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票证年代

我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那时买什么都要"票",干什么都要"证",你再有钱,只要没有"票"和"证",同样什么都办不成。1972年,满过一周岁的我开始吃一些易于消化的食物,可那个年代没     

阳台上的一株麦子

阳台上的花盆里,居然长出了一株麦子。起初,我还以为是棵草,没在意,因为那个花盆是闲置的,打算以后移栽花木用。没想到,这棵草越长越高,竟然结出了麦穗,向我证明了它的身份。我和妻儿,围着它啧啧称奇。儿子说,他一直以为是韭菜,还经常给它浇水呢。蓦然想起,这土是回乡下老家时,从自家地里挖来的。因为家乡的土质好,适合养花,再说,这土还能一解我的思乡之苦。每天下班回家,我都围着这株麦子审视一番,看着它一天天拔节,麦穗一天天变大,心里生出小小的欢喜。     

失明人见证"11·4"

正"1997年11月4日,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一天。"姜文军说:"真后悔啊,要是当初坚持把工作面的人员都撤出来,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了。"姜文军是月亮田矿的瓦斯检查员,他的工作就是检测瓦斯。那天上零点班,他进入南一机采工作面。近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工作面的开采,临近煤层的瓦斯大量涌进回风流     

从未停下追逐的脚步

正大三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大我们一届的师姐高兴地跑到我们宿舍对我们说,她和潞安集团一中签了协议,9月就要去上班了。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她和我们分享那个好消息时眉飞色舞的样子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从那时候起,成为潞安集团的一员就成了我的梦想。"我要是也能去那里该多好啊!"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现在,当年     

记忆中的清汤面

正我是一个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孩子,那是一个水果稀少,没有零食和大鱼大肉的年代。和我一起成长的,只有家里的长辈凭借巧手和智慧就地取材做出来的天然美味,像槐花饼、马紫菜饼、红薯玉米粥等,细数这些季节性的美食后,唯有奶奶做的清汤面是伴随我最长久的,是我内心深处永远无法割舍的味道,是任何佳肴也比不上的美食。小时候,家里的生活条件不是太好,一个月里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吃手擀面。手擀面可以做成打卤面、清汤面和炝锅面,其中我最喜欢吃的是清汤面。奶奶做饭的手艺很好,家里人也都喜欢奶奶做的饭。每次奶奶和面的时候,我总是眼巴巴的在一     

我叫王建

我叫王建,在我工作的那个企业,要是赶上开大会,你随便吆喝一声,至少有七八个人答应。我觉得自己的名字是天赐,对自己最合适,甚至我长得就像这个名字:方正、稳健,我不叫王建还能叫什么。自己的名字是一个标志,对这个字眼我平时还是很敏感的。如果街上张贴什么对某个王建的处理决定,不注明单位,熟悉的伙计一准认为是我,说都说不清。记得几年前一次朋友聚会,一位初次见面者问我的朋友:“这个小老弟贵姓?”我便自报家门。问者一听便说:“真巧,我单位也有一个叫王建的,前不久让公安局逮了,听说是赌博。”这让我很生气。也有会来事的,一看局面要僵…     

大山不再沉睡

儿子还在上幼儿园时,一次我带着他到我们单位玩儿。我们单位地处内蒙古西北部连绵的阴山脉脚下。当儿子看到那雄伟的大山,他不无惊诧指着大山悄悄地对我说,爸爸,你说这山睡倒还这么大,要是他站起来,会不会压住我们?我为儿子的童稚之音感到好笑,可又一想,儿子难道说得不对吗?那横亘着的山脉不就是躺着沉睡的巨人吗? 其实大山已不再沉睡,那隆隆的炮声,是开拓者进军的号角;机器的轰鸣又奏响了矿工们劳动的凯歌。大     

打包回家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呱呱坠地来到人间,同我的同龄人一样,家家都有好几个兄弟姐妹,在那个物质生活匮乏的年代里,全家人能够填饱肚子、吃饱饭就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了.偶尔能吃上蛋类、肉类的东西,那更是一件很奢望的事. 记得我八岁生日那一天,母亲一大早就煮好了了两个荷包鸡蛋,端在我面前,看见淡红色的红糖水和白生生的鸡蛋,我迫不及待地从母亲手里一把接过还冒着热气的陶瓷碗,闷头瞬间就把两个鸡蛋吞下肚里.一抬头,看见两个小弟弟眼珠子都快掉进碗里了,守在我身旁直吞口水,我就把剩下的小半碗红糖水递到他们嘴边,让他们喝下.     

像蚂蚁一样幸福地活着

天要下雨了,因为我看见大树下成群结队的蚂蚁井然有序地在搬家。小时候,我总是喜欢趴在地上看蚂蚁,觉得好玩极了。看得久了,总有一种若有所思的感触,很多年过去了,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发强烈了。要是把人比作蚂蚁,不,我是说,要是人像看待蚂蚁一样看待自己,就会像蚂蚁一样幸福地活着。     

师叔——赵大

俗话说得好,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师叔赵大就是个这样的人。论年纪他比我大两岁,别看他其貌不扬,肚子里还真有东西;书念的虽然不多,知道的事情可真不少。他不光会啦小和尚敲小鼓,救人要紧之类的故事,要是搞点小改小革还真是把好手。因为他聪明,脑子灵活,点子多,又肯动脑筋,他帮着师傅搞出来的风钻侧式进水器,消灭了掘进干打眼,一九五二年,华东煤管局、北京煤炭部联合在淄博召     

在桃园集吃包子

我长这么大,吃的包子不计其数,但最难忘的是前不久在桃园集吃包子,因为当时我明知自己身无分文,却昂首挺胸地带着女儿走进包子铺吃包子,结果弄得自己十分尴尬.     

交亲是我人生的路标

父亲叫李天法,已逝。他是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基层干部,他的言行给了我巨大的影响,他是我人生路上的路标。 记得我八岁那年,同伙伴们在街上玩捉迷藏,有个卖西瓜的老人送给我一个西瓜。父亲问:“瓜是哪来的?”我说是一个老人给的。父亲不让吃,让我把瓜还给老人。当我把瓜还给老人时,老人对站在我身后的父亲说:“你这是干啥?我自留地里种的,孩子不该吃吗?”父亲见我泪跟汪汪,便掏衣兜,我知道父亲是打算买瓜了,可父亲掏了半天,没掏出什么,对我说:“你回家拿瓜干     

狼的故事

我的老家位于太行山东南脚下,是一个十来户人家的小山庄。放眼望去,山连着山,山搂着山,是一个山的世界。山大了,就断不了有狼出没其间,山里人见狼不怪,也不怎么怕狼。 我娘常说,狼是山神爷手下的一名“军官”,干啥都有规矩,不会轻易伤害好人。我曾问过娘,狼这个“军官”有多大级别,娘思谋了大半天说:“反正大小是个领导。”     

蔚县黄糕

我的家乡在冀西北的蔚县,那里人们最美的吃食是“黄糕泡肉”。这并不是说蔚县人没有再高的美食欲望,只是从古至今一代代人沿袭下来,吃糕顺了胃口。 殊不知,大家都能吃上黄糕还是近些年的福分。从我记事起,人民公社搞得连年饥荒,家里常常只有半年粮,不少人家为了多吃几顿糕,竟舍不得去掉黍子皮,人称这种带皮糕为“毛糕”。有的还掺一少半玉米磨成面。其实这种做法在解放前就有。所以,蔚县得了个“糕国”的宝名,蔚县话得了个“毛糕调”的戏称。     

人要学会知恩图报

鲁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宣子在首阳山(今山西省永济县东南)打猎,住在翳桑,见一人非常饥饿,就去询问。那人说: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宣子就将食物送给他吃,可他却留下一半。宣子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离家三年,不知道家中老母是否还活着。     

窗外

正一扇窗户,一块玻璃,将这个世界分成了两块——窗里和窗外。似乎大多数人都喜欢坐在窗边,无论是上课时还是坐车时,靠窗的位置总是成为大家争抢的"风水宝地"。因为窗不仅能给我们带来光明,还可以让我们看见外面的精彩世界。我也是那个喜欢坐在窗边的人,因为我总是对窗外的世界充满无限的憧憬和向往。还记得在学校上课时因为偷着看窗外被老师突然叫起来回答问题时的惊慌和尴尬,然而依旧抵挡     

沉甸甸的父爱

父亲一直对红烧肉情有独钟,可以一口气吃上一大碗。这是后来听母亲说的。那时父亲还很年轻,自从有了我,他就很少这么吃了。     

老爹

老爹,这么叫或许不确切,但亲切。老爹今年正好五十岁,但看上去不仅不老,还相当年轻,因为他一直是个干净利落的人。人家说,男人都喜欢儿子,但是都和女儿特别亲。没错,我现在还记得小时候他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带我去买好吃的。     

二姑

二姑是我爸爸同父异母的二妹妹,没多少文化,长相一般,红黑的四方脸,还有点儿口吃。可她心眼儿好,为人善良、厚道。 沸沸扬扬的大跃进年代,我和姐姐在离家五里的一座学校上小学。因为劳动力都卷入人民公社“夺红旗”劳动竞赛的旋涡中去了,老人们又都进了敬老院,所有的小学生,哪怕年龄再小,都要求一律住校。当时二姑已经成家。婆家就在我们学校附近。二姑几乎每天都要把我们接到她家吃饭,逢人便骄傲地说:“这是俺娘家侄儿、侄女！”     

下岗秀才当矿工

朱宝是陕西电影学校90届毕业生,毕业后在陕西省富平县电影院工作,后来因为电影院不景气而下了岗。5年前,他来到黄陵一号矿当上了采煤工,虽说他只是一名普通矿工,可名气却比队长还大。原因是朱宝有两大特点:一是他胃口好,特能吃,二两的馒头,他一顿能吃10个;半斤一盘的肉丝炒面,他一顿能吃4盘。二是他能干,别人在工作面移单体支柱时是两只手抱一根,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