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轨道交通站点可达性对出行选择影响分析

轨道交通运输是替代小汽车出行,构建环境友好型交通的有效方式。轨道交通出行倾向与轨道交通系统的服务质量、轨道交通的可达性以及轨道交通站域空间发展等因素相关。为了提高轨道交通出行比例,各大城市集中于提高轨道交通系统的服务本身,而忽视了轨道交通站点的可达性。本文讨论了提高轨道交通站点可达性对于轨道交通出行模式的重要性,分析了各接驳模式对轨道交通可达性的影响。本文认为,轨道交通配合步行和自行车是替代小汽车出行的有效方式。     

南京城市交通方式可达性空间分布及差异分析

将南京都市区划分为5个圈层和566个交通小区,采用南京都市区2006年土地使用现状数据,用区位熵采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机会数,根据机会累积可达性测度方法,计算了20、40和60min三种阀值下的自行车、小汽车和公共汽车的空间可达性.结果显示:①在当前建成环境下,交通方式的空间可达性呈同心圆模式;②小汽车相对于公共交通和自行车的可达性优势非常明显;③尽管公共交通在长距离或长时间出行中,相比自行车有一定优势,但是在近距离或短时间出行中,可达性优势很微弱;④在正处于快速城市化地区的中心城圈层和外围圈层,公共交通的可迭性小于自行车,说明当前的公共交通设施供给与土地开发模式不利于公共交通方式的发展.     

基于空间句法的合肥市轨道交通网络特征研究

城市轨道交通出行方式,以其运量大、速度快、价格便宜的优势,逐渐成为城市快速客运交通系统的主体.城市轨道交通的可达性与居民出行的便捷程度息息相关,运用空间句法模型结合合肥市中心城区空间发展结构,对合肥市近期轨道交通线路特征进行定量研究,并对重要站点的可达性进行微观精细的评价;在此基础上,考虑城市快速公交具有运行线路明确、受其他交通方式干扰小的特点,作为人们出行选择的重要地面交通方式,对其规划线路进行可达性分析,并从协调合作角度对近期合肥市轨道交通优化建设提出一定的建议.     

不同交通方式下的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以乌鲁木齐为例

合理与公平的城市公园绿地空间布局是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运用ArcGIS网络分析法,选取机动车、公共交通、非机动车和步行四种交通方式来定量评价乌鲁木齐公园绿地可达性,并对不同交通方式下的公园绿地服务半径及服务人口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在近距离或短时间出行中,机动车相对于其他三种交通方式可达性具有一定优势,其次为公共交通和非机动车,步行可达性最差。但在远距离或长时间出行中,非机动车的可达性优势逐渐凸显出来。近七成的居民采用非机动车30min,机动车和公共交通20min的方式到达最近的绿地。乌鲁木齐公园绿地整体可达性较好,部分区域的绿地布局不够合理,四种交通方式下可达性分布都呈现出以绿地入口为核心的类辐射状结构。     

都市区跨区域通勤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以京津城际高铁为例

伴随着交通强国和构建互联互通交通网络战略的深入实施,在城际高速铁路服务不断完善的背景下,应对都市区核心城市不断高涨的生活成本,郊区化和跨区域通勤趋势日益明显.理解都市区跨区域通勤的规模及其影响因素,对推动高速交通导向的都市区国土空间规划和区域一体化具有一定意义.基于此,以京津城际铁路为例,通过调查问卷收集京津城际通勤行为数据,理解都市区城际通勤规模和一般特征,采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甄别城际通勤选择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京津跨城高铁通勤(含每日通勤、每周通勤和每月固定次数通勤的乘客)的比例约为7％.(2)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城市-城际交通接驳便捷性和出行时长、城市-城际出行经济成本、交通换乘便捷性和换乘成本、出行偏好和异地工作意愿等因素均会影响居民跨城通勤选择.(3)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影响下,模型结果表明,出行时间、换秉便捷度、出行成本和异地工作意愿等对跨城通勤选择有显著作用.面向国土空间规划需求,本研究能为都市区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优化、跨市公共交通规划与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可达性变化研究——以北京为例

职住平衡被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的支持者所倡导,它不仅可以降低小汽车出行,促进城市就业,也关系到社会公平。本文选择北京作为案例,采取网络OD矩阵分析法,以平均通勤时间做测度指标,考察居住在可支付性住房中的低收入群体到商业就业中心的就业可达性。研究发现,采取公交方式付出的通勤时间大约为小汽车通勤方式的2倍,这反映了不同群体的就业可达性确实因交通方式的不同选择而存在差异。从时间变化上看,2004年之后比之前的可支付性住房,无论采取公交还是小汽车出行的平均通勤时间都更长,表明低收入群体在就业可达性上被置于更不利的境地,这将为中国城市未来的可支付性住房布局和交通规划提供借鉴,并进而对城市中弱势群体的居住、就业给予实实在在的关怀。     

基于AI的地铁站点区地下步行系统可达性研究

城市地铁站点影响区地下步行系统可以带动站点辐射区域的发展,为其增加人群的聚集度,它的可达性对提高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四川成都春熙路地铁站站点为研究对象,通过Python工具获取各条交通线路的站点等地理位置信息,通过相关搜索引擎搜索与整理相关信息,以GIS为主、AutoCAD工具为辅建立该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影响区地下步行系统相关数据库和“时间—距离”模型;在基于3类主要出行方式的条件下,运用“层次分析法+GIS可视化”呈现该站点影响区地下步行网络的可达性作用机制,提出“地铁—公交—自主”出行的合理分配模式,并在此基础上为地下步行网络设计规律提供建议,为其他站点地下步行网络系统提供一定的参考。     

长三角城市群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城际出行特征研究

使用移动定位大数据,在长三角三省一市范围内识别上海、杭州、南京中心城区与其他城市的跨城通勤、一日往返、高频两地往返3类城际出行,分别计算紧密联系范围。使用互联网地图API接口,测算上海、杭州、南京中心城区的交通等时圈,与3类城际出行紧密联系范围进行对比。上海、杭州、南京中心城区的交通等时圈均出现"圈层+飞地"形态。高铁等快速交通体系已经改变了长三角城市之间的时空关系。3个城市的紧密通勤范围、紧密一日往返范围、紧密高频两地往返范围各有特征,部分紧密联系范围也出现明显的"圈层+飞地"形态。交通等时圈反映的上海、杭州、南京的交通支持能力相对接近,但3种城际高频出行的紧密联系范围差异明显。3种城际高频出行反映了不同的跨城功能联系。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跨城功能联系紧密程度不以空间距离为依据,也不与交通等时圈一致。长三角城市群和都市圈的规划必须认识到上述差异,制定相应的规划策略。     

交通导向的城际铁路站场地区空间发展机制

首先通过调查与城际铁路客流相类似的沪宁动车组旅客对站点周边设施的需求,探讨站场地区的产业转型方向。其次,在对旅客前往各产业设施的出行方式与忍受时间的意愿调查基础上,通过分析旅客的出行距离特性,研究站场空间的圈层规模、产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相关联的用地布局。最后,基于该地区交通供给的承载力,提出土地开发强度适宜性的判定方法,并以沪宁铁路常州站为例进行实证研究。本文所构建的以交通为导向的城际铁路站场地区空间发展触媒机制研究,可实现空间发展与效率提升的协调优化,平衡城市功能的集聚性与交通的便捷性,对城铁沿线站点地区的建设规划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出行行为视角的新城规划策略研究——以南京河西新城为例北大核心CSSCI

以南京河西新城为例,通过建立出行行为与建成环境等因素的MNL模型,研究既有新城规划对于居民交通出行的影响。道路宽度和路网密度的增加可能刺激小汽车出行;医院、娱乐设施、学校、住宅、办公场所等到达地土地利用性质更易吸引小汽车出行,土地利用混合度对新城居民的"公共交通/小汽车"选择不存在显著影响;公交线网重复率的提高促进居民公共交通出行;小汽车拥有量等社会经济因素对于居民出行行为选择有较大影响。最后,从三方面提出对新城建设的建议。     

高速铁路对中国城市可达性和区域经济的影响

高速铁路(高铁)近年来在中国发展迅速,大幅缩短城际、省际客运交通时间,助力地方经济发展。然而目前关于高铁对全国不同区域和不同规模城市的交通和经济影响的差异性尚不明晰。本研究选取266个城市,获取2006年无高铁和2014年高铁网络基本形成的铁路出行时间和GDP数据,从两方面进行研究:其一是比较高铁开通前后266个城市的平均出行时间变化的差异;其二是应用可达性重力模型,用可达性变化来度量高铁对中国区域经济影响的差异。可达性分析在地理信息系统中完成。结果显示高铁影响的双重特性:一方面提高全国可达性的整体水平,尤其是改善西部和中小城市的可达性;另一方面,高铁因其技术特性产生"廊道效应",有高铁城市和廊道沿线城市,其受益远高于无高铁城市,这加大了空间地域发展的不平衡。国家和省、地政府应考虑相应政策措施以减小高铁发展带来的地域差增加等负面影响。     

小城镇如何共享现代交通体系的红利

正以高速、便捷、智能化为特征的现代交通体系正在重塑我国的交通出行方式和城镇空间网络,小城镇如何积极参与其中,分享现代交通体系建设带来的红利?按接入方式来划分,可以将小城镇区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直接接入的小城镇。考虑到产业拉动和投资成本等因素,这一轮高铁或城际铁路站点建设普遍远离中心城区,部分直接选址在小城镇。典型的如宜兴高铁站设在丁蜀镇,京张高铁设有东花园站等。高速公路在小城镇周边设     

基于非合作博弈的城际运输通道客运分担率及定价策略研究

针对城际运输通道内多种运输方式并存的现状,选取铁路、公路2种主要运输方式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决定旅客出行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确定旅客出行效用函数,运用logit模型建立旅客和运输方式的双层分担率模型,并求解分担率。针对2种运输方式竞争关系,以昌九运输通道为算例建立非合作博弈模型,对昌九城际高铁和高速公路的分担率及票价进行了计算分析,结果表明,模型存在博弈的最佳分担率和最优票价组合,能够实现2种运输方式的整体效益最大化。     

城际铁路运营管理模式分析

城际铁路作为我国城际交通中的重要部分,随着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和进步,其运营管理模式也在不断优化中。基于此,论文对城际铁路进行简要介绍,探讨了自主经营和委托经营2种城际铁路主要运营管理模式,并对二者进行对比分析,最后从多个角度探讨了影响城际铁路运营管理模式选择的因素。     

基于改进两步移动搜索法的长沙市医疗服务设施可达性研究

医院作为城市最基础的服务设施之一,其交通可达性水平是衡量城市医疗服务设施资源配给公平性的重要指标。该文以长沙市七个城区为研究对象,基于高德路径规划API,通过改进两步移动搜索法构建了三种不同交通方式下的可达性模型,对长沙市医疗服务设施的交通可达性进行了评价,对比了多交通模式与单交通模式在多个出行时段下对可达性结果的影响,并提出针对性的交通改善措施。研究发现：（1）公共交通模式下各时段可达性差异较小,驾驶模式和多交通模式受出行时段影响较大。（2）长沙市医疗服务可达性由中心城区向外逐渐衰减,且呈现出连续的圈层式特征。可达性水平最高的区域为芙蓉区,全区均达供给平衡及以上水平;可达性水平最低的区域为长沙县及望城区北部,达供给平衡及以上的区域占比均不到20%。（3）与驾驶模式Ga2SFCA方法相比,多模式交通Ga2SFCA方法可以反映区域内部的可达性差异状况,区域之间的可达性差异较小。公共交通Ga2SFCA方法的高可达性指数呈现沿地铁线分布的特征。研究结果可为提高长沙及其他城市医疗服务设施交通可达性的服务水平提供科学依据与参考。     

《美国TOD的经验、挑战和展望》评介

城市的空间形态、土地利用与交通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城市规划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选择合理的城市形态和与之相匹配的交通体系是城市发展中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美国,自1960年代通过联邦支助公路建设法案,小汽车逐渐成为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小汽车极大地提升人们的机动性,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城市空间形态与土地利用方式,在空间形态上表现出以小汽车为导向的交通方式所支撑的城市蔓延(urban sprawl),土地利用上则出现如大规模低密度居住区等单一使用的功能区域.根据美国交通研究协会(TRB)对城市蔓延的相关研究[3],认为城市蔓延的不可持续性表现在:对土地资源利用的不经济,市政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大而财政难以支撑,交通的出行次数和出行总量的增加,低密度的松散的外部形态[4],以及就业岗位和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平衡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城市群城际干线公路方案布设的影响因素分析

城市群规划中,城际干线公路路线方案受大量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且影响关系复杂。现行城际干线公路路线方案选择,主要依赖于规划人员或决策人员的经验进行,缺乏科学系统的分析。本文在城市群规划城际干线公路路线方案选择中,引进影像图决策模型,系统分析了影响决策的各因素,为规划人员和决策人员提供了科学决策的工具。这对于提高规划质量和科学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宁波市轨道一号线交通衔接规划

以宁波市轨道一号线交通衔接规划为例,从轨道交通衔接模式选择、站点交通功能等级划分和站点交通衔接规划等方面,系统研究了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小汽车交通、自行车交通、步行交通等其他交通方式的衔接,以实现无缝衔接与零换乘。     

基于家庭出行的城市小学可达性分析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城市小学教育设施是社会公益资源,其均衡配置对社会公平正义、家庭生活品质、城市结构组织都有重要影响。由于土地资源的约束、新区发展的不确定性以及家庭择校行为等,仅从空间服务半径尺度优化难以满足家庭对小学教育设施可达性需求。在时间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上,从小学家庭接送出行角度对小学可达性进行分析,发现不同家庭戍员出行特征及"住一教一职"空间联系模式会影响家庭接送主体、交通方式的决策,家庭出行时间成本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并且家庭公交出行可达性满意度较低。在此基础上提出对优化城市小学教育设施可达性的初步思考。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下的工程建设

<正>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落地,三地交通先行的理念正快速变成现实。按照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目标:到2020年,计划形成京津冀9000km的高速公路网和主要城市3小时公路交通圈,9500km的铁路网和主要城市1小时城际铁路交通圈,实现首都国际机场1亿人次乘客目标和北京新机场一期工程的投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