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微更新中治理共同体意识形成机制——以社区花园为例

[目的]当前参与式城市微更新逐渐从空间营造过渡到社区营造，居民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意识”成为关键难题。[方法]首先综述城市微更新中社区花园作为居民参与从空间营造转向基层治理的载体，强调其中基层治理共同体意识构建的重要性；在城市微更新与基层治理共同体研究交叉下，搭建起“更新治理—参与行动—共同体意识”的参与促进认知形成的分析框架。其次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市民系统性参与社区花园与社区规划为例，基于居民更新行动阶段的参与前意识认知、参与中实践转换、参与后情感反馈的行动路径，分析在地居民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情况，即通过实证案例验证参与行动路径促进意识形成的可行性及探究意识对空间反馈作用。最后从城市微更新的空间维度出发，总结居民的全过程参与行动对居民基层治理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有效行动路径，并对其反馈机制做出阐释。[结果]结果显示在参与式行动介入后，居民们对于街道的情感认知有所提升，在共同体意识上可以概括为4种不同层次类型，依次为利益共同体意识、情感共同体意识、价值共同体意识和生活共同体意识。[结论]为共同体意识培育提供可行的参与式行动路径，并凝练共同体形成类型，以期为优化城市微更新中以人为本的规划设计方式提供一种工作模式参考。     

转型中国的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社区是现代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和载体。国内社区经历了"单位制""、街居制"和"社区制"3个历史阶段。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其治理模式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主要有从封闭走向半市场化的原单位社区,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共存的商品房社区以及政府管理为主、市场为辅的安置保障房社区3种类型。然而,当前社区治理在实践层面却存在着一定问题,包括城市基层政府定位不明、权责模糊,社区自治组织权力受限、功能难以发挥,各组织间矛盾突出以及居民治理参与热情低等。因此就社区规划转型入手,从政府、社会以及居民3个方向提出了相关改善建议。     

重心下移,“城市管理进社区”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2019 年 11 月 ,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 市古北社区考察调研时强调,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推动城市治理的重心和配套资源向街道社区下沉, 聚焦基层党建、城市管理、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等主责主业,整合审批、 服务、执法等方面力量 , 面向区域内群众开展服务。 2021 年 4 月 ,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 中发〔2021〕16 号 ), 明确提出,统 筹推进乡镇 ( 街道 ) 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建立健全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推动政府治理同社会 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法制化、智能化、专 业化水平。     

上海老旧社区公共空间微更新路径探究

在空间资源紧缺的约束下,上海正由外拓增量扩张转向内生存量优化,社区是城市存量更新的基本载体,也是推进多元协同共治的关键阵地,因而完善社区治理空间政策机制是重要的时代命题。研究基于城市创新治理的视角,以物质环境、文化情感与权力结构三个维度为抓手,整合社区资源禀赋和居民多元诉求,提出毗邻修复、交通补强、空间挖潜和社区还权等相关空间治理策略,以此回应微观层面的人地需求,促进空间正义的公平高效,推进社区基层的深度综合治理。     

法国社区规划的历时性解读——国家权力与地方民主建构的视角

"国家—社会"的关系是法国社区规划发展的一条主线。法国经验的独特之处在于政府能够根据经济形势和社会诉求的变化,灵活地调整其社区政策;而社区居民也有能力在法律的框架内动员社团、专业人士和媒体等各种资源来影响政府的社区政策。社区规划实际上是政府与居民之间的一种沟通与协商,它为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一个博弈的空间。     

深圳社区规划师制度的模式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中原农村社区力量的崛起,城市规划开始关注和吸纳社区诉求,同时由于规划编制对象从新增建设用地转向存量建设用地,规划师的角色从进行物质规划的主体转向利益调节的主体,由此带动社区规划师的产生。基于此,研究论述了深圳社区规划师制度的制定背景、主要模式、挑战和问题,认为随着深圳的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力量进一步均衡化,基于社区利益诉求的社区规划师制度和市场驱动型的社区规划师制度将快速发展,政府主导的社区规划师制度将逐渐退居其次。研究最后还提出国内其他城市的社区规划师制度将沿着这一趋势演变的观点。     

党建引领助力物业管理全覆盖

<正>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人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应不断完善城市管理和服务,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实现政府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住宅小区是居民生活的主要空间,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全面提升社区治理的基础是加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而加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的奠基石是实现物业管理全覆盖。     

银湾物业：党建赋能，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基层治理指明了方向，对于探索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共治体系，形成社区治理合力，切实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具有重要意义。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稳，则大局稳；基层安，则社会安。物业管理作为与社区居民密切相关的关键小事，其管理水平成为影响社区治理效能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大背景下，如何将其真正纳入社区治理体系成为重大时代课题。     

新时代街道和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探索——从“服务短缺”到“治理协同”的重庆实践

街道和社区是居民日常生活的基本单元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平台,街道和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是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本文从“服务补缺”和“治理协同”的视角,揭示当前基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建设、管理中的短板与问题,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单元与基层公共服务单元相耦合的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路径和实施政策机制,提出通过建设街道和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构建“20分钟街道公共服务圈”和“10分钟社区生活服务圈”,弥补基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短板,优化城市基空间组织结构,促进城市规划与社会治理的结合。     

刍议历史街区可持续复兴的社会化参与

"社会化参与"意指全社会层面的大规模协作,整合居民参与、社区参与、公众参与的核心思想,吸纳居民、社区、公众等全社会力量促进历史街区的有效保护。即平衡多元利益需求,整合社会资源,吸引多层次主体自发的创造性的参与。强调各市民阶层、民间团体、政府部门的协同合作,从而推动多元主体有效参与规划决策,带动历史街区的可持续复兴。本文从历史街区的多元诉求、参与现状和社会矛盾出发,结合居民参与、社区参与、公众参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案例,试图分析     

ESCAPING THE LOCAL TRAP? THE ROLE OF COMMUNITY‐REPRESENTING ORGANIZATIONS IN URBAN GOVERNANCE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otential dangers of parochialism in using community‐based associations to represent community interests and the role of these organizations in advising on citywide policies in urban governance. Based on recent theoretical debates on citizen participation at the local level, we analyze whether community‐based participation potentially leads to parochial pursuit of community interests at the expense of broader regional goals by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and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Using Los Angeles neighborhood councils as an empirical case, this exploratory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nature of neighborhood council members’ civic activities is related to the degree to which they may potentially pursue parochial interests. A similar relationship is found between the geographic location of communities and such pursuits. Lastly, neighborhood council members’ civic activities and other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also influence their activities concerning advice on citywide policie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ways that neighborhood councils might play a greater role in advising on citywide policies in urban governance.     

城市规划善治的价值诉求和制度实现

善治是现代民主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城市规划善治主张管理主体多元化,强调政府对社会的公共服务。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是城市规划善治的基本价值诉求。城市规划善治的实现存在政府权责失衡、崇尚效率至上、公民参与权欠缺等困境。要实现城市规划善治,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内涝等突出问题,必须务实规划行政问责制、构建责任政府、扩增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广度和深度,并健全完善城市规划决策体制和规划内容．     

社区治理解析框架及其规划路径——基于“制度-生活”分析范式

后疫情时代,常态化与创新工作的叠加、 “秩序与活力”的平衡对基层治理与社区规划提出了巨大考验.面对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理论与规划路径相互背离的困境,本文立足于中微观层面,运用“制度-生活”分析范式,梳理了我国城市社区经历的“管制-管理-治理”三个发展阶段,并建立起“制度-生活”视野下社区治理的解析框架,指出在基层社区中,制度与生活的互动推动了社区中权力的再生产.只有建立起两者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才能实现多元参与、找到通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和方法.具体而言,制度应该顺应日常生活的行动逻辑,主动寻求合作;生活主体应通过合理扩大张力空间,推动制度的变迁.基于此,认为社区规划作为导向品质空间的社区治理工具,应当与社区治理的微观机制相结合:首先,在不同介入模式及工作阶段中,社区规划师的角色应当在制度主体、生活主体和第三方之间灵活转换;其次,社区规划路径应当围绕重构社区公共领域展开,通过搭建不同主体间对话协商的平台,促进异质群体的共识形成;最后,社区规划应当依靠“社会逻辑+商业逻辑”建立起社区活力的良性机制,使生活主体从旁观、享受到参与、行动.     

公共利益共识的形成——澳门新城区总体规划公众咨询引发的思考

城市规划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其目标导向在于实现公共利益。但在规划制定过程中,由于公共利益范畴的不确定性,随时间、地点可变性,以及权利主体多元性等特点,究竟由谁来主张公共利益,尤其当不同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公共利益的共识又是如何形成的?针对以上问题,城市规划界急需讨论并争取共识。文章以澳门新城区规划制定中澳门外港码头搬迁为案例,详细描述了在澳门行政区治理结构下,公共利益共识的形成过程,思考了各方行为逻辑以及其对最终规划的影响,提出要重视规划成果形成的过程,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利益共享上更多开放包容、让更多利益相关者参与制定过程,并最大限度地达成共识,唯如此规划才能有效发挥其公共政策综合性作用。最后,文章从公共利益形成的视角对我国转型期城市规划理念转变、规划制定过程和规划成果表达等提出建议。     

作为公共行政管理的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行政权是政府对城市发展的引导与控制的公共管理权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规划面临利益多元、未来的难预测等多种问题的挑战。城市规划行政权应是积极的和有效率的,并在政府、市场和公民的互动的基础上,维护公共利益。指导性规划应具备较强的回应性,以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法定的城市规划应相对的具有稳定性,以保护各类财产权。公民权和公众利益的有效维护方式是公众参与。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和规划行政权的效率取决于规划过程的设置。     

转型期中国城市多元参与式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城市居民的客观诉求开始逐渐多元化、复杂化和碎片化,我国城市社区在提升环境空间、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及健全社区服务体系过程中,社区治理需要进行创新调整来应对转型期的挑战。本文通过治理的视角,构建了社区治理参与机制的4个重要维度,即参与主体、社区管理和组织方式、相关政策法规及资源分配和管理作为理论框架来分析城市社区治理的参与机制。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主要参与主体未明确、过度行政化、相关法律法规未健全和资金管理机制未完善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构建了多元参与式社区治理的机制决策和行为框架,即通过参与主体的多元化,组织方式的多元化和参与途径的多元化提高社区公共事务解决的针对性和效率,为我国社区治理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行动框架指引。     

基于合作博弈的大型基础工程各方利益分配机制研究

针对大型基础工程中经济利益的分配问题。对地方政府,项目法人和农户3个参与方的收益进行了分析并获得了其利益模型。建立了三方合作博弈模型并分析了其在不同联盟下的利益分配,依据各参与方的收益与其Shapley值分配收益相等的原理,确定了项目法人对地方政府的最佳补偿价格的计算模型及地方政府对农户的最佳补偿价格的计算模型。并利用数值模拟对三方在初始价格下的收益与在最佳补偿价格下的收益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3个参与方之间的补偿价格是决定三方最终收益能否公平合理分配的关键,调整后的补偿价格能够改变利益分配的格局,使利益较为公平合理分配,为有效治理冲突及大型基础工程的顺利实现提供保障。     

社区总体营造视野下乡村活力的维系与提升——基于新旧“莫干乡村改进实践”的案例比较

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社区总体营造"理论和实践曾助力我国台湾地区克服了乡村社区下行发展的困境。在今天的浙江莫干山村,一个曾经有过"民国莫干乡村改进"历史的地方,也正在开展着一种类似于我国台湾社区总体营造的乡村建设实践。其间利弊得失,对于今天大陆如何维系和提升乡村活力或将有着多维启示,包括政府、市场、社会力量如何相互交织发挥作用,以及在此期间,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力量又将呈现怎样的利益博弈,又如何定位乡村活力激发的主体及其利益属性。     

ECONOMIC DEVELOPMENT,HOUSING AND ZONING: A TALE OF TWO CITIES

Extens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expansion generate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public impacts; assessing those impacts is a major challenge for urban social and economic analysts. For students of urban politics and policy processes, the strategies and conflict patterns surrounding the gener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se impacts are of central interest. This paper examines exactive zoning/housing trust fund programs in San Francisco and Boston…the most far-reaching examples of emerging policies adopted by cities to shift pan of the public costs of priv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back to the developer.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wo conditions must be present for exaction programs to be implemented: (1) CBD demand so high that monies can be “creamed off” for redistribution without causing developers to “exit,” and (2) the mobilization of community and neighborhood interests to counter pro-CBD-growth advocates. The exaction programs in both cities, though not panaceas, appear to be generating substantial funds for hous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