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证明责任的优化适用

民事证明责任理论产生于德国,由著名的民诉法学家罗森贝克论证,并且在后来长期的发展和演进中引入我国,它最核心的理论是为了解决法院在当事人无法举证的情况下使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境地时,法院仍然不能拒绝裁判的制度,目的是为法院审理案件提供裁判的依据,保障审理程序的顺利进行,然而,该制度在我国的运行或者适用并未能很好地发挥此项功能,因此本文从证明责任的理论出发,结合我国的司法适用实践,给出自己的优化建议。     

论刑事诉讼之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文试从证明责任的含义出发,对其进行较为详细的阐述,并从不同方面进行了讨论。以此引出对我国刑事诉讼法证明责任标准的思考,提出了一些我国刑事诉讼法证明责任标准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改进方法。     

论构建多重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各国法律要求在民事诉讼中需要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所须达到的程度,总体上分为三个层级标准:合理可能性标准、高度盖然性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我国民事诉讼既规定了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又规定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扩大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可能会冲击高度盖然性这一普通标准,间接限制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无法灵活应对错综复杂的司法审判工作,也间接挤压了"合理分担举证责任"制度的运用空间。构建多层次民事诉讼证明体系,应以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为一般原则,以合理可能性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为补充,形成:低、中、高三个层级的标准。目前,建立科学合理的多层次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成为当务之急。     

逮捕社会危险性的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逮捕制度下的社会危险性做出了明确规定,但对于社会危险性的证明标准立法没有明确规定的问题,理论界争议较大,因逮捕的目的是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社会危险性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实的预测,所以不应设立较高的证明标准,同时为了限制公权力,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亦不适宜采取较低证明标准。     

量刑程序中证明问题研究

量刑程序不仅仅获得了相对独立的身份,同时也逐渐意识到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诸多不同。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关于证据证明方面的研究。我国对于量刑程序的证明规则的规定较模糊,对于证明对象、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的界定,理论界存在不同的学说,由于量刑程序的特殊性,为了让其能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构建一套独立的量刑证明规则。     

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次级证明——以L浏览器不正当竞争案为例

次级证明是英国学者尼尔·麦考密克的法律推理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是指法律规则不确定的情况下,通过一般性规定、类比、或法律原则等方式推理明确或确认法律规则的过程,包括后果主义论辩、协调性论辩和一致性论辩。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着法官寻找和确立法律规则的事实。在L浏览器不正当竞争案的分析过程中,说明中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次级证明是什么样的,进而结合麦考密克的法律推理理论说明法官进行次级证明应遵循怎样的规范。     

分析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证明责任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飞速发展,国家各项立法工作也在逐步完善,但是就案外人异议之诉制度的确立与执行情况来看,在很多细节方面的规定还需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特别是在证明责任的内容上,同时,由于在执行异议之诉的过程中,证明责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相关法学人士一定要对此给予充分重视。本文中,笔者就现阶段我国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证明责任问题展开了一系列分析,以供相关人士参考。     

司法实践中违反不为证明妨碍义务的原因探究

司法实践中违反不为证明妨碍义务的行为数不胜数,如当事人隐匿、拒绝提供证据等行为不但影响了法官查明案件事实,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浪费了司法资源。如果不对此种行为进行有效的制裁,最终可能动摇公民对司法的信心,因此有必要对司法实践中当事人证明妨碍义务行为的原因进行探究,从而有针对性地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关于构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妨碍制度的思考

在民事诉讼实务中,一方当事人或诉讼外第三人妨碍对方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的行为时有发生。对此,我们有必要对证明妨碍行为的内涵特征、法理依据、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等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探索,以便尽快构建和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妨碍制度。     

谈谈买卖合同中“调包”纠纷证明责任分配

实践中对买卖合同"调包"纠纷的证明责任分配并不相同,有的判决认为应由买方对自己没有实施"调包"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有的判决则认为应由卖方对买方实施"调包"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2015年《民诉解释》第91条所依据的规范说自身的不足使其不能适用于买卖合同"调包"纠纷案件。应当明确规定由买方对自己没有实施"调包"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