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OM与中国电信业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我国的电信业发展迅猛：电话普及率已达33．7％．电话用户总数已跃居世界第一。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电信业相比．我国电信运营商在技术设备和网络基础设施等“硬件”方面的差距并不大，但是，在业务流程、企业管理和劳动生产率等“软件”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eTOM将为我国电信业与国际接轨、缩小“软件”差距带来机遇。     

2012的中国电信业：创新与服务并重

新年伊始，国内的三大电信运营商相继召开了2012年工作会议，总结2011年的得失，部署2012的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尚冰出席了相关会议。纵观三大运营商的工作会议内容，我们会发现，创新和服务是战略转型大旗下的两大关键词。     

全球电信业平稳发展

全球电信业开始回暖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3G牌照引发的电信泡沫，到本世纪初的泡沫破灭，加上美国WorldCom和其他一些公司的财务丑闻接二连三曝光，公司纷纷破产，电信业的信誉受到空前的蒙羞和挑战．使本来陷入低迷的全球电信业跌入低谷，业界受到的打击和经济损失不亚于1997年全球金融危机。     

中国电信业的战略思考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战略和战略管理日益引起国内企业的高度重视。这是因为“做正确的事情”比“把事情做正确”更加重要，特别是对于充分竞争的电信业来说，哪一家电信运营商发展方向选择得对，那一家就能赢得未来竞争的主动权和优势。     

X电信——重组中国电信业

在过去的20年里，电信行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但在未来5年，更多翻天覆地的变化仍将可能发生。     

中国电信业如何由大到强？

当电信强国战略的钟声敲响,中国电信业再次来到选择未来方向的路口。 为什么呼唤“电信强国”时代,它能够带来什么新体验?这是盘亘在中国亿万电信消费者心中的疑惑。2004年,这一使命性问题伴随信息产业部的登高一呼,逐渐引起业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任务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远景目标确定以后,内涵、条件、标准、阶段、策略等种种问题逐一浮出水面。     

新加坡电信业的发展

本从五个方面对新加坡电信业的发展进行了介绍和分析。第一，电信管制体制。新加坡有四个政府部门实施电信管制，管制内容包括八个方面。第二，电信许可证的发放，电信许可证分为基于设施和基于服务的两类。第三，分析了本地电信业务的资源演变，对Internet拨号业务资费进行了比较。第四，对本地电信业务，Internet业务的竞争情况和发展水平进行了分析。最后，介绍了主要电信运营商的业务经营及投资情况。     

我国电信管制改革七大悬念

当市场竞争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很难保证电信管制的有效性,最终只能放松资费的管制。 对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进行的新一轮拆分和重组,旨在促进市话竞争。但根据国际经验,可以预见这种改革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不应该对新一轮电信拆分带给本地竞争的影响有过高的期望。 由于市场竞争尤其是替代竞争的发展,非对称管制有可能演变为阻碍竞争的因素。 从根本上解决互联互通问题,需要进一步进行资费平衡、增加基于网络的竞争、确定更合理的结算定价原则、确定成本的补偿原则。 我国3G通信系统的发展需尽快解决的重大问题:标准的选择问题;3G牌照或频谱的发放问题;未来管制方式问题。 下一步改革需要首先颁布普遍服务管理条例,明确普遍服务政策的目标、职能、融资机制、成本补偿办法以及管理体制。 实现政监分离的制度,建立独立的政府管制机构,将现有的电信管制职能进行整合。     

我国电信网间互联政策及实践

互联的根本目的:不同运营商的用户之间能够相互通信;用户能够选择使用不同运营商提供的服务。 网间互联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实现网间互联是电信市场开展竞争的前提;是增加网络价值的重要途径;是减少重复建设的有效手段。 实现互联的基本思路是:企业协商、政府监管。政府的作用应是“制定规则、当好裁判”。在多运营商的情况下,政府对互联的管制应该有重点,而重点管制对象就是主导电信运营商,其他国家亦是如此。 我国的网间互联进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基础电信业务引入竞争以前时期;基础电信业务开放后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时期;政企分开后,成立了独立于企业的电信管制机构时期。现在,我国的网间互联基本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轨道,取得了明显效果。     

仪器仪表行业产品开发过程中思维创新方法与应用

开源式创新思维是操作性极强的思维方法,可有效地帮助人们从传统思维中解放出来,高效广泛地获取、管理和使用研究对象内外部资源,并关注资源的积累、分析和应用,以较小的代价找到相对最优的解决方法,从而有效避免技术创新的盲目和无绪.另外,通过一系列典型案例,详细阐述开源式创新思维应用步骤与取得的成效,特别是提出结合国情,以机电一体化形式实施产品化推广应用理念.     

我国电信普遍服务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提高电信运营商提供普遍服务的积极性,使其变被动为主动,日渐成为电信普遍服务首要解决的问题。提高电信运营商的积极性,关键就在于解决利益冲突问题,即必须使普遍服务提供地区有可观的经济效益或者有极优惠政策,或者从长远看,目前的普遍服务投资是一种有效利润的潜力点。 保障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维护每一个公民和国家的权益,促进公平竞争,使我国电信普遍服务的水平稳步提高,建立普遍服务基金势在必行。 为使普遍服务工作更加规范、有序、健康发展,应该坚持以下几项原则:①与国际接轨原则;②权利与义务明确的原则;③可持续发展原则。 我国的电信普遍服务基金应以向运营商收取为主。具体形式可依据运营商的资源占有率(频带占有率、码号占有率)、市场份额、运营收入和话务量大小等方法进行征收。     

光纤通讯系统可靠性技术研究

分析了光纤通讯系统在DCS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对国外同类产品的技术指标的对比，说明了该系统性能已达到或超过国外某些同类产品。可靠性预计结果表明，该系统具有较高的可靠性水平。还对该系统设计中采用的可靠性设计技术进行了分析，同时进行了故障树分析，建立了故障树。     

An analysis of the cost structure of 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y in Korea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urrent policy issue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competition into a telecommunication market in Korea.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st structure of 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y in Korea. Estimating KT(Korea Telecom)'s multi-product cost function, we characterize KT's cost structures such as economies of scale and economies of scope. We also attempt subadditivity test for cost function, which give the crucial clue for economic efficienc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competition into monopoly market. As a result we show that KT's cost function has economies of scale and locally subadditive property.     

电信网的战略发展趋势

电信网将在四个主要方向上实现重大战略性转型:电路交换向分组交换转变;窄带接入业务从铜线接入向移动接入转变;传送技术从点到点通信向光联网转变;有线无线接入完成从窄带向宽带转变。 网络技术的融合、市场发展的需要和宏观管制环境的变化,将导致“三网融合”。     

我国电信网间互联政策及实践(续)

互联的根本目的:不同运营商的用户之间能够相互通信;用户能够选择使用不同运营商提供的服务。网间互联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实现网间互联是电信市场开展竞争的前提;是增加网络价值的重要途径;是减少重复建设的有效手段。实现互联的基本思路是:企业协商、政府监管。政府的作用应是“制定规则、当好裁判”。在多运营商的情况下,政府对互联的管制应该有重点,而重点管制对象就是主导电信运营商,其他国家亦是如此。我国的网间互联进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基础电信业务引入竞争以前时期;基础电信业务开放后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时期;政企分开后,成立了独立于企业的电信管制机构时期。现在,我国的网间互联基本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轨道,取得了明显效果。     

面向对象技术在电信网管系统总体设计中的应用

该软件系统的思想是在统一软总线平台下由不同的业务对象模块构成,系统遵循TMN的功能框架构造体系模型,采用面向对象技术、面向组件技术、开放式和分布式系统结构以及3层客户端／服务器体系结构,以实现这些技术在电信网管系统(NMS)中的应用。     

Tech hubs,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BSTRACT

This paper critically discuss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by presenting a case of a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Hub. It draws upon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by Amartya Sen to understand the implications of tech hubs in development. We argue that tech hubs, as collaborative spaces, may contribute to human-centered development processes in ways not directly linked to employment or market-based products. This advances a human-centered view of development which focuses on aspects of well-being and agency that people have reason to value. Conceptually, the paper proposes an understanding of innovation for development as (often unequal) social processes which might contribute to human development if and when the people involved perceive value in the processes, and these values include improving their own communities and 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