距对城镇经济发展的影响,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对两侧近域城镇影响的比较和高速公路的建设不同时序的影响.研究表明都市区高速公路对近域城镇的影响与城市间高速公路对城市发展影响的一般概念有明显差异.     

都市圈视阈下市民农园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发展特征——以日本首都圈为例

【目的】都市圈已成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建设的主体形态,以市民农园为代表的都市农业是其中重要的体验型绿色人居互动空间。明确市民农园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发展特征,能够为未来中国都市圈发展背景下的都市农业空间形态及布局提供理论支持。【方法】以日本首都圈内的市民农园为研究对象,运用最近邻指数分析、核密度估计法、标准差椭圆分析法揭示日本首都圈内市民农园的空间分布特征,并针对市民农园数量、平均面积大小等5项指标进行可视化分析。针对交通、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组成、政策4个层面要素,利用相关性分析与空间叠合展开关于市民农园分布的内因机制的讨论。【结果】分析结果表明日本首都圈内的市民农园在空间上具有片状结合点状、向心性、圈层性的分布特征,轨道交通、年人均收入、人口密度、人口老龄化程度以及政策制度对市民农园分布均有一定影响。【结论】在此基础上,对比中国都市圈水平下城市发展现状及治理问题,分析市民农园发展前景与趋势,提出适合中国都市圈建设背景的体验型绿色开放空间的布局选址建议。     

重庆城市化发展模式研究

重庆是一个二元经济结构明显的直辖市,在研究其城市化发展模式时不能脱离历史阶段和现实条件。因此,文中以城市化发展理论为基础,充分借鉴城市化发达地区经验,结合重庆地区实际情况,提出了重庆城市化“大都市圈 点轴式城市带”的发展模式,即以主城都市圈为中心,以长江、319线(渝怀铁路)为发展轴,以沿线城市为节点,进行串珠式开发,逐步形成以重庆都市圈为中心,万州、涪陵、黔江等城市为区域中心的网络式城镇体系。     

超越城市行政边界的都市经济区划分:先发国家实践及启示

经济社会一体化加深了区域及城市之间的空间联系,短期内不可调整的行政区划无法灵活应对这一趋势.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等典型国家采用桌类标准重组城市空间,形成不同类型的都市经济区,作为规划管理、政策实施及科学研究的空间尺度.系统总结这些先发国家重组城市空间的实践、方法和经验,分析中国依赖单一行政区划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得出中国超越城市行政边界、基于经济活动择机形成新的城市管理空间、提高城市规划适用性和城市统计科学性等政策启示.     

“现代新邯郸”都市区互动发展构建设想

都市区规划是城市发展到较高阶段的需求。首先介绍了都市区的含义及产生条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邯郸市区构建基础及范围界定,阐述了邯郸市区形成互动发展的重要作用及初步规划设想。     

重庆都市区生态功能区划研究

在生态环境要素评价的基础上,结合重庆都市区用地空间布局和功能组团安排,对都市区进行了一次全覆盖的生态综合区划。划分7个一级分区,共包含37个二级分区,继而确定了各区的主导生态功能和生态建设发展方向,期待能在具有实施性的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层面上指导城市建设,将生态环境保护有机地融入并落实到城市发展中。     

都市区化:中国城市化的新阶段

本文全面分析了都市区以及相关的都市密集区、城市群、都市带等概念的异同 ,从发展的角度对这些概念建立了一定的逻辑关系 ,认为都市区已经成为当代区域发展的基本细胞和城市化的主流组织模式。分析了中国传统城市化战略的不足 ,指出中国以都市区的城市化组织模式取代传统的城镇体系组织模式的重要意义与可能。     

从“乌鲁木齐都市圈”到“乌昌都市区”——对乌鲁木齐城市空间拓展模式的思考

西部大开发赋予了乌鲁木齐新的历史使命 ,但有限的城市空间制约了城市发展和功能的提升 ,从区域资源整和的角度探讨了乌鲁木齐未来拓展模式 ,希望通过“乌昌都市区”的发展理念 ,化解行政隔离带来的规划导向和政策导向偏差 ,实现乌鲁木齐乃至区域发展的“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