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模式下的释明权适用问题研究

我国1991年颁布实施的民事诉讼法需要修订,有必要建立释明权制度。为实现平等保护当事人公正诉讼的权利,实现实质正义,应强调适当行使释明权是法官的义务。在案件审理和执行过程中,法官都有行使释明权的义务。对释明权行使的阶段、范围和方式等宜做细化的规定,以防止法官恣意介入诉讼,同时利于法官适当行使释明权,减少法官的隐性负担。     

试论我国的法官释明权

我国民诉法并未规定法官释明权,然而,这一概念却在审判实践甚至法院的文件中频频出现。这一动向昭示着司法实践存在对释明权制度的客观需求,同时也暴露出许多理论认识上的模糊与混乱。在我国,长期以来无论从理论研究上,还是在实务操作中,对释明权的重视程度均不够。完善我国有关的法官释明规范,是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项重要内容。     

论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

于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规定了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举证时限制度。该制度的确立,实现了我国从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向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的转变,对于促进程序公正和程序安定、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完善民事诉讼制度体系等都有重大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举证时限制度在适用的过程中,也被发现仍有许多不足之处,有待于深入研究和进一步完善。     

论我国的举证时限制度

司法实践中对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举证时限制度的运用存在一些问题.当事人举证能力不足,法官对举证时限制度的使用态度较为消极且释明不够.应进一步强化法官的释明义务.复杂案件进行庭前证据交换.对已在庭前进行证据交换的案件和未在庭前进行证据交换的案件,应分别确定不同的举证期限.     

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标准和程序研究

确立民事非法证据排除标准,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和《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6条规定为法定依据,在此基础上细化内容,增加例外情形规定。非法证据排除的提出主体应为当事人,确定主体只能是法官。请求排除应在审前程序中的证据交换阶段、法庭调查中的质证阶段及法官认证阶段,确定排除在判决作出之前。对证据的非法性,由异议方承担证明责任。     

也谈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之修改

理论界对民事诉讼法修改的讨论正处于热潮之中,很多学提出了增设“小额诉讼程序”的设想。本拟从国外小额诉讼制度的特点、我国学主张设置的理由及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和实践中操作效果这几个方面的探讨,来论证“小额诉讼制度”在我国设置的不必要性,并提出简易程序完善的设想,以期对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有所参考。     

公证书与书证优先主义之论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最淡的墨水胜过最强的记忆＂是基于长期社会生活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性认知。在民事诉讼中,便意味着作为证据的书证的稳定性、可靠性优于人证。这一认知倾向始终影响和指引着世界各国的诉讼立法,并产生了诉讼对书证的不同程度的倚重和依赖,书证优先主义便是最直接最有力的印证。两大法系在各国民事证据制度方面或多或少均有所体现,尤以法国民法典第1 341条最为典型。我国证据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亦有一定程度表现,特别是公证书作为诉讼证据所反映的＂书证优先主义＂最具特色,只是在司法实践中常常被漠视和误读而产生颇多歧见。对两大法系主要国家或地区的＂书证优先主义＂进行比较分析,并以公证书为主要考察对象,引发对我国构建适度书证优先主义证据制度的若干思考。     

略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倒置

《证据规定》第四条关于特殊侵权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定,将其一概归纳为证明责任倒置的观点是十分片面的,其中多数规定应该理解为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的具体化。对证明责任倒置规则的设置模式,应主要实行法定主义,由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共同作出规定,同时以司法解释进行补充,在没有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的特殊情况下,可以考虑由法官依具体情形自由裁量。     

案外第三人撤销诉权被滥用的原因与对策

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案外第三人的撤销诉权被滥用的现象,联系《民事诉讼法》第56条的规定和有关司法解释,从诉讼制度方面分析了导致诉权滥用现象的原因。认为第三人撤销之诉应作为在其他救济程序无法适用时的补缺救济程序。建议进一步限制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范围,同时建立第三人撤销之诉担保制度,并赋予案外人可以直接向检察院申诉的权利。     

论补充判决制度在我国建立的法律效益

我国民事诉讼法目前还没有规定补充判决制度,司法实践中针对法院裁判遗漏的情形主要通过再审、上诉方式处理,同大陆法系通行的补充判决制度比起来,我国现有处理方式无论从司法资源浪费、诉讼效率以及当事人诉讼成本方面都造成更大的浪费。为了弥补当前处理方式的不足,《民事诉讼法典专家修改建议稿及立法理由》第237条建议在我国建立补充判决制度,但只是简略规定了补充判决制度建立的应然,没有详细论证。从经济效益、时间效益两方面量化分析补充判决制度如果建立将对中国司法带来怎样的法律效益,以求最终论证为什么大陆法系国家通行的补充判决制度在我国同样有建立的价值。     

试论我国民事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

为实现案件快审快裁、繁简分流,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初次审议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拟增设民事小额诉讼程序规定,小额诉讼程序审理诉讼标的额为人民币5000元以下的民事案件.在未对案件性质和种类作出限制的情况下,只以诉讼标的额来决定是否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根本无法实现其方便、快捷、对案件繁简分流、低成本地实现正义的司法目标.建议我国民事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宜采用“概括+列举+排除”为主,经验判断为辅的模式确定     

日本、法国与我国民诉撤诉制度的比较研究——兼论我国民诉撤诉制度的完善

<正> 撤诉制度是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它主要由撤诉的要件、程序及效力组成,是起诉制度的相应制度。撤诉权是和起诉权相对应的权利。申请撤诉是原告的一项重要的民事诉讼权利。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民事诉讼立法对撤诉制度规定得相当具体完善。然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其规定得非常原则、笼统,不便于实际操作,引起了司法实践部门的混乱。因此,借鉴外国经验,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撤诉制度势在必行。     

《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若干问题刍议

从历史的时序来看,刑讯之争对<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的产生起到了关键作用.沈家本、伍廷芳对草案说明和解释虽有遁入"体用"范式之弊和托古附会之嫌.但他们的用意是尽力促成<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先颁试行.该草案在引入西方诉讼制度的同时也对诉讼模式进行了改造,摒弃了传统的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采用的是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混合诉讼模式.     

论虚假诉讼行为的定罪

新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用两个条款规定了虚假诉讼行为。当务之急是对民诉法修正案的两个相关条款作出司法解释,以规范惩治虚假诉讼犯罪的司法实践,结束同事不同罚的混乱局面。目前应当适用刑法第307条和第313条分别以帮助伪造证据罪或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来对虚假诉讼行为定罪量刑,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择一重罪处罚。     

略论我国民事诉讼认证规则的完善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据认定规则规定得比较原则,在体现民事诉讼价值方面显得不够明晰,设立具体可行、完整科学的认证规则确有必要。可从完善、增加证据能力的认定规则,缩减证据证明力的认定规则入手,设计和构建民事认证制度,对民事诉讼的程序制度不断加以完善,大力推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和民事证据制度改革的进程。     

浅析审判实践中释明权的行使

由于相关规定对释明权行使的时间、方式、范围乃至程度都没有也无法作明确规定,导致我国释明权的行使从形式到内容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立足释明权是法官的义务,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对释明权的行使阶段、行使形式和方式以及针对不同的释明对象的不同要求加以探讨,以期司法实践中切实发挥释明权的价值功能。     

浅议民事诉讼证人证言制度的困境及其完善

证人证言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种法定证据种类之一,在审判实践中对认定案件事实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在审判过程中,因证人证言立法不完善以及自身存在缺陷等原因而不被法院采信。本文从立法规定和审判实践出发,对证人证言现实的困境进行深入分析,并针对性地提出完善证人证言制度的一些对策,包括设立交叉询问制度、建立伪证惩处机制、完善证人隔离制度等。     

检察机关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的合理性拷问

当前,《行政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已经增加检察机关可以作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的规定。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可避免会造成民事诉讼"等腰三角形"平衡结构的失衡,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角色,不仅会使其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陷入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也与民事诉讼的本质根本背离。回归到我国现行体制下的检察权,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仍面临权能基础缺失的问题,因此检察机关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是否真正具有合理性,仍面临来自其自身性质、权能限制、程序公正等诸多方面的质疑。     

我国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完善研究

2014年,我国《行政诉讼法》增设了关于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规定。然而近五年过去了,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在实践中出现了适用范围模糊、审理期限较长、审判组织单一等问题。其并没有发挥提高审判效率、节约诉讼成本、配置司法资源、平衡公正效率、保障诉讼权利等立法者所设想的目的。因此,应当借鉴我国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及外国行政诉讼法的先进经验,对我国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加以完善改造,使其真正成为缓解法院案件压力、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诉讼制度。     

浅析民事简易程序与程序保障

在民事诉讼法修改热议的话题当中,简易程序的修改与重构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尝试以程序保障的视角分析民事简易程序的正当性及价值所在,明确在简化诉讼的同时不能忽视程序正义的实现,在此基础之上,笔者提出在完善民事简易程序的过程中应当注意的程序保障问题,以免盲目追求诉讼简易化而牺牲了底线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