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隐瞒境外存款罪构成要件要素的新论证

论述隐瞒境外存款罪中的"存款"范围,存放在境外的汽车、房地产、黄金等实物作为本罪的对象,隐瞒存放在境外的合法收入也应当纳入本罪的对象范围;本罪主体应不限于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行为人通过贪污、受贿或其他犯罪所得的财物存放于境外,应认定为贪污、受贿罪一罪;将赃物存放于境外的行为,属于刑法中的事后不可罚行为,不另成立犯罪。行为人通过贪污、受贿或实施其他犯罪后取得财物,将其存放境外,但存放数额超出贪污、受贿数额巨大的,另成立隐瞒境外存款罪。     

商品类犯罪刑法规制重点的转移——以职务犯罪为视角

目前我国商品类犯罪猖獗,严重侵害了市场经济的诚信原则.该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行政监管不力.为了打击这种行为,刑法的调整应当转移重心,即从对生产、销售者严惩转向对行政监管的督促,以职务犯罪为视角,对监管不力者入罪.在入罪路径选择上应基于现有刑法规定,认定为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在过失的认定中可以借鉴监督过失理论,对危害结果具有概括的过失即可.     

企业人员受贿罪犯罪形态的认定探讨

企业人员受贿罪存在未遂形态，其既遂与未遂的认定应以行为人是否确实索取或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为标准；对该罪共同犯罪的认定，则应根据参与共同受贿的主体身份不同，分为四种情况分别加以认定。     

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我国现阶段拖欠劳动者工资的现象较为普遍,劳资纠纷时常有演变成为社会惨剧的可能,因此,成为社会一大顽疾。本文主要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为视角,通过探讨我国立法、司法现状和此罪入罪的意义,欲构建合理的司法体制。     

该靠什么承揽工程

据报道:2011年1月4日,河南省交通厅厅长董永安因涉嫌违纪问题,被纪检部门"双规"。他自2008年3月开始担任河南省交通厅党组书记、厅长至2010年1月。仅仅是两年时间,而在他之前,河南省交通厅曾连续有三任厅长被查出违法犯罪事实。1997年10月,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曾锦城,因受贿被判刑15年。2001年3月,曾锦城的继任者、河南省交通原厅长张昆桐因受贿、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无期徒刑。2001年12月中旬,时任河南省交通厅厅长石发亮,同样涉嫌违纪违法,被省纪委"双规"。     

后劳教时代“轻罪化”立法主张批判

劳教制度废止后,为解决相应区域存在的立法空白问题,出现了一种“轻罪化”立法的主张。“轻罪化”意味着首先得“入罪化”。“入罪化”应慎之又慎,不能以轻罪、重罪的区分来回避和替代罪与非罪的区别。考虑“轻罪化”问题,应兼顾犯罪人的“内部视角”和观察者的“外部视角”,片面看重刑事立法则往往缺失“内部视角”。解决劳教制度退出后的相应规制问题,以轻罪形式的“入罪化”应是最后才可考虑的立法手段。     

组织、领导传销罪的解读

《刑法修正案(七)》新增设了组织、领导传销罪,而如何正确适用法律的规定,不仅仅是司法实践问题,更有必要在理论上对其进行必要的解读。本文对组织、领导传销罪的罪与非罪的界限以及主体范围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扩大组织、领导传销罪主体范围的必要性,应将传销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入罪处罚,并确立了积极参加者的认定标准。     

以危险程度判断为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定罪量刑影响因素研究

自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入刑以来,入罪群体增加及量刑恣意性问题均指向更加合理准确的定罪量刑考量。通过论述以醉驾犯罪这一抽象危险犯危险程度的大小、有无这一变量为轴连接抽象危险行为与结果、规范与法益,将对本罪的定性与刑的量化关系研究提供可能。同时在该罪法益保护结构所体现的“二元+冲突”本质需求中引入危险程度判断,拉近抽象法益与具体法益的距离,将抽象法益的边际向具体法益周延,使风险预防与自由保障形成合理比例,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要求,从而证实依靠危险程度使该罪定罪量刑更精准更合理的司法可能。     

“人肉搜索”入罪化刍议

作为现代网络发展的产物,"人肉搜索"在现代社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伴随着"人肉搜索"的迅速普及,一系列的法律问题也随之产生。本文将围绕目前学界针对"人肉搜索"是否应当入罪的争论,并结合"人肉搜索"的利弊,就反对"人肉搜索"入罪化谈几点看法。     

犯罪数额在受贿行为定罪量刑中的地位

以数额为中心对受贿罪定罪量刑已是通行的惯例,但这与受贿罪的渎职特性不相一致,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应提高其他情节,如受贿入的主体、违背职务的程度等在受贿罪定罪量刑中的地位．     

污染环境罪立法完善问题研究

污染环境罪应该设置为具体危险犯,即发生了危害环境的具体危险时就能对行为人进行入罪处罚,另外还应规定相应的实害犯作为加重法定刑或法定刑升格的根据.在主观方面,污染环境罪应该采用严格责任,即行为人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的具体危险,就推定行为人具有过错.污染环境罪的自由刑在考虑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基础上应该比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自由刑有所加重,罚金刑也应该设置高于罚款的具体金额.     

论危险驾驶罪

危险驾驶罪是《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一项罪名。它既体现国家对现今日益频发的危险驾驶行为严厉打击的决心,也是我国刑法理论从重结果到重行为的一种探索和尝试。但是对于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并非没有争议。以醉酒驾车为例,有人就以"刑法消灭酒文化"为由,反对用刑法来规制这类行为。因此,危险驾驶罪值得探讨和研究。     

一起恶意透支案件引发的思考

催收的有效形式和时间问题,多家银行多张信用卡未达立案标准的数额能否累计入罪的问题以及借用他人信用卡恶意透支的刑事责任认定问题是恶意透支案件中时常涉及的问题。分析认为,催收的有效形式应为特殊催收,不包括普通催收,两次催收的时间间隔以一个月为宜;多家银行多张信用卡未达立案标准的数额不宜累计入罪;借用他人信用卡恶意透支的,申领人于实际使用人有共同故意,则共同承担刑事责任,若无共同故意,则应由实际使用人承担刑事责任。     

关于危险驾驶入罪化的一些探讨

我国目前对酒后驾车行为和飙车行为没有明确并且相适应的法条进行规制,本文从这个视点出发,分析了交通肇事罪的困境,并且提出了危险驾驶入罪的设想。     

一起恶意透支案件引发的思考简

催收的有效形式和时间问题,多家银行多张信用卡未达立案标准的数额能否累计入罪的问题以及借用他人信用卡恶意透支的刑事责任认定问题是恶意透支案件中时常涉及的问题。分析认为,催收的有效形式应为特殊催收,不包括普通催收,两次催收的时间间隔以一个月为宜;多家银行多张信用卡未达立案标准的数额不宜累计入罪;借用他人信用卡恶意透支的,申领人于实际使用人有共同故意,则共同承担刑事责任,若无共同故意,则应由实际使用人承担刑事责任。     

我国P2P网贷的刑法规制问题研究

P2P网贷平台运营模式包含传统运营模式和各种新型运营模式.新型的运营模式下,部分平台可能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集资诈骗罪等,需要刑法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制.同时,刑法规制范围应以平台是否恪守信息中介这一职能为限,并通过对"集资款项用途"进行限缩解释以及适当提高入罪门槛进一步明确.     

国家工作人员与其家属共同受贿的认定

鉴于《刑法修正案（七）》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和其他关系密切的人纳入了受贿罪主体，针对家属参与的受贿犯罪的特点，讨论了确认行为人共同受贿主观故意的条件，阐述了将家属作为与不作为受贿共犯的认定办法。     

规制性贿赂的刑法考量

介绍了现行制度对性贿赂的规制,分析了性贿赂入罪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主张在现行《刑法》“受贿罪”下增加一款,将性贿赂作为刑事处罚的情节之一;并就有关量刑标准和刑罚配置提出了建议.     

推定规则在腐败犯罪追诉中的构建

以权钱交易为核心的腐败犯罪是世界各国都重点打击的对象,但由于腐败犯罪的特殊性,决定了按照传统的刑事原则和制度无法顺利完成追究犯罪、惩治腐败的任务。而我国证据规则的极度缺失,使在追诉腐败犯罪时显得尤为捉襟见肘。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在腐败犯罪追诉中构建推定规则,可以适应对腐败犯罪追诉的基本要求。因此,在腐败犯罪追诉中可以在以下方面运用推定规则：贿赂犯罪中对非法占有目的和共同受贿进行推定;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进行推定;对赃款赃物即腐败犯罪所得的推定。     

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争议问题探讨

针对《刑法》和其他有关法规的规定,联系学术界的有关主张,系统地分析了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的构成条件,以及该罪与教育设施重大责任事故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的联系和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