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研究——基于演化博弈的博弈策略及因素分析

长江流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建设影响全流域的生态安全,国家对这些生态重点区域设置了一系列限制开发政策,这也对当地处于贫困线下的居民提出了更高的脱贫要求,而生态补偿可能给予因“生态贫困”而致贫的当地居民有效的脱贫帮助。本文通过演化博弈模型探讨长江流域上下游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合作机制,以上游（保护,不保护）、下游（补偿、不补偿）为策略建立演化博弈矩阵,分4种情况对上游-下游混合博弈稳定策略进行讨论,最后得出（上游保护,下游补偿）为最优稳定策略,对其中该稳定策略中各因素关于演化方向的影响进行探讨。长江流域精准补偿机制的合作趋势的概率主要受上游生态保护综合成本、上游生态保护综合收益、下游补偿额度、上游开发收益、上游赔偿额度、对上游惩罚力度以及下游惩罚力度7个参数影响,其中上游生态保护综合成本、下游补偿额度以及上游赔偿额度为重要影响因素。上游降低生态保护综合成本,中央政府适当降低下游补偿额度、提高上游赔偿额度,同时控制惩罚额度能够提高生态补偿合作概率。     

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博弈分析

本文采用博弈论分析方法,研究了矿产资源生态补偿过程中,企业与政府、公众与企业和政府共谋之间的合作博弈关系。通过构建博弈模型求均衡解,结果表明:①企业的生态补偿积极性受生态补偿成本、生态破坏惩罚力度、生态补偿收益等因素影响;政府的监管效果取决于监管成本、监管收益等因素;②公众是否参与取决于参与成本和收益;因共谋导致的企业声誉损失和政府政治成本及公众监督效果影响企业与政府的共谋。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应以博弈均衡为基础,降低补偿成本,加强政府监管,强化公众的参与度,积极协调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制定合理生态补偿政策,实现社会综合利益最大化。     

基于多利益主体的调水工程生态补偿演化博弈分析

极端气候的频发使得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是中国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调水工程是一项缓解区域之间水资源不平衡的重要民生工程,跨流域调水工程的实施涉及多方利益主体,生态补偿是跨流域调水工程可持续开展的必要保障。论文以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为例,就其生态补偿现状和问题涉及的各利益主体,结合演化博弈理论,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构建博弈模型,进行流域多利益主体博弈分析。研究发现：1)宏观层面上,调水区与受水区的自发博弈无法到达生态的均衡演化,需要引入上级反馈机制加以干预,反馈投诉成本、投诉补贴金额以及调水区的预期估值与实现生态补偿均衡有直接的关系;2)微观层面上,政府、企业和公众的演化博弈受到治理费用、政府补贴与惩罚力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3)从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的仿真分析中得出该项补偿工程呈现出牛栏江保护、滇池不补偿、上级部门不监管的演化趋势,其中滇池的策略选择受到滇池补偿费用和投诉补偿的影响,上级部门的策略选择受到对滇池的惩罚金额和上级部门付出成本的影响。因此提出,在调水工程的生态补偿中,应当拓宽筹资渠道、完善反馈投诉体系、引入政府监督和管控,促进调水工程的...     

基于声誉效应的跨流域生态补偿演化合作机制分析

跨流域生态补偿是提升生态资本价值、保护流域生态环境、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基于政府在对具备社会环境效益、影响公众利益的生态补偿项目决策和实施过程中产生声誉问题,通过对水源地和受水区的博弈情景设定,在考虑损失成本、生态收益以及转移支付等显性利益因素的同时,将声誉等隐性因素考虑在内,引入流域管理机构和政府声誉函数,构建生态补偿演化博弈模型,探讨水源地和受水区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演化过程及影响因素,并利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研究,分析各参数的变化对利益相关主体行为策略选择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双方合作的演化方向主要受奖惩力度、水源地保护成本、受水区转移补偿金额、治污效益、声誉转化效益等10个因素的影响,并提出强化流域管理机构职能、提高公众和企业的环保意识、构建声誉水平评价机制以及构建多元化生态补偿途径等对策建议。     

矿山废弃地治理PPP模式演化博弈分析

为探讨矿山废弃地治理PPP模式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机制,本文构建了演化博弈稳定均衡模型。结果表明:当社会资本机会成本小于机会主义收益时,若地方政府在矿山废弃地治理PPP项目中获得额外收益增加,或社会资本在声誉、物资和其他方面的奖励增加,双赢合作成为稳定均衡策略;当政府加大对社会资本机会行为惩罚,并使得社会资本机会成本大于机会主义收益时,系统演化博弈由地方政府来主导。政府在演化过程中给予外部影响,如降低监管成本、提升社会资本积极合作的口碑效应和声誉收益,可改变演化结果,实现稳定策略均衡。最后提出降低地方政府监管成本、构建社会资本激励机制以及建立反向约束和公众监督机制三个措施。     

区块链赋能视角下煤矿生产安全监管演化博弈研究

为探究政府监管、社会公众监督和煤矿安全生产的行为选择机制，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政府、社会公众和煤矿三方行为选择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演化博弈系统中各均衡点的稳定条件，最后探究了三方演化博弈中相关变量对三方行为演化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初始策略选择对三方演化稳定有显著影响；政府区块链创新投入成本对理想状态演化具有负向作用；对煤矿违规生产的惩罚力度、区块链直接效益和间接收益以及发生事故后给政府带来的声誉损失对理想状态演化具有正向作用；采用区块链监管可提高社会公众自身获得感，对参与煤矿安全监督具有正向作用。     

治理修复视角下的水源地生态补偿利益均衡分析

阐述治理修复型生态补偿的基本特征与主要目标,运用有限理性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水源地与受水区的演化稳定策略以及博弈动态系统的进化趋势,并借助雅克比矩阵对各个均衡点的抗扰动稳定性进行研究,以期为丰富与发展我国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提供有益的借鉴。结果表明:引入上级政府参与生态修复并制定"双向补偿"约束机制,在惩罚与补偿金额满足一定条件时,能够使"水源地采取修复策略、受水区采取补偿策略"成为博弈系统唯一的均衡策略,也是社会所期望的最优稳定均衡策略。提升公众环保意识,完善相应法律法规,搭建各利益相关方沟通合作的平台,明确利益相关方责任,有助于生态补偿的良性发展。     

澜湄流域国家水资源取用策略选择及因素分析——以“老挝沙湾-泰国莫达汉”两主体博弈行为为例

在具有跨境河流属性的澜湄流域水资源取用过程中,澜湄合作机制立足于国际合作的政府高度,对于各流域主体的利益平衡具有重要作用。针对流域各国在无统一监管机制下可能存在跨境河流水资源取用过度等不合理的问题,基于澜湄合作机制视角,以“老挝沙湾-泰国莫达汉”两主体博弈行为为例,从理论层面分析影响各博弈主体选择取用策略的因素,建立地方政府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对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和演化稳定策略进行分析,利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研究,分析各参数变化对地方政府策略选择的影响及其影响效果。研究结果发现：澜湄合作机制加大监管力度和惩罚额度、提高抽查结果反馈效率,都可以促使地方政府选择合理取用,且可由其设定的差别惩罚系数对博弈收敛周期具有“催化作用”;对地方政府而言,降低开发成本、增强效果收益、高度重视选择不合理取用带来的损失、受到来自博弈另一方的外部溢出效应减弱,都使其更偏向于在澜湄流域水资源的国际区域合作中选择合理取用策略。     

长三角区域双向水足迹生态补偿演化博弈研究

推动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需要高度重视长三角生态文明建设。现今长三角地区水资源短缺和水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依然严重，且水资源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其本身存在的外部性导致跨区域水资源保护机制无法顺利实施，如何解决水资源生态补偿问题成为长三角地区协同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水足迹理论构建2008—2017年长三角双向水足迹生态补偿标准计量模型，并在引入中央政府“约束-激励”机制下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各相关主体的博弈决策，从而实现最优的稳定均衡策略，最后从不同主体角度提出相应的对策。研究发现：1）长三角地区为虚拟水进口地区， 其虚拟水净进口量及消费量在10年间呈上升趋势，年平均消费量达到1 586.2亿m3。从类别结构看，农业水足迹实际用水量最大，而贸易水足迹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且变化较大；从地区看，虚拟水消费量贡献最大的为江苏省，其次为安徽、浙江、上海。2）长三角三省一市生态补偿额度10年间均呈上升趋势，其中江苏省获得的生态补偿金额最多，年平均达到92.22亿元，其次为浙江、安徽、上海；但江苏省的年平均生态补偿额对于生态投入成本的占比最低，仅为63%，上海最高，达到78%。3）引入“约束-激励”机制后，当中央政府对单方面不履行义务时的处罚F与激励金额 B之和大于当地所获得的生态补偿P，且中央政府对双方同时不履行义务时的处罚Q与激励金额B之和大于机会成本C的2倍，小于所获得的补偿金额P时，长三角地区可以实现最优的稳定均衡策略（保护， 补偿），其中浙江省的激励惩罚范围在10年间变化幅度最大。     

矿产资源开发中的生态补偿博弈分析

对矿产资源开发进行生态补偿,是实现资源、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采用博弈论分析方法,就矿产资源生态补偿的博弈进行分析。通过研究居民与居民、企业与企业、居民与企业的博弈关系,得出在当前低碳经济背景下富有成效的生态补偿制度必须以博弈均衡为基础,需要政府部门积极协调平衡各方利益,制定合理生态补偿政策,实现社会综合利益最大化。最后,在博弈均衡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演变及驱动因素分析

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依托于生态效率的改善,基于2005—2016年长江经济带107座城市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slacks-based measure)模型测算生态效率,并结合探索性空间分析与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探讨生态效率时空演化格局的内在规律, 实证分析生态效率驱动因素的影响效果。研究表明：2005—2016年经济带生态效率总体呈平稳态势,上、中、下游呈现“阶梯型”分布,下游依次优于中游和上游地区,部分地区生态效率呈“两级型”分化趋势;城市间生态效率发展存在空间联动效应,与生态效率高的城市为邻,其正向溢出作用促进城市状态向高水平跃迁,而与生态效率低的城市为邻,其负向作用拉动城市状态向低水平发展;人口规模与产业升级对经济带不同流域具有异质性作用,其提升下游生态效率而抑制中游和上游生态效率,产业升级与生态效率存在“U”型关联,意味着产业升级在短期内并不能使生态效率状态改善,而经济发展有利于促进生态效率向高水平状态演变。     

科技金融视角下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进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重大国家战略,科技金融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构建科技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分别采用熵权法和时序全局因子法进行测算。以长江经济带2007—2017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为因变量,以科技金融发展指数为协变量,运用单因素协方差法,对长江经济带9省2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长江经济带科技金融发展水平呈现“下游＞上中游”区域差异;2）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省市发展差异,但消除科技金融发展影响后,各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差异缩小。科技金融是形成长江经济带9省2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因素,应重视科技产业与金融机构的结合,适当平衡科技金融资源,缩小省市之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     

科技金融视角下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进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重大国家战略,科技金融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构建科技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分别采用熵权法和时序全局因子法进行测算。以长江经济带2007—2017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为因变量,以科技金融发展指数为协变量,运用单因素协方差法,对长江经济带9省2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长江经济带科技金融发展水平呈现“下游＞上中游”区域差异;2）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省市发展差异,但消除科技金融发展影响后,各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差异缩小。科技金融是形成长江经济带9省2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因素,应重视科技产业与金融机构的结合,适当平衡科技金融资源,缩小省市之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     

FDI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面板数据

随着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的发展，引入外资的重点正逐步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文章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就FDI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FDI质量与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长江经济带下、中、上游的FDI质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其中长江下游地区更易吸引高质量FDI，长江中游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更为宽松，长江上游地区人才流失情况较为严重。3）环境规制与FDI质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均存在单一门槛，当环境规制低于门槛值时，会吸引污染产业转移到长江经济带，造成“污染避难所”效应；当FDI质量低于门槛值时，FDI流入的增加会造成长江经济带产业“低端锁定”效应。     

不合理采矿威胁长江两岸生态环境

长江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矿产资源地,不合理的矿产资源开发对长江两岸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青藏高原、横断山区和云贵高原是主要的生态环境脆弱区,频繁的采矿等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破坏较难恢复和抚育。横断山区、云贵高原和武陵山区地质灾害广泛发育,不合理采矿工程建设会进一步加剧地质灾害发育条件。四川盆地、武陵山区和长江中下游平原水资源丰富,分布着重要的国家自然保护区,是生态环境敏感区,矿产资源开发引起的水土污染威胁沿线保护动物的生存繁衍和居民的身体健康。随着国家一系列政策出台,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统筹规划、多措并举,逐渐由被动的恢复型环境治理逐渐向发展型环境保护和开发方向转变。     

FDI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面板数据

随着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的发展,引入外资的重点正逐步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文章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就FDI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FDI质量与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长江经济带下、中、上游的FDI质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其中长江下游地区更易吸引高质量FDI,长江中游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更为宽松,长江上游地区人才流失情况较为严重。3）环境规制与FDI质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均存在单一门槛,当环境规制低于门槛值时,会吸引污染产业转移到长江经济带,造成“污染避难所”效应;当FDI质量低于门槛值时,FDI流入的增加会造成长江经济带产业“低端锁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