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主要衍生品交易所场外市场发展概况及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场内期货标准化合约已较难满足实体企业日益复杂的风险管理需求。纵观境外主要衍生品交易所,纷纷利用自身优势和市场特点大力发展与场内市场相配套的场外市场,为投资者拓展投资渠道、投资工具和投资手段,而国内主要交易所近几年也开始探索场外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本文通过境内外主要衍生品交易所场外市场发展概况的比较,阐述了境外衍生品交易所发展场外市场对我国交易所发展场外市场的启示。     

期货市场大宗交易及BTIC制度初步研究

建设世界一流交易所,不仅需要提供丰富的产品、引入多元化的市场参与者,更需要建立方便灵活的交易制度,在产品和不同市场参与者之间构建高效的桥梁。期货市场大宗交易制度,在CME集团、ICE等发达市场期货交易所成功实践,满足了全球各类大型市场参与者多样化的投资和风险管理需求。尤其是股票指数期货指数收盘基差交易(BTIC)方式的不断创新,以及不久前CME推出的指数开盘基差交易(TACO)方式都是不断在为全球各大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市场参与便利。我国各期货交易所也应深入研究和借鉴国际先进的交易模式。对于股指期货交易,应探讨BTIC大宗交易方式,一方面,在当前严格控制的市场环境下,更有益于维护市场稳定;另一方面,为大型市场参与者提供更加有效的交易机制,尤其是为银行保险等大型金融机构入市创造更好的交易环境。     

期货市场对资本形成的影响

资本形成的组织形式与风险管理、风险配置系统相辅相成。作为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期货等衍生品的作用是将风险从风险厌恶者转移至风险偏好者,使实体企业、金融机构及其他投资者承担与之相适应的风险水平;通过将风险在全社会进行有效配置,吸引更多资金投入基础市场,进而促进资本形成。本文从风险管理制度及理论发展,期货等衍生品对企业投资、资本供给及需求,分析了期货市场对资本形成的影响。     

2015各地养老相关政策速览

<正>中国保监会印发《养老保障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养老保险公司参与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将更规范、有序中国保监会印发《养老保障管理业务管理办法》。此次《管理办法》新增的"投资管理"内容,要求养老保障管理基金投资范围比照保险资金相关监管规定;投资账户的资产配置范围、分类和定义遵照保监会资金运用相关监管规定;明确了养老保险公司可自行投资管理,也可委托给符合条件的投资管理人进行投资管理等。     

上市公司运用衍生品情况及其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财务报表季度数据研究

本文基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季度数据,对2006—2016年我国上市公司使用衍生品的数量、结构变化及其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首先,上市公司近年来对衍生品的运用有所增加,但总体比例仍显不足;非金融企业对衍生品的使用比例较低,上市公司中参与股指期货和国债期货市场以券商为主,套期保值业务占比较低。其次,衍生品的运用可以通过提高非金融机构的企业价值和增加银行企业贷款两种渠道,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进一步研究发现,汇率类和利率类衍生品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最后,为稳步发挥衍生品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功能,提出正确认识衍生品服务实体经济功能;以实体企业风险管理需求为方向,完善我国衍生品市场产品体系;服务机构投资者和实体企业,完善市场参与者结构等政策建议。     

中国场外衍生品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随着场外衍生品监管框架的逐步填充,参与主体的逐步放开,我国场外衍生品业务,特别是场外期权业务已跃升为证券期货市场一大新的业务增长点。但无论是规模、结构还是监管体制建设,我国场外衍生品市场与国际成熟的场外衍生品市场仍然有明显差距。公开数据显示,我国券商、风险管理子公司及银行这三类重要的机构参与者,在场外衍生品市场的业务规模、挂钩标的等方面均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本文通过对我国场外衍生品市场现状的分析,提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境外主要衍生品交易所大宗交易研究

目前,境外一些主流衍生品交易所已开展大宗交易。它与场外交易类似,在非公开市场进行,成交后再进入交易所进行清算。大宗交易为有大单交易需求的市场参与者提供方便安全的交易方式,也为交易所上市的部分产品提供主要流动性。本文以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CME)、洲际交易所集团(ICE)、美国期货交易所、ICE欧洲期货交易所为研究对象,梳理其大宗交易的参与要求、交易流程、特点及监管演进。     

合约市场界定与交易场所监管

本文试图参考美国合约市场监管逻辑,界定期货合约和远期现货合约边界这一在交易场所发展和清理整顿过程中极易混淆的基本理念问题;依据期货合约经典界定,首次按照分门别类的方法,总结出期货合约、期货交易和期货制度三类别的特征要素分别是标准化、双重性及对冲制等;并概括出期货要素的基本定性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合约市场和交易场所两方面的思考与建议:一是"合约市场监管逻辑"以及"未来交割合约"理念,不仅有助于监管实践中识别和界定期货交易性质,划清不同交易形态的交易场所之间的监管边界,构建全国统一的交易场所监管体系,而且也为涉及交易场所相关的司法实践、立法活动和行政监管等提供参考和借鉴。二是包含不同交易形态的交易场所监管架构已具雏形,不仅需要更多地授予或充分发挥顶层监管机构的统筹协调职权,尽快紧密融合各级监管主体、形成统一高效的交易场所监管体系和法律法规等制度体系,而且我国期货市场也需要在市场分类监管以及交易所管理体制进一步适应市场化等方面不断深化改革。     

“保险+期货”在农业风险管理中的应用——来自供给侧的视角

"保险+期货"创新融合保险市场及衍生品市场优势,有效整合农业生产经营者、保险公司、期货公司三方利益诉求,成为新形势下农业风险管理的重要路径。本文分析了"保险+期货"模式探索推广中期货市场产品供给不足、保险产品设计有待优化、市场运作不够完善等供给侧方面的主要瓶颈,提出供给侧方面的相关建议。     

《证券法》修订中金融投资商品的边界

结合我国目前的监管体制、《证券法》修改、投资者保护等改革的基本趋势和进程,建议《证券法(修订草案)》三审稿的证券概念回避静态表述方式,采用动态方式,重新认定证券,即指具有收益性、标准化、风险性、可交易或可赎回的投资性合同、有价证券以及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认定的其他金融投资商品。证券概念中金融投资商品类型可划分为固定收益类金融投资商品、权益类金融投资商品、衍生品类金融投资商品。其中,固定收益类金融投资商品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保本付息债券、证券化债券(包括可转换公司债、分离交易可转债、信用债券);权益类金融投资商品则可适应实务需要,划分为证券、期货合约和期权。尽可能扩大"证券"的覆盖范围,将其他暂时难以标准化和规范化的金融投资商品统统归入衍生品类金融投资商品领域,推行更为严格的监督检查和惩戒制度。如此能够产生"驱赶"效应,即将衍生品类金融投资商品往权益类金融投资商品类型驱赶,尤其是往"证券"方向驱赶,从而与"证券"的扩大化衔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