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乡规划法》“控权”下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从“技术参考文件”到“法定羁束依据”的嬗变

相对于《城市规划法》的"赋权"及"管理法"取向,本文认为《城乡规划法》更多体现了"控权"的立法精神及实质性安排;相应地,《城乡规划法》条件下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已经从政府内部的"技术参考文件"转变为规划行政管理的"法定羁束依据"。本文以行政法学视角为切入点,论述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演进及地位与作用的嬗变;进而结合法制建设目标及现实发展条件,讨论如何完善控制性详细规划。     

城乡规划管理中“阳光权”法律属性的二重性辨析——兼与周剑云先生商榷

根据物权法定原则,认为,"阳光权"的法律属性具有二重性:国家规定的建筑日照标准,属于所有权中相邻权的范畴,是规划管理必须满足的法定义务,且该义务具有不可交易性;而高于国家标准的日照要求,则属于用益物权中地役权的范畴,该权利可以进行交易。在规划管理实践中要特别注意区分"阳光权"法律属性的二重性。根据"有权力就必有救济"的法治原则及现行法律,明确了阳光权纠纷的行政可诉性。     

乌鲁木齐市:实施“阳光规划” 建立长效机制

城乡规划效能监察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乌鲁木齐市把转变作风和提高效率做为工作的切入点,把实施"阳光规划"、推进城乡规划效能建设作为着力点,把建立和完善规划效能监察的长效机制做为目标,紧密结合规划管理业务实际,采取多种措施,推动了城乡规划效能监察工作的开展.     

城乡规划的“执行阻滞”与规划督察

城乡规划在执行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阻滞",其原因既有体制上的缺陷,亦有规划督察体系建设的滞后,如不重视规划的执行与绩效评估,规划强制执行权不明晰,依法批准的法定规划不能被严格执行,对"规划行政不作为"缺乏惩戒等等。2005-2007年城乡规划效能监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但收效并不理想;程序公正与集体土地问题仍然是很长一段时间内规划督察体系建设的重点。     

推进城乡规划建设管理的法治化——谈《城乡规划法》所确立的规划与建设管理的羁束关系

论述新出台的《城乡规划法》所确立的规划与管理的羁束关系,特别是分析控制性详细规划法定地位和作用。认为《城乡规划法》关于规划与建设管理的规定,较以前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方式有着极为"实质性"的改变,标志着城乡规划建设法治化程度的空前提升。进而讨论在新法律实施中需要注意的若干问题。     

物权法定原则下的阳光权与眺望权及其在规划管理中的思考

针对城市规划管理中经常面临的"日照时间大于国家最低标准"的要求,以及保障眺望权等问题,根据《物权法》,阳光权与眺望权在物权法定原则下存在异同:国家最低标准的日照要求属于所有权中相邻权的范畴,是规划管理必须满足的法定义务;而高于国家最低标准的日照要求及眺望权,则属于用益物权中地役权的范畴.规划部门在审批规划方案时,若没有得到相邻地块的许可,就不能轻易满足高标准的日照及眺望权要求.     

实现和分配土地开发权的公共政策——城乡规划体系的核心要义和创新方向

引入"土地开发权"概念,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提出城乡规划的核心任务,是要高效地实现和公平地分配开发权。城乡规划体系中的三大法定规划,就是从不同层面逐步明确土地开发权的:区域规划确定各地区发展权并制定区域之间开发权的转移和补偿政策,城乡总体规划确定土地使用性质并制定城乡之间开发权的转移和补偿政策,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土地开发强度并制定城市内部开发权转移和补偿政策。由此提出对现行城乡规划体系及其编制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新的完善要求。     

在"规划控制"与"市场运作"的博弈中走向成熟--深圳市地下空间利用立法与管理实践探析

地下空间利用立法与管理问题的核心是对"地下空间权"以及"相邻关系"的处理.通过立法确立"地下空间权",体现公平最大化原则,可以从法理上占据主动.但现行体制下对产权复杂的空间领域的管理仍然是难点,有待研究.     

城乡总体规划编制的理念转变与内容创新——基于“两型社会”背景下城乡总体规划编制的创新思路

"两型社会"综改试验区的设立,对城乡规划的编制与实施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作为地方城乡规划建设的统领性法定文件,基于"两型社会"建设的背景要求,传统的城乡总体规划无疑将首当其冲要有所突破和创新。本文试图对"两型社会"背景下城乡总体规划编制理念的转变和内容的创新进行一次较为系统的总结和梳理,以期对未来的城乡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以“人大”为核心的综合型城乡规划申诉机制构建探讨

鉴于城乡规划的"立法权力"特性,"不可诉"特性和"人大"法定的权力监督特性,在现有规划监督制度基础上构建以"人大"为核心的综合型城乡规划申诉机制,可以更加有效地对城乡规划进行监督,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公众的利益.申诉机制构建的核心主体是人大常委会及其相关内设机构、人大专门工作委员会、申诉调解办公室,辅助主体是城乡规划申诉法庭.城乡规划督察员等,且不同主体在受理申诉的重点和方式上各不相同.     

阳光权法律二重性在城乡规划管理中的界定

从《物权法》出发,讨论了阳光权的相邻权和地役权法律二重性在城乡规划管理中的界定。通过逻辑分析、实证分析及比较研究,指出日照标准只有下限没有上限,无法对二重性进行有效界定;政府行政自由裁量缺乏上限,受到广泛质疑;法院对阳光权的行政程序判决无助于二重性的实体界定;城乡规划实质界定了二重性,但其法律效力存疑。提出二重性界定不但要注重分界点,还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共同操作:市民以事实相邻关系作为阳光权的相邻权的上限,通过民主参与和司法诉讼影响二重性界定;政府应当在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中以现实相邻关系为下限、规划相邻关系为上限,在此范围内的自由裁量推定有效;法院依据衡平原则对阳光权进行最终判决,实质决定二重性的界定。     

政府的规划权与公民的不动产物权

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决定了城市规划是政府公权力意志的表现。在城市规划编制与实施过程中,公民私有的财产权尤其是不动产物权可能会受到妨碍甚至被剥夺。公权和私权的冲突在所难免。因此如何处理好公权和私权的关系成为《物权法》颁布后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借鉴发达国家处理政府规划公权与公民不动产物权关系的经验,认为政府规划公权的行使应当遵循合宪原则、合法原则、合理原则,使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实现互动,达到公权与私权的相互制约与平衡。     

作为公共行政管理的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行政权是政府对城市发展的引导与控制的公共管理权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规划面临利益多元、未来的难预测等多种问题的挑战。城市规划行政权应是积极的和有效率的,并在政府、市场和公民的互动的基础上,维护公共利益。指导性规划应具备较强的回应性,以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法定的城市规划应相对的具有稳定性,以保护各类财产权。公民权和公众利益的有效维护方式是公众参与。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和规划行政权的效率取决于规划过程的设置。     

城市规划管理中的日照问题浅析

总结了规划管理工作中常见的日照问题,通过对住宅间距控制方法的分析,归纳了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并结合规划管理工作提出处理和预防日照问题的原则和方法。     

规划管理中的相邻权问题漫议

建设纠纷是困扰规划管理工作的一大难题 ,从《民法通则》关于相邻权的规定入手 ,探讨了民事法律与规划法律的关系 ,对规划管理现行法律、法规、规范与相邻权问题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对策。进而引申对规划管理工作现存的主要矛盾、规划法制、规划体制等问题发表了个人意见。     

城市规划实施管理中的产权保护与住宅日照标准

目前在城市规划实施中,日照规范与有限的城市用地、日照遗留问题与相邻土地开发之间都存在矛盾.住宅日照标准的改进与相关制度的建立应以社会公平,合理、高效利用土地等为原则,倡导规划行政审批听证制度,以户为单位进行日照分析,试行日照标准分区制度,建立统一的日照补偿标准和补偿机制.     

英国的规划得益制度及其借鉴

规划得益(Planning Gain)是英国在发展权国有化基础上,由地方规划部门在授予发展许可时,向开发商收取利益的一种方式。全面介绍分析了英国规划得益的实施背景、原因、变迁、现状、不足及改革等方面;然后提出了针对我国土地使用规划控制的借鉴意义。     

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论三者关系及其协调发展

理顺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三者 之间的关系,已成为我国空间规划发展及其有效 实施与合理管理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深圳国土 规划试点工作过程中的一些认识和体会,提出了 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是空间规划体系 中不同层次规划的核心观点,认为三者之间应该 建立一种从空间高层次到低层次的规划衔接关系, 同时强调三者在规划内容上各有不同的侧重,并 且下层次规划应该符合并落实上层次规划的要求。 建立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实现三者的统一或协 调管理,是我国空间规划合理发展的必由之路。     

西方城市规划史对我国城市规划的启示

认为我国现行的城市规划体系严重滞后,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城市急剧发展的迫切需要因而受到规划人士的批评,焦点主要集中在蓝图与过程、技术理性与社会理性、物质形态规划与综合规划、精英主导的封闭式规划与公众参与的开放式规划几对关系的辨明上;指出历史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和必然性,中国城市规划的发展现状也对应于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的某个阶段;从西方城市规划史的角度梳理了这几大问题的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