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金融视角下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进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重大国家战略,科技金融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构建科技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分别采用熵权法和时序全局因子法进行测算。以长江经济带2007—2017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为因变量,以科技金融发展指数为协变量,运用单因素协方差法,对长江经济带9省2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长江经济带科技金融发展水平呈现“下游＞上中游”区域差异;2）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省市发展差异,但消除科技金融发展影响后,各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差异缩小。科技金融是形成长江经济带9省2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因素,应重视科技产业与金融机构的结合,适当平衡科技金融资源,缩小省市之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     

碳排放视域下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绿色发展是协调生态保护、促进经济发展和减少碳排放的有效方式,绿色发展正逐渐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人类发展的重点。我国经济正进入高质量发展状态,资源和环境约束压力不断增强,而城市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中心,绿色高效是我国城市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文章采用超效率非期望SBM（slack based measure）模型测算长江经济带11省市绿色发展效率并探究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然后与未考虑碳排放的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进行对比分析,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评价绿色发展效率以及演化趋势和特征,并运用DEMATEL（decision making trai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technology）方法识别评价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流域碳排放量逐年递增,碳排放对绿色发展效率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在环境的约束下,下游的绿色发展效率值降幅明显;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总体呈上升态势,各区域绿色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呈现下游>上游>中游的分布特征;从影响因素上看,产业结构、科研投入、对外开放、环境规制和植被覆盖率对碳排放视域下的绿色发展效率呈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发展效率水平低主要表现在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物过度排放方面,其中环境问题主要是碳排放问题,正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提高绿色效率亟待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最后,为促进长江经济带流域生态环境改善,实现碳中和愿景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保证更高效地利用资源,更强有力的保护生态环境,更好的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长江经济带矿业产业协调发展研究

长江上游和中游地区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而下游长三角地区矿产加工业已失去低成本优势,这种局势使得研究长江经济带矿业产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协调度模型,本文将长江经济带各省(市)采掘业与矿产加工业按矿类分为四组,对各组采掘业与对应矿产加工业协调度进行了定量计算,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矿产加工业无论与本地区采掘业相比,还是区域横向比较来看,均具有较高的比较优势;上游地区除经济较为发达的重庆外,其他地区总体呈现矿产资源采掘业领先、矿产加工业落后的格局,其中贵州在煤炭方面、四川在有色金属方面尤为明显;中游地区协调性优于长三角和上游地区,其中煤炭和油气总体上表现为矿产加工业领先,黑色金属总体上为资源采掘业领先,而有色金属和非金属总体呈现协调发展态势。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在矿业产业协调发展中承担的职责和分工,以期为带内地区间产业转移和协调发展政策提供支撑。     

创新风险视角下的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随着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创新成为煤炭行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文章从风险防御与企业创新两难困境构成的高质量发展陷阱出发,分析了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五类主要创新风险,并以鲁尔集团转型发展历程为例,基于创新风险视角,从行业、企业、职工三个层面构建全方位、系统化的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路径,为煤炭行业规避高质量发展陷阱提供理论指南。     

长江经济带水资源承载力综合评价研究

基于2007-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 TOPSIS综合评价方法,研究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水资源承载力的动态变化以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样本考察期内,长江经济带水资源承载力整体呈较缓慢的下降趋势,其中水资源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的贡献最大。从区域差异看,上游成渝经济区水资源承载力最大,中游城市群次之,下游长三角最小;从省市差异看,水资源承载力由高到低依次为：江西、贵州、上海、湖南、云南、江苏、四川、浙江、重庆、湖北和安徽;从空间分布看,水资源承载力较高的省（市）主要有贵州省、江西省、湖南省和上海市。进一步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水资源承载力系统耦合协调度呈下降趋势。利用灰色关联模型发现产水模数、城市日均生活用水量、GDP增长率以及废水治理投资占比在各系统中对水资源承载力影响程度最大。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水资源承载力处于中等水平,其原因可归结于人口压力大、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水资源利用率较低等,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铜矿资源布局结构优化与产业发展研究

长江经济带具有丰富的铜矿资源优势和巨大发展潜力,在我国铜矿产业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因此在新形势下,谋划好长江经济带铜矿资源勘查开发及产业发展,对于保障我国铜矿资源安全供给,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产业布局理论,系统梳理了长江经济带铜矿资源开发利用布局与产业结构的现状、特点,指出长江经济带铜矿资源产业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规模总体较小,地质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提出应从优化铜矿勘查开发布局与结构、大力发展绿色矿业、推进上中下游产业协调发展三个方面优化长江经济带铜矿产业发展的思路建议。     

长江经济带矿业绿色发展空间格局与驱动机制研究

矿业绿色发展是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采用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的矿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综合指数法,测算并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矿业绿色发展分布及其内外驱动因子,构建了长江经济带矿业绿色发展驱动机制框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矿业绿色发展的区域分布呈现由西至东逐渐增高的趋势,矿业绿色发展状态指数最高,响应指...     

山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研究

在高质量背景下,根据新发展理念,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个指标构建山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测算出山西省2013-2020年经济综合指数,可以看出：2013-2020年,山西省各年份经济综合指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协调指数、绿色指数整体呈现良好的上升趋势,而创新指数、开放指数、共享指数波动性比较大,甚至一度出现大幅度下降的情况。所以,山西省积极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各项要求,总体趋势良好。但是创新、开放、共享是目前山西省经济进一步高质量发展的短板。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我国矿业经济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高质量发展理念背景下,我国矿业经济的发展是兼顾各方面多要素的均衡发展,各要素既是衡量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也是影响矿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在符合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框架下抓住矿业经济发展动力,发挥各地区位优势,是促进我国矿业经济发展、保障国家初级产品供给的重要一环。本文从环境、技术、产业、管理4个方面选取影响矿业经济效益的因素,依托2005—2020年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随机森林的多重插补法对数据进行补全,从而建立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研究我国矿业经济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产业因素是推动我国矿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环境因素对矿业经济存在一定的推动作用,管理因素对矿业经济存在一定抑制作用。在全国层面,应当规范市场环境,引进投资,促进矿业企业健康发展,同时深入贯彻“两山”理论,推进绿色矿山建设,促进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增效。另外,本文根据各地区矿业经济发展主导因素的不同,将31个省级行政单位分为环保反馈型、管理优先型、产业驱动型、技术支撑型4种类型,各地区应当结合自身区位优势发展矿业经济。     

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福利绩效时空演变及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2008—2017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非径向Super\|SBM模型测算各省市水资源福利绩效， 并在此基础上，运用非参数Kernel核密度估计以及标准差椭圆模型研究水资源福利绩效的动态演进过程，采用全局Moran's I 指数和空间面板模型进行空间效应分析，以期为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修复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研究表明，2008—2017年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福利绩效不断波动并呈小幅上升趋势，其中东部地区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低，绩效重心整体往东北方向移动。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福利绩效存在空间集聚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技术进步对水资源福利绩效起正向作用，环境规制和城镇化水平对水资源福利绩效起负向作用，产业结构和外商投资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建议协调区域发展模式，不断进行科技创新；构建区域合作交流机制，扩大正向空间溢出；出台更本土化的政策措施。     

长江经济带碳排放峰值预测与减排策略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脊梁”,其碳减排效果将会影响我国发展全局。在“共抓大保护”背景下,利用广义迪式指数分解法考察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区2005—2016年碳排放演变的驱动因素及其贡献率,并采用扩展的STIRPAT模型,模拟6种情景分别预测2017—2030年长江经济带碳排放峰值及达峰时间,并指出了减排路径与策略。结果表明：经济规模是导致长江经济带地区碳排放增加的首要因素,其贡献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能源消耗强度和产出碳强度是抑制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因素,能源强度促降作用微弱,技术进步是促进碳减排的关键因素。中增长高减排模式是6种情景中实现减排目标的最优路径,在高减排模式下碳排放会提前达峰;若碳排放强度降速较慢,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相对较快,则不能在2030年达峰。     

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长江大保护背景下,绿色发展成为热点问题,协同创新是提高绿色发展水平的新动能。选取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09—2017年的面板数据,借助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和SBM模型分别测算各省市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和绿色发展水平,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省市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变化不大,但在空间分布上各省市之间差异明显,下游的江浙沪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最高,其他省市协同度较低;各省市绿色发展水平基本都呈上升趋势,但总体水平不高且各省市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下游的沪苏绿色发展水平较高,其他省市都处于中低水平;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和绿色发展水平都具有较强的区域异质性,且两者步调一致。运用面板Tobit模型分析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在总体上有利于提高绿色发展水平,其中,中下游地区促进作用最为明显,上游地区协同创新对于绿色发展的作用尚未显现。     

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长江大保护背景下,绿色发展成为热点问题,协同创新是提高绿色发展水平的新动能。选取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09—2017年的面板数据,借助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和SBM模型分别测算各省市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和绿色发展水平,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省市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变化不大,但在空间分布上各省市之间差异明显,下游的江浙沪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最高,其他省市协同度较低;各省市绿色发展水平基本都呈上升趋势,但总体水平不高且各省市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下游的沪苏绿色发展水平较高,其他省市都处于中低水平;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和绿色发展水平都具有较强的区域异质性,且两者步调一致。运用面板Tobit模型分析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在总体上有利于提高绿色发展水平,其中,中下游地区促进作用最为明显,上游地区协同创新对于绿色发展的作用尚未显现。     

FDI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面板数据

随着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的发展，引入外资的重点正逐步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文章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就FDI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FDI质量与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长江经济带下、中、上游的FDI质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其中长江下游地区更易吸引高质量FDI，长江中游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更为宽松，长江上游地区人才流失情况较为严重。3）环境规制与FDI质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均存在单一门槛，当环境规制低于门槛值时，会吸引污染产业转移到长江经济带，造成“污染避难所”效应；当FDI质量低于门槛值时，FDI流入的增加会造成长江经济带产业“低端锁定”效应。     

长江经济带工业用地供应规模时空演化及影响机理

基于Python程序在中国土地市场网上抓取2010—2018年土地供应数据,运用空间分布重心、区位基尼系数、冷热点分析和面板数据模型,探讨市场和发展“双转型期”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长江经济带工业用地供应规模的时空特征及影响机理,以期为优化工业产业布局、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理论支撑。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工业用地供应规模呈波动性减少的趋势,经历了先增后减又缓慢增加的阶段;市域工业用地空间分布总体趋向均衡,区域供地规模差异在缩小;长江中游地区工业用地供应规模最大,近年来空间分布重心向长三角地区移动明显;工业用地成交价格和经济发展水平对供应规模有显著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地方财政收入以及工业总产值的增加都会促进工业用地供应规模的扩大。     

FDI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面板数据

随着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的发展,引入外资的重点正逐步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文章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就FDI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FDI质量与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长江经济带下、中、上游的FDI质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其中长江下游地区更易吸引高质量FDI,长江中游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更为宽松,长江上游地区人才流失情况较为严重。3）环境规制与FDI质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均存在单一门槛,当环境规制低于门槛值时,会吸引污染产业转移到长江经济带,造成“污染避难所”效应;当FDI质量低于门槛值时,FDI流入的增加会造成长江经济带产业“低端锁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