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时代城市治理的多元主体与目标绩效

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对城市治理的新要求,城市治理主体由政府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也参与到城市治理中。各个主体由于利益定位的不同,进而拥有不同的目标绩效,但是在共同参与城市治理中,对城市治理目标进行了统合。由于我国城市治理处于转型期,因而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为我国城市治理多元主体参与公共事务提供参考路径:提升公民参与度、多中心城市治理、"无缝隙城市"。     

多元主体协同下的旅游扶贫模式:结构化困境与治理图景

旅游扶贫目标的达成离不开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贫困人群的共同参与.以贵州BJ乡"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私营企业+农民合作社"的旅游扶贫模式为讨论对象.采取实地观察、深度访谈的方法,对BJ乡旅游扶贫模式的组织结构、制度成因以及利益联结机制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私营企业+农民合作社"的多元主体协同模式一...     

主体-能力-机制三维视域下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困局与路径——基于四川省蒲江县的考察

多元共治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核心要义。基于主体-能力-机制三维框架,通过对四川省蒲江县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现状的考察,可以发现隐匿其中的问题：社会主体“缺位”、能力承载“羸弱”、制度体系“碎形”。鉴于此,应该推动多元主体“到场”,拓展治理能力“边界”,构建治理机制“集簇”,形塑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新型网络联通体系下的公共服务空间扩展研究——以龙岩市教育与医疗卫生用地为例

以龙岩市教育与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用地布局为实证,基于市域和城市两个层面,通过新型网络联通体系在交通网络体系作用下的空间结构分析,指出新型网络联通体系将教育公共服务空间扩展为“集聚与扩散”新模式,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空间扩展为“点状与网状”新形态,提出以“智慧城”为载体的“教育城”与”健康城”等城市公共服务用地空间扩展模式新理念,为城乡建设管理提供借鉴作用.     

乡村振兴背景下相对贫困治理的靶向、路径和机制探讨分析

2020年后中国进入“后扶贫”时代,扶贫工作由绝对贫困治理转向相对贫困治理。相对贫困治理要瞄准六个靶向,即构建防贫安全网络、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建设社会共享文化、加快区域特色建设、做好“四个双线”衔接和实施政策法治过渡;要规划好相对贫困治理的六条实施路径,即建立扶贫团体的党组织、建设科学完善的工作制度、打造专业的社会工作体系、找到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的契合点、开发贫困治理的智慧平台和打通城乡人才流动壁垒;要设计好治理相对贫困的五个机制,即政府社会协同机制、社会工作运转机制、前后阶段过渡机制、双线并行协调机制和动态标准识别机制。     

论环保类群体性事件预防机制的构建 ——基于社会治理视角

借鉴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对于社会运动发展过程的认识,联系我国环保类群体性事件的实际情况,针对"动员前刺激—共识动员—行动动员"的发展脉络来探讨建立环保类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机制.认为在"动员前刺激"阶段要重点预防怨愤累积,在"共识动员"阶段主要预防聚众动员意愿的聚合和发展,在"行动动员"阶段重点预防聚众向破坏性和暴力性抗争方面发展.从加强社会治理角度提出了对环保类群体性事件不同发展阶段的预防策略.     

大气污染、政府治理与经济增长——一个基于中国经验的文献综述

近年来,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环境污染中的大气污染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严重。通过梳理中国大气污染治理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研究,认为尽管"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在中国成立,但存在一定争议,大气污染治理成效不能以牺牲经济增长的方式取得。应以政府为主体,在尊重市场"无形之手"的同时,通过行政监督、财税体系和企业治污成本内生化等途径治理大气污染,形成倒逼机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才能形成大气质量提升与经济增长同步的良性关系。     

村书记视角下的乡村治理——基于湖南Z市的调查

村书记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是党在农村实行核心领导的关键人物,是农民群众的"主心骨",是农村发展的"领头羊"。通过田野调查了解该群体对乡村治理的看法,能够让我们看到更加真实而非想象的乡村,这对于实现乡村社会善治具有重要作用。     

长三角行政区划调整:历程、特征及思考 ——基于行政区划资源的视角

行政区划是长三角一体化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从"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资源"的理论视角出发,分析1978年至2019年长三角各城市行政区划调整行为,可以发现,行政区划调整有力支撑并推动长三角发展进程,呈现制度资源的全区化与轴向拓展、空间资源的趋大化与结构重组、组织体系的实体化与持续创新等特征。尽管行政区划调整的风险与机遇并存,但它依然是高效处理区域协调问题、推进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手段之一。新时期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下,应在保持行政区划格局总体稳定的基础上,激活不同层级行政区划的资源作用,统筹行政区划总体格局优化与局部重点突破,探索更加扁平和更高效率的组织体系。     

空间理论视域下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的治理——以上海市X区“邻里汇”为例

现代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的剥夺和隔离造成了社区公共性的缺失,是制约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大难题。基于空间生产理论,构建以“空间三元辩证法”为基础的分析框架,探讨了上海市X区“邻里汇”公共空间在布局建设、治理架构、组织运营和服务发展方面的治理机制和逻辑。研究认为,邻里汇作为集社会交往、公共服务和社区治理为一体的社区共享空间,是政府、市场和社会等一切参与主体行为的空间载体,空间治理应通过各治理主体的互动和协同来实现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的有机统一,形成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共治的公共空间治理范式。     

非营利性民办高职的治理之殇与化解之策——基于产权治理视角

对于非营利性民办高职的产权及性质问题,经济学界和法学界存在不同的理解,实践中非营利性民办高职的举办者和管理者从各自的角色立场出发,也持不同的态度。由此,非营利性民办高职办学必然面临诸多产权治理困境,关涉产权主体含混不清、产权分割有失公允、产权边界有待厘清等方面。要化解非营利性民办高职治理困境,需要实现三个转向,即将产权治理的话语体系从法律层面转向经济层面;将产权登记的立法体系从法定唯一转向二元选择;将产权治理的约束体系从行政监督转向全面监督。     

社会治理视角下智慧与物联网企业的用户创新机理研究

在智慧城市与物联网技术日益发展的新时代,用户创新也获得了新的创新渠道和方式.文章分析了面向社会治理主体的用户创新活动,提出面向社会治理主体的智慧与物联网企业的用户创新机理,并运用博弈模型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治理主体能通过治理和创新的综合行为获得有效激励.创新系统与社会治理系统能够顺利融合和长期合作的关键在于企...     

善治图景下环境公共治理的法律保障——以软法为视角

环境危机的严重存在意味着我国急需在该领域进行公共治理,也理应走向善治。软法是硬法的补充,亦能与公共治理模式契合,应是其走向善治的合适路径。故环境公共治理既是硬法之治。也是软法之治。软法不但在国际环境公共治理中具体运用,在我国国内环境公共治理中也有具体实践,还须大力进行完善,以弥补硬法法治之不足。     

卖空机制与公司创新——基于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8—2017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验证了卖空机制对公司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卖空机制促进了公司创新,表现为公司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提升。区分专利类型后发现,卖空机制促进了实质性创新,表现为发明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提升。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卖空机制对公司创新的促进作用在管理层权力大、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高的公司中更显著,这支持外部监督机制;同时,卖空机制对公司创新的促进作用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大与处于新兴行业的公司中更显著,这支持股价反馈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卖空机制对国有公司以及处于高竞争行业的公司存在更显著的创新促进作用。本文丰富了卖空机制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为公司创新激励提供了新的思路。     

超大城市中心城区新冠疫情防控、人口流动与社区治理——以深圳市X区为例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城市治理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挑战,深刻影响着社区治理的方方面面。基于百度慧眼、住建部门数据、卫健委公布的病例活动轨迹等多源大数据,以深圳X区为例,分析超大城市中心城区疫情防控、人口流动与社区治理三者关系。结果表明,与城市产业结构相应的高人口密度、高社交密度,与人口和土地城市化滞后引起的职住失衡和高建筑密度以及社区层面公共卫生资源总量不足配置不均等三大特征和问题。立足城市发展实际和以人为本理念,以人口流动为切入口,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培育“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协作”的社区治理机制;推进治理型更新改造,包括重视健康韧性社区规划、平战结合的应急体系规划和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     

多元城市治理主体：义利联结、角色演绎与协作优化——对上海市慈善信托实践的探索性思考

慈善信托是近年来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移植自西方、滋长于本土的创新工具,犹如一根杠杆撬动了政府、企业、慈善组织和民众这四类重要城市治理主体的义利诉求和行动力量,建构了"义利链"聚合的多主体协同治理。结合上海市慈善信托实践,多元城市治理主体演绎着慈善信托运作结构中的七类法定角色,映射着不同城市治理主体的差异化慈善功能。对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多元城市治理主体间的彼此联系,促使各类主体更好地参与慈善信托运作,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创新发展,建构多类慈善信托操作细则、完善慈善信托过程监管环节和慈善信托分类评级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情感治理视角下的社区心理服务路径分析——以广州GT街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站为例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的要求,如何通过对个体情感以及群体意见倾向、正向氛围的把握、干预、引导,以推动社会创新治理,提高社会治理能效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之一。以情感治理为视角,通过对广州市GT街社区心理服务工作站的实际案例进行分析,发现社区心理服务在社区多元主体参与深度、情感治理主动性以及配套资源等方面存在不足,从扩大居民深度参与、主动捕捉社区内多样情感需求、完善社区心理服务内容、增强主体互动以及完善资源配套等方面入手,提升社区内各主体的社区认同感、获得感、情感联系,从而进一步提高社区心理服务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