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水源地生态补偿研究——以南水北调东线扬州市为例

生态补偿是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机制，补偿标准的确定和补偿资金的分配是生态补偿的难题。文章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利用GIS和遥感技术，分析了扬州市2010年、2015年和2018年土地利用类型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确立受水区生态补偿支付标准上限，引入生态补偿优先级（ECPS）对水源地各区补偿的迫切程度进行量化，并建立补偿资金分配机制。研究表明：1）2010—2018年扬州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显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553.58亿元降低到467.99亿元，其中水体和水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减少最为显著，占比90.38%；2）受水区应给予补偿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20.91亿元，而支付标准上限为13.59亿元，二级服务水文调节价值占比80.02%，是补偿的核心；3）补偿顺序和补偿资金分配情况依次为高邮市（10.13亿元）、宝应区（5.08亿元）、邗江区（2.81亿元）、江都区（1.79亿元）、仪征市（0.93亿元）和广陵区（0.17亿元）。最后从明确补偿对象、建立监督机制、形成多元化补偿等角度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完善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     

基于AHP-CRITIC变权物元可拓模型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水源地生态补偿绩效评价

随着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越来越强,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的战略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其中生态补偿绩效评价体系对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与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研究目的】通过对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水源地当前的生态补偿绩效进行评价,并基于当前的绩效评价结果测算水源地生态补偿资金标准,为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提供参考。【研究方法】通过构建水源地生态补偿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AHP\|CRITIC法得出综合权重,结合变权物元可拓模型,动态评价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水源地目前的绩效结果,并运用成本法与生态服务价值法,通过水源地占比系数、供水系数与政策重要性系数进行修正,计算得出水源地生态补偿资金标准区间,并进一步进行水源地生态补偿绩效评价定性分析。【研究结果】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水源地目前绩效评价等级变量特征值为3.699 34;生态补偿资金标准区间为[9 693.00,14 559.75],其中分配到扬州、宿迁、淮安、徐州4市的资金标准区间分别为[2 011.50,3 368.25]、[2 787.75,3 327.75]、[3 732.75,5 157.00]、[1 161.00,2 706.75]（单位：万元）。【研究结论】水源地目前绩效评价等级为良,且偏向于优,说明江苏省水源地的生态环境保护效果较好,但仍有进步空间;水源地的生态补偿资金标准区间为0.97亿～1.46亿元,其中分配到淮安的生态补偿资金最高,分配到徐州的生态补偿资金最低;生态补偿资金的注入使得评价指标均向好发展,其生态补偿绩效结果必然优于目前的绩效结果。水源地实行生态补偿将会促进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以及进一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基于声誉效应的跨流域生态补偿演化合作机制分析

跨流域生态补偿是提升生态资本价值、保护流域生态环境、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基于政府在对具备社会环境效益、影响公众利益的生态补偿项目决策和实施过程中产生声誉问题,通过对水源地和受水区的博弈情景设定,在考虑损失成本、生态收益以及转移支付等显性利益因素的同时,将声誉等隐性因素考虑在内,引入流域管理机构和政府声誉函数,构建生态补偿演化博弈模型,探讨水源地和受水区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演化过程及影响因素,并利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研究,分析各参数的变化对利益相关主体行为策略选择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双方合作的演化方向主要受奖惩力度、水源地保护成本、受水区转移补偿金额、治污效益、声誉转化效益等10个因素的影响,并提出强化流域管理机构职能、提高公众和企业的环保意识、构建声誉水平评价机制以及构建多元化生态补偿途径等对策建议。     

治理修复视角下的水源地生态补偿利益均衡分析

阐述治理修复型生态补偿的基本特征与主要目标,运用有限理性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水源地与受水区的演化稳定策略以及博弈动态系统的进化趋势,并借助雅克比矩阵对各个均衡点的抗扰动稳定性进行研究,以期为丰富与发展我国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提供有益的借鉴。结果表明:引入上级政府参与生态修复并制定"双向补偿"约束机制,在惩罚与补偿金额满足一定条件时,能够使"水源地采取修复策略、受水区采取补偿策略"成为博弈系统唯一的均衡策略,也是社会所期望的最优稳定均衡策略。提升公众环保意识,完善相应法律法规,搭建各利益相关方沟通合作的平台,明确利益相关方责任,有助于生态补偿的良性发展。     

准东矿区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计征标准研究

通过对准东煤炭资源开发的实际情况考虑,从生态破坏损失补偿、环境污染补偿、社会与居民补偿、发展机会损失补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及生态环境维护成本6方面提出了准东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的标准,构建了准东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的计量模型,并以阜康市康龙煤矿为例估算得出其生态补偿标准的下限值为2 622 051.45元/a,上限值为3 287 385.17 元/a,占其生产成本的3.68%～4.62%,建议目前应按照补偿下限确定新疆煤田的生态补偿标准,而补偿上限可作为远期目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步实现。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扬州市农地非农化生态效应测评

农地非农化对区域的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保护影响较大,测算区域农地非农化的生态环境效应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扬州市农地非农化规模较大,研究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情况,可以为该区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决策支持。运用中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和扬州市单位面积农田生态系统提供的食物生产服务的经济价值,以及1996-2004年扬州市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对扬州市农地非农化引发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进行估算和比较。研究表明,9年间扬州市共有17 450.91 hm2农地实现非农化,并造成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减少215.47×106元。从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变化来看,废物处理价值减少最多,娱乐文化价值减少最小;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来看,耕地和其他农用地非农化造成的损失最多。     

基于CGE模型的生态补偿与宏观经济效应分析——以长三角为例

在长三角区域发展模式的长期摸索与实践中，如何协调平衡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是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现有研究虽然在环境治理与生态补偿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是在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生态治理的宏观经济效应等方面缺乏量化分析。论文在传统CGE(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的基础之上，将生态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引入经济系统，并将生态环境视为一个独立主体,着重强调生态系统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价值贡献，构建了考虑生态要素的绿色SAM（social accounting matrix）表和包含生态要素投入与生态系统账户的宏观CGE模型。论文选择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利用长江三角洲的具体数据对生态价值核算价格体系进行修正，量化了长三角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此基础上通过社会核算矩阵收集研究主体的相关数据，并从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以及居民消费福利水平的角度对不同水平的生态补偿会产生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提高增值税率、居民对生态环境的转移支付率、企业对生态环境的转移支付率和政府对生态环境的转移支付率等4种情景，均能引致生态补偿量增加，但是在提高相同幅度的情形中不同措施产生的效果有较大差异，以同样提高30%的情况为例，政府对生态系统转移支付率对生态补偿水平的提升作用最为明显，增长了10.01%；其次是企业对生态系统的转移支付率与居民对生态系统的转移支付率，增长率分别为2.77%与1.01%，而提高增值税率对生态补偿水平的提升效果最弱，增长率仅为077%。除此之外，相较于其他政策工具，提高增值税会对国内生产总值与居民福利水平产生比较明显的负面影响，当增值税提升30%时，GDP下降了0.002 5%，居民福利水平产生下降了0.002 7%。     

兴隆庄煤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以兖州矿区兴隆庄煤矿为例,基于1990-2018年间的遥感影像数据,从供给、调节、支持和文化4个方面对兴隆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测算评估,并分析其动态变化度及敏感性。评估结果表明,总生态服务价值表现为先增加后减少,1990-2010年矿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从18841.5万元增加至29034.2万元,主要原因是采煤塌陷导致耕地向塌陷水体转变以及林地面积的增加;2010-2018年生态总价值减少了2484.8万元,主要在于耕地大规模地转变为建设用地以及区域地下水位下降造成的水域面积减小。敏感性分析显示,耕地和水体是平原矿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敏感的因素,耕地的敏感性指数由1990年的0.79降为2018年的0.28,说明其在生态服务价值中的影响逐年降低。     

基于LUCC的喀纳斯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研究

采用喀纳斯自然保护区1980年和2005年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数据,在谢高地的中国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当量因子的基础上通过生物量修正,确定了保护区生态系统类型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对保护区生态服务价值及其变化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喀纳斯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由1980年的37289亿元减少至2005年的36351亿元,维持生物多样性、气候调节、保持土壤等单项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均呈现不同程度地降低,说明其生态环境趋向退化。为此应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维护保护区生态系统的健康、安全,实现保护区的持续发展。     

基于生态服务价值的甘州区土地利用变化生态效应研究

利用生态服务价值框架及构建区域综合生态效应指数,揭示2001—2029年甘州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总量,以及各地类生态服务价值变化状况。研究表明：1）甘州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值15年来共增加了6 169.45×10^4元,增加幅度达到7.44%;2）2001—2015年,草地、林地、交通水利用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增加趋势,增加总量为9 478.76×10^4元,耕地、园地、水域、未利用土地和建设用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减少趋势,减少总量为3 714.75×10^4元;3）生态系统中原材料生产、气候调节、保持土壤、维持生物多样性变化大,其中保持土壤增加最多,其次是维护生物多样性、气体调节、气候调节、原材料生产的生态服务价值。4）2022—2029年甘州区的生态服务价值总量将进一步提高,生态环境进一步好转。     

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研究

本文论述了建立矿山环境生态补偿制度的必要性,论证了制订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原则。提出了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经济政策的建议,一是税收制度"绿色化",二是对矿山环境治理恢复的土地给予优惠政策;同时,应建立矿山环境治理保证金制度。     

基于生态服务价值的甘州区土地利用变化生态效应研究

利用生态服务价值框架及构建区域综合生态效应指数，揭示2001—2029年甘州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总量，以及各地类生态服务价值变化状况。研究表明：1）甘州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值15年来共增加了6 169.45×10^4元，增加幅度达到7.44%；2）2001—2015年，草地、林地、交通水利用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增加趋势，增加总量为9 478.76×10^4元，耕地、园地、水域、未利用土地和建设用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减少趋势，减少总量为3 714.75×10^4元；3）生态系统中原材料生产、气候调节、保持土壤、维持生物多样性变化大，其中保持土壤增加最多，其次是维护生物多样性、气体调节、气候调节、原材料生产的生态服务价值。4）2022—2029年甘州区的生态服务价值总量将进一步提高，生态环境进一步好转。     

油气资源开采期间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标准估算研究

水土保持生态补偿以水土保持生态服务功能为考量依据。考虑油气开采对水土保持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影响程度,建议油气资源开采期间水土保持补偿费的征收以占地面积为依据调整为以油气产量为补偿依据,重新确定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标准。运用生态价值评估方法,从保持土壤、涵养水源、固碳制氧、净化空气、维持生物多样性、作物供给等方面,评估中国典型油气产区所在六个省份单位土地面积水土保持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以此为基础数据,估算油田永久占地、临时占地、落地原油等丧失或降低的生态服务功能,从而计算出油气资源开采期间单位油气产量折损的水土保持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估算结果全面反映油气资源开采造成水土保持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补偿标准在合理范围内。     

“水-能源-粮食”服务价值核算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概念与研究方法建立“水-能源-粮食”服务价值核算体系，核算贵州省2013—2017年“水-能源-粮食”对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的服务价值及其纽带关系的服务价值。结果显示，贵州省“水-能源-粮食”对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的总服务价值稳中有降，水资源的服务价值以对自然生态的调节价值为主且对总服务价值具有决定性影响；能源对社会经济的正面服务价值较大，但是以更大的自然生态的负面服务价值为代价，是造成WEF的总服务价值下降的主因；粮食的服务价值逐渐增大，主要为对社会经济的供给与支撑服务价值。贵州省“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的服务价值较小，且不稳定，呈现波动特征。因此，贵州省应当发挥水资源与水景观的优势以稳定水的服务价值，挖掘能源对社会经济的服务价值时要重点防范其对自然生态的破坏；粮食生产注重面源污染防治，发展旅游农业与生态农业。同时，调节“水-能源-粮食”的纽带关系，提高系统的稳定性。水-能源-粮食；服务价值；纽带；贵州省     

“水-能源-粮食”服务价值核算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概念与研究方法建立“水-能源-粮食”服务价值核算体系,核算贵州省2013—2017年“水-能源-粮食”对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的服务价值及其纽带关系的服务价值。结果显示,贵州省“水-能源-粮食”对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的总服务价值稳中有降,水资源的服务价值以对自然生态的调节价值为主且对总服务价值具有决定性影响;能源对社会经济的正面服务价值较大,但是以更大的自然生态的负面服务价值为代价,是造成WEF的总服务价值下降的主因;粮食的服务价值逐渐增大,主要为对社会经济的供给与支撑服务价值。贵州省“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的服务价值较小,且不稳定,呈现波动特征。因此,贵州省应当发挥水资源与水景观的优势以稳定水的服务价值,挖掘能源对社会经济的服务价值时要重点防范其对自然生态的破坏;粮食生产注重面源污染防治,发展旅游农业与生态农业。同时,调节“水-能源-粮食”的纽带关系,提高系统的稳定性。水-能源-粮食;服务价值;纽带;贵州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