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米莉的悲剧成因——评福克纳的小说《献给爱米莉的玫瑰》

福克纳短篇小说<献给爱米莉的玫瑰>的女主人公爱米莉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悲剧形象.父亲的专制,杰弗逊小镇的保守、矛盾,以及时代的错位造就了爱米莉的畸变以及死亡.     

女性悲剧成因探析——《金锁记》与《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之比较

《金锁记》与《献给艾米丽的玫瑰》并无任何事实上的联系,但两位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却极为相似。本文通过对这两部小说的对比研究,从人与社会、人与人和人与自我三个方面对女性悲剧的成因进行探析,并从中归结出正是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这些人类最基本的关系决定了跨越时空的女性悲剧的不断上演。     

女性命运的悲剧还是寓言——老舍和女权主义的女性表述比较

在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北京成长起来的现代作家老舍,在对理想女性的塑造和赞颂中显现了浓厚的传统色彩和相对守旧的妇女观。在对传统社会思想、制度、文化的批判和反思里,将女性命运谱写成一幕幕社会的悲剧。女权主义理论和批评以女性中心视角对现存历史文明和社会秩序进行了解构,将女性命运解读为“菲勒斯中心论”秩序下男性对女性阉割和压抑的性别寓言。     

疯狂与死亡——《呼啸山庄》主人公的悲剧命运

<呼啸山庄>不仅讲述一个爱情悲剧,更是对女性及其他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和心灵变异的深层关注和悲悯.男女主人公同是人类文明的弃儿和叛逆者,是大自然的自由之子.但他们作为弱势群体,抗争是无济于事的,他们的命运只能是自我的放逐与毁灭,疯狂与死亡.     

当悲剧成为传奇——论《菉竹山房》对五四启蒙主题的疏离与超越

吴组缃跳出"态度的同一性",疏离五四启蒙主题,在小说《菉竹山房》中把悲剧写成了传奇。这种疏离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多种可能:二姑姑的故事不仅仅是悲剧,也可以写成传奇;乡土不只是悲悯的对象,也可能成为现代人的景观。《菉竹山房》是一个象征,标明了"后五四时代"的到来,标明了多元化主题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趋向成为可能。     

夏洛克的命运 犹太人的悲剧——《威尼斯商人》重读

夏洛克是一个信仰犹太教、从事高利贷行业,并且残忍冷酷的犹太人,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反面人物.通过分析当时的社会和宗教背景、阐释夏洛克为何要以放高利贷为生以及他在剧中的最终命运.指出夏洛克的命运实际上就是他作为一个犹太人的悲剧.     

畸形关系下的悲剧命运——《儿子与情人》中的人物关系解析

《儿子与情人》是D.H.劳伦斯一部自传体式的小说,它围绕矿工莫瑞尔一家的生活展开,描写了主人公保罗从出生到成长的过程。并通过对期间复杂的夫妻、母子、情人间关系的描写,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家庭的强烈冲击。这种冲击使得人物个性发生扭曲与变异,从而进一步导致了家庭悲剧的产生。本文从小说中的四组人物关系着手,分析其畸形关系产生的多种原因、表现形式和严重后果,以期对当今生活能产生一定指导意义。     

艾米丽的悲剧人生——从女性主义角度解析《献给艾米丽的玫瑰》

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是南方文学的代表作之一,作品塑造了一个饱受南方传统习俗和父权主义摧残的典型南方受害妇女形象。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了主人公艾米丽为了追求美好爱情却最终谋杀了自己情人的悲剧人生,从而揭示出在南方社会及旧传统及清教主义妇道观、男权当道的父权制家庭和腐朽的南方婚姻制度的压迫下,艾米丽人性扭曲、心理畸形的悲剧人生有着宿命性。     

一曲旧时代的葬歌——浅析《茶馆》的悲剧特征

悲剧能使人的精神品格得到净化。老舍的《茶馆》悲剧特征表现为时代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按照马、恩观点创作出的《茶馆》在背景的选择、环境的设置、人物的安排等三方面煞费苦心并使其具有独特的创造之处。     

艾米莉逃不脱的悲剧命运——福克纳《献给艾米莉的玫瑰》的接受美学分析

“读者期待视野”和“结构召唤性”是接受美学中的重要概念，它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范式。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讨论了福克纳在小说中运用的独特的、开放式的叙述模式和结构安排，并详细分析了小说结构召唤与读者的期待视野之间的独特关系，同时也初步探寻了艾米莉爱情悲剧的深层原因。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中女性在场的缺席——从女性主义文体学视角

女性主义文体学把社会性别理念引入文体学研究，突出文体分析中对女性的丑化和歧视，以及社会性别刻板印象，挑战文本阐释中对女性经验的遮蔽和扭曲，建构文本分析的丰富性和多意性。运用女性主义文体学中的研究角度，即叙述视角和叙述声音，解析《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的性别意识，阐释带有性别偏见和性别歧视的叙述视角和叙述声音如何使爱米丽成为文化意义上、语言意义上、历史意义上及文本意义上在场的缺席者。     

妥协与反叛——《金粉世家》中女性命运与女性现代意识的分析

张恨水的长篇小说《金粉世家》塑造了一系列生活在特定的男权社会背景下的女性悲剧形象。她们或被迫逃离或归于佛门。作为女性,她们在新旧时代交替下表现出了矛盾的本质——沉沦与反叛。她们妥协于男权社会,表现为依赖,柔弱,但她们又是一群具有现代进步意识的女性,表现为反叛,要求人格独立,强烈自尊并无声反抗。尽管她们失败了,但其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自我救赎的精神为广大女性追求独立与自尊,建构两性和谐社会起到了推动和警醒作用。     

悲剧的轮回——《红字》与《穆斯林的葬礼》之比较分析

霍桑的<红字>和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都以宗教信仰与人性本能的冲突为情节主线,描述了男女主人公面对宗教信仰和美好爱情间的矛盾时的痛苦挣扎.<红字>源于殖民时期严酷教权统治下新英格兰,通过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的悲惨遭遇,反映了加尔文教(清教)统治的黑暗.<穆斯林的葬礼>则牵扯到一个穆斯林家族三代60年间的命运沉浮.两部小...     

带刺的玫瑰、叛逆的淑女——评《红楼梦》和《名利场》中两位女权主义人物

王熙凤和蓓基·夏泼是《红楼梦》和《名利场》中两个主要的女性人物。本文探讨了这两个女性人物的叛逆性格以及她们对男性中心社会所进行的女权主义抗争,通过分析她们的行为举止、性格情操、信念欲望等,来阐述18、19世纪中英两国妇女的社会地位、生存状况和道德价值理念的异同。     

谷崎润一郎与坂口安吾女性崇拜思想表达及其根源比较——以《刺青》和《盛开的樱花林下》为例

作为“耽美派”和“无赖派”的代表作家,谷崎润一郎和坂口安吾的作品可谓风格迥异,各有千秋:谷崎润一郎的作品自始至终流露着“女性崇拜”思想,并且在其名作《刺青》中这种思想理念已经初露端倪,即女性是妖艳与邪恶的结合体;坂口安吾在《盛开的樱花林下》对于女主人公的刻画与谷崎润一郎笔下的女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即在残酷中直观展现女性的妖艳美,以不平等的姿态表达对于女性的崇拜.而探究这样的相似之处的背后,可以发现,二人的女性崇拜思想的体现与流露,均受到母亲的影响,并且在作品中被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