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中学白话国文教科书编撰

新文化运动提倡者对于中学国文教学有着独特的见解.刘半农认为,国文应以白话应用文为教材,旨在培养学生写书信、签合同等能力,中华书局的《国语文类选》在此影响下出版.但由于当时书信等大部分白话应用文还没发展起来,人们也没找到教学白话文的适当方法,《国语文类选》大量选择传播新思潮,讨论妇女、伦理、法政、科学等各种问题的长篇论文,将国文教学变成讨论问题与主义的场合.与刘半农的观点不同,胡适希望中学国文能够承担“白话文学史”的教学任务,受此影响,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白话文范》.但由于编者的文学水平和兴趣爱好等主观因素影响,《白话文范》没有落实胡适对分析文学技巧的强调,而侧重于思想内容的探讨.     

《源氏物语》和《红楼梦》中主人公的对比

《源氏物语》是距今一千年前诞生的世界首部长篇小说。虽说日本文学深受中国文学的影响,但在中国文学史上能够与其匹敌的长篇小说恐怕只有《红楼梦》了。《红楼梦》不是以传统的汉文写成,而是采用白话文的形式,这使其成为清代以后中国阅读量最大读者范围最广的一部著作。将《源氏物语》与《红楼梦》进行对比,会发现有很多相似和不同之处。本文试图就两部著作中的主人公"光源氏"和"贾宝玉"的相似点和不同点进行比较研究。     

两汉谶纬思想的审美表达与渐变——以《汉书》《后汉书》中的谶纬记载为例

谶纬思想在西汉开始盛行,东汉时受到统治者推崇,成为显学。谶纬思想最早以图谶或谣谶的形式流传,但未能具备成为文艺的基础,而只是作为意识形态广泛的存在于民间。西汉末年到东汉,谶纬思想开始孕育美学基础,大量出现在汉乐府诗和史书典籍中,逐步发展为一种审美表达。以《汉书》和《后汉书》为代表的史书文学,一定程度上兼具和融合了成书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所记载时代的思想倾向,是跨越时代的重构和解读,能够集中反映人们思想的审美表达与渐变。     

凌叔华与泰戈尔的诗画交流

1924年泰戈尔来华访问,"北京画会"中凌叔华以女性画家的身份初识泰戈尔。作为中印两国热爱绘画艺术的作家,恰逢文坛的国际交流盛会,尽管他们所擅长的文学艺术领域略有不同,但通过切磋鼓舞,将绘画与文学相融合,创作出中印文坛与画界的诸多优秀作品。文学与绘画领域的交流,使凌叔华逐渐成长为具有独特写作风格的中国现代女性作家。她积极进行英文小说创作实践,举办国际画展,在世界文坛和绘画界获得了国际声誉,成为走向世界传递中国文化的桥梁。     

论林纾的文学修为

林纾是闽籍作家,不识英文,却引介“西学”,而且用的是文言,成为译界奇观。“白话”登台亮相,林纾却对“文言”情有独钟,故有“文白之辩”,因此被文学史疏远。所幸“文言”与“西学”在林纾笔下情投意合,称道者众,为“小说”扶正立下汗马功劳,又与新文学启蒙不期而遇,其文学修为举世瞩目。     

宋词抒情特性与时代机遇

与诗相比,词是更为纯粹的抒情文学,并在宋代达到了“一代之文学”的高度,这绝非偶然。高度发达的市井生活造成文艺的繁荣是其社会背景,诗词审美的分流和“小道”的地位是其文学命运,此外,伤感柔美的社会心理造就了宋词细腻、缠绵的审美情趣,燕乐发展和妓乐盛行的音乐背景催化了宋词婉丽流转的抒情美质,这些时代契机都积极地促成了宋词深婉蕴籍的抒情特性。     

“废兴惟视诗书力”：论休园的文学空间意义

清代扬州休园是徽商长龄郑氏移居扬州后所建的私家园林,是一个典型的文学活动空间。休园不仅是徽商家风传承的纽带,郑氏家族文学集群的孕育地,还是清代扬州诗文集会的重要场所,在当时的徽商圈和文化圈都有较大的影响,在徽商园林中较有代表性。作为具有文学修养、人文情怀的儒商,郑氏以园林为依托,与当时文学家、史学家之间交往密切,文学活动频繁而持久,促成了城市文学中心的形成,推动了文学的传播,成为清代扬州文坛的一段佳话。     

从《苔丝》中译本意境的传达谈直译与意译

意境是文学翻译的灵魂。直译与意译是翻译的两种方法,也是翻译界争论的焦点。本文在阐述直译与意译的定义及其关系、文学翻译的定义及其主要任务的基础上,通过对比分析张谷若的《苔丝》译本与孙致礼、唐慧心的《苔丝》译本在词汇与句法方面的不同,及这些不同对传递原作的意境的影响,探讨文学翻译中直译与意译哪个更能有效传达原作的意境。     

古小说源流

小说,是一种以叙述故事、塑造人物形象为主的文学体裁,为文学的一大类别.以对人物、情节和环境的具体描绘来反映社会生活为其基本特征,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小说出现较晚,在诗歌和散文之后.古代所谓小说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内容以异闻、琐语、杂事为主的文言小说,另一种是演述史事以及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故事的白话小说.文言小说定型于六朝,白话小说盛行于宋代.小说作为独立文学类别,自有其源流.在文学发展史上,古小说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即古神话传说阶段、志怪与志人小说阶段、传奇小说阶段、话本小说阶段、章回小说阶段.简言之,古代神话和传说是小说的雏形和源     

2013年全国啦啦操联赛“昆仑神韵杯”新疆分站赛赛事现状分析

全国啦啦操联赛已经成为常规赛事,啦啦操运动在全国的开展日趋盛行,而啦啦操本身具有独特的团队文化与实用价值,为此采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等方法,对2013年全国啦啦操联赛“昆仑神韵杯”新疆分站赛赛事的竞赛、教练员、运动员现状进行了调查与分析,旨在为今后啦啦操运动能够在新疆地区长效、有序的发展,以及制定可行的啦啦操推广方案与问题解决的对策提供参考依据.     

梁漱溟文化哲学评价——现代性与保守性兼备

梁漱溟文化哲学是一种现代性与保守性兼备的体系。从梁漱溟赞同并参与新文化运动,肯认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批判东西调和的文化观,认真检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他以敏锐的心灵发现新文化运动中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论存在的问题,可以说他的文化哲学具有现代性和进步性。但是由于他所持的中体西用的思维模式,使他的文化观具有保守性并成为保守派所欢迎的学说。     

韩愈“以文为诗”的气势美及影响

“以文为诗”至韩愈形成一种有影响的创作倾向绝非偶然,这一创作倾向与其“气盛言宜”的文学主张相结合,又使其诗体现出一种宏伟磅礴的气势,使韩愈的高心劲气淋漓而出。他在李白、杜甫之后力图开辟新境界,树立自己的新诗风,开启了一代宋诗,其诗启后之功不可抹煞,影响深远。     

走出自己的房间——试论林白小说创作的转型

主要研究了林白小说创作过程中的转型问题。林白小说创作转型的表现,既有主题书写的变化,也有叙事形式的变化;林白小说创作转型的原因,既有社会现实的变动和女性写作的危机,也有作家自身的生命体验、艺术追求等方面的原因,而林白小说创作转型的现实意义和文学意义则在于其创作实践提供了一种人类可能性的存在图景,也为处于困境中的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指出了一条明路。     

论梁袁关系--以梁启超为中心的考察

梁启超与袁世凯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他们的依违离合于清末民初的政治变革关系重大。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轻信了袁世凯,被袁出卖,粱袁两人交恶。民国初年,梁启超等人出于种种原因,决定捐弃前嫌,与袁联合。而袁也需要梁对付革命派,通过短短几年的合作,梁发现袁排斥异己,野心膨胀,又不遵守宪法,结果挥泪反袁,与袁决裂。袁在绝望中死去,两人关系从此画上了句号。梁袁关系虽变化异常,但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梁的思想特征有很大关系。     

论宋初名儒杨徽之对白居易的接受及其文学史意义

宋初名儒杨徽之是被人忽视的宋初白体诗人,他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特征主要体现在其对白居易“风雅”诗学精神、清丽典雅的诗风、自适心态以及诗歌酬唱形式的接受上,对宋初馆阁诗风由浅易走向工丽典雅起到了推动作用。     

宋初文风转变之探析——以孤山智圆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初期（大约公元960～1030年前后）,一些先觉思想家意识到唐末五代以来文风淫靡不振,对于整个社会的学风和士风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发展中唐以来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实现文风的转变,对于儒学的振兴、社会风气的转变和国家的建设都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孤山智圆主张“古道”为体,“古文”为用,以“五经之学”、“周孔之道”为根本,在这场文风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做出了一定的理论贡献。     

论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变化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到日本,他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逐渐接近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他的新闻观念和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某些问题上,他改变了原有的观点;更深入地探讨了一些问题;更广泛地涉及了新闻学的许多理论问题.这种变化反映了梁启超个人对新闻事业理解的深入,以及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客观规律的积极探索,同时也反映了资产阶级新闻思想形成时期的基本面貌.     

梁启超的趣味主义人生美学

梁启超的美学思想是崇尚趣味主义的人生美学。他认为生活的意义在于趣味,没有趣味的生活是形尸走兽般的生活。梁启超的趣味,既是对待现实生活的一种主观态度,亦是生命价值体现的形式,还是他人生美学思想的核心。“知不可而为”与“为而不有”主义是梁启超生活趣味化、生活艺术化思想的理论依据,正是坚守这两种主义,梁启超能够坦然面对人生中的成败与得失,洗涤胸中偏私,境界得到了最高升华。     

论“三萧”诗作

南朝梁文学创作兴盛,作为帝王的萧氏父子起了相当作用。本文从思想内容及艺术风格方面分析了梁武帝、简文帝、元帝诗等作品,指出:萧氏父子诗作,讲究对偶、声调、语言词汇色彩,及模状物色的写作技巧等等,对唐诗的发展有借鉴意义,对律诗的出现与定型做了准备,其在艺术实践方面的积累,对后世也有积极的影响。     

茅盾现实主义小说“时代性”内涵之发微

茅盾为中国新文学开创了充分反映“时代性”和“社会化”的现实主义传统。他的文学创作精选时代性的主题,在最具时代感的都市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丰厚的历史内涵。茅盾早期接受的中西文化和他的政治事业形成了他鲜明的创作个性,而时代的需求促成他走上“社会批判”的现实主义文学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