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河南的盐业市场

盐业市场是传统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盐区划分、盐的流通和盐业市场结构三个方面对清代河南的盐业市场进行考察,并借以与河南传统的粮食市场进行比较。本文认为,从整体上看,由于受到引岸制度的严格控制,河南的食盐运销网络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网络体系;具体而言,食盐的流通网络受盐业运销制度的影响较大,不同盐区受不同盐业运销制度的制约,其具体的食盐流通网络也不尽相同。     

清代食盐的运销体制

清代食盐有官督商销、官运商销、官运官销、商运商销、商运民销、民运民销、官督民销等多种方式。清代前期以官督商销为主流,其他为辅助。但即使是官督商销,各盐区也有所不同,前后也多有变化。晚清的运销体制变化更大。在晚清的运销变制中,以四川为代表的官运商销和以东北为代表的官运官销值得特别注意。     

因盐制利与官私之争——清代河套地区盐业初探

通过对盐业的研究窥探河套地区清代的社会生活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视域,本文以清代乾隆年间《盐法议》为研究对象,从河套地区盐业的生产、供给、运销、社会生活等方面出发,重点剖析了在当时环境下生产食盐情况、官私之盐对立之态。阐述了围绕河套地区盐的生产和运销的管理促进了本地区盐业发展的史料价值,是发展本地区文化旅游的宝贵财富。     

河东盐运销的组织管理——清代河东盐的贸易问题研究之二

清政府在河东设置了精简、高效的盐业管理机构,对河东盐的运销实施有效的组织管理。清代,河东盐区的运销制度与全国其它盐区一样,一方面推行严密的掣支办法,另一方面又规定了各引岸盐商的食盐运销路线。清嘉庆末年 在河东盐区局部地方出现的商运民销,成为河东盐政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     

乾隆年间河东盐商经营贸易额的估算

河东盐商是晋商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对盐商经营贸易数量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分析了河东盐商在清代乾隆年间运销河东盐中的经营情况,对运商在乾隆年间的食盐售价及贸易额等方面进行了估算。     

清代两淮盐业中的官商利益博弈

清代,政府对食盐的产运销实行严格控制。两淮作为最重要的产盐区,其规费数额巨大,是政府管控的重点。盐规对于清代国家机关运转有着重要作用,用于应付庞杂的行政开支、各项用度、官员养廉银的支付及公共事业建设等。盐商组织和官方的关系基于利益博弈,彼此依赖却又相互牵制。     

汉至清代广西食盐运销与少数民族淡食问题研究

汉至清代广西所需食盐主要从广东及沿海地区运销.广西境内多山,食盐运输困难,加上少数民族自身的贫困,盐价高而销量有限,盐商因之视为畏途.官府的食盐销售也量少价高,而且存在销售地域上的不平衡性,导致汉至清代广西各少数民族长期淡食,只能寻找食盐替代品,包括沥灰水为盐、食用酸糟和牛酱、以辣椒代盐.但从总体上看,伴随王朝势力的深入和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内地化进程,官盐销量逐步增加,少数民族的食盐消费水平渐趋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淡食的局面.     

清代云南盐业经费来源问题研究

盐业经费是维持食盐正常生产、运销、管理的基础。从历史上看,清代云南盐业经费的来源主体主要分为官方拨给和民间自筹两大类,其中,在官运官销制下官方经费来源呈现多样化;而清初商运商销和"嘉庆改制"后,在"灶煎灶卖、民运民销"制度下,民间商人、灶户集资又成为盐业经费的主要来源。可以说,盐业经费不但关系到食盐的产运销各个环节,还关系到盐税的正常缴纳,更关系到民众的日常生活。     

盐业运销体制改革的一点思考

针对四川省食盐专营工作的盐业运销系统，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改革盐业运销体制，为建立一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食盐专营销售模式的新思路。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重塑盐业运销形象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重塑盐业运销形象云南省盐业总公司周纯善盐业运销企业是联结生产，消费的桥梁，是促进盐业稳定，协调、发展、保障市场有效供应的重要一环。特别是国务院批准“食盐实行专营，工业盐实行计划管理’吸《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公布后，盐业运销...     

明清长芦严镇场考略

严镇场,明清时期长芦盐区诸场之一,场署位于今河北省黄骅市同居村。其始建于元朝,明代初具规模,有清一代已成为长芦盐区的第二大盐场。通过对严镇场的生产、管理、灶课、运销等几个方面的考证,进一步探究明清时期长芦盐区盐业的发展历程。     

清代四川南部县井盐业概论——以《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南部县是清代四川重要的产盐区之一.本文首次利用<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并结合<四川南阆盐务图说>等史料对南部县盐业生产的恢复、盐井数量及生产关系、盐业管理、盐税征收、盐业运输与销售及其衰败进行了初步考察.     

明末清初的两淮盐政状况

明朝末期,魏忠贤党羽对两淮盐利大肆搜括,论者比之绝流而渔。袁世振在推行其纲运法时,曾许诺用十年时间疏清积引,然后年年行新引,商人不再有资本被压之苦。但实际表明,直到明朝末年,该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明朝正额盐每年约70万引,到万历年间时,灶户只上缴约37.32万引,其余部分则因灶户逃亡及赈济等原因而被免除。只是这部分盐课并没有被免除,商人凭引到官仓已领不到这部分盐货,他们必须另出代价,通过"卖补"的方式予以解决。另仓盐折征中应补偿给商人的折价银每年约7万两,商人也从未得到过。清朝初年两淮行盐额度与课额,以及仓盐折价等,都是由明朝沿袭而来,但清代纲运法肯定不是对袁世振纲运法的继承。     

花马、北大二池考

花马、北大二池相邻,池盐生产历史悠久,向为边地番、汉民户生计之所赖,在西北边防和盐课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根据有关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对二池沿革试作探讨。笔者认为,花马池,汉代称为"龟兹盐池",北魏称为"黑盐池",唐宋称为"乌池",明代以后称"花马池";唐宋时期称北大池为"白池",明、清时期称为"锅底池"和"西黑图池",清末以后始称"北大池"。     

清中叶江西中、南部地区枭私的活动特点与运销方式

清代以前,江西中、南部地区历来以销售淮盐为主,但由于受行盐划界体制及其他翩 度与菲制度因素的影响,这一在全省乃至两淮盐区都具有重要地位的食盐行销区,时至清中叶,私盐 贸易变得非常活跃。当时,泛滥于江西中、南部地区的私盐有商私、官私、邻私、枭私及漕私等,在 众多的私盐当中,尤以盐枭走私最为猖獗。该地区盐枭走私不仅规模大、组织严密,而且具有独特的 活动特点和运销方式。本文拟就该地区枭私的活动特点与运销方式作一个初步的分析与探讨。     

“牵輓不易”：清中期解盐运销自由化探析

清初,解池施行“畦归商种”后,成为恢复和发展较快的产盐地之一。由于清政府的加引增课和管理腐败,又导致了解盐经营的周期性危机。在解盐经营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下,“课归地丁”改革被提上了日程。但是,这次解盐运销的全面自由化,未能达到盐政目标的长期均衡,尤其是未能实现“裕课”和“杜私”之目标,清政府在嘉庆十一年（1806）又恢复了专商运销制。很明显,盐业制度变迁的深层原因最终是基于清政府的现实利益,而非“恤商”和“利民”。     

论清代井盐产地

清代井盐产地分布于四川、云南、甘肃、湖北、西藏,有73处(以县计),盐井10余万口。其中,四川、云南两省井盐产地增加尤为突出。与明代相比,四川产盐州县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但是盐井数增加特别突出,光绪年间四川有100814口盐井。就云南来说,产盐州县数与明代持平,但是盐井数(特别是大井数)也有明显的增加。     

清代山东盐场盐滩的设置和管理

盐滩是晒制海盐最为基本的场产资本。但是,以往的盐业生产研究对山东各场盐滩的设置与管理问题很少提及。本文依据文献所载,既对清代山东盐场的盐滩种类,即沟滩和井滩的具体形制,进行了科学的图解,还从“盐滩形制均有定制”、“盐滩数额均有定量”、“移立或修整盐滩也得奏报朝廷批准”等方面,对山东盐滩的严格管理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指出,清朝末年至民国,因永阜场被黄河大水淹没,使得山东的盐产短绌,于是对盐滩的管理出现松动,从而使山东的盐滩从单一的官方管理,分化成官有滩、商有滩、灶民自开滩三种形式并存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