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以《红楼梦》库恩德译本为例

谈到文学翻译,人们会立即想到＂翻译者,叛逆也＂这一说法。由于中西方语言体系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而文学翻译的目的是进行文化传播与信息交流,所以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势必会发挥主观创造性,甚至是叛逆性,对原著进行变通。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作品中普遍存在,对于各民族文化交流而言具有重大的意义。结合《红楼梦》库恩德译本对＂创造性叛逆＂这一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探讨其内涵意义以及表现形式。     

翻译主体的创造性叛逆——以《论语》两译本的分析为例

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通过对《论语》两译本片段的分析,阐述了“创造性叛逆”的涵义,用描述翻译学解释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并从译者和目的语接受者——读者两个角度出发,肯定不同译本差异的合理性。翻译没有定本,只有在容纳不同译本的基础上,翻译批评的研究才能日趋完善。     

论《瓦尔登湖》中文化意象的汉译策略——以徐迟译本为例

梭罗的《瓦尔登湖》因其语言优美、思想深邃而著名,书中众多的文化意象承载了丰富的民族智慧和历史文化内涵。徐迟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考虑到源语文化意象的异质色彩,还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审美接受,适时择取"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将源语中的文化意象恰当地传递到目的语文本中,使读者能够从中获得一定的文化信息和审美感受。     

《丰乳肥臀》英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翻译现象研究

翻译不仅是语际转换的过程,它还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模式,翻译中必然时刻体现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翻译创造了原语文本在另一文化系统中的形象。文章以埃斯卡皮创造性叛逆翻译理论为依托,以葛浩文对莫言《丰乳肥臀》的译本为个案,分析了《丰乳肥臀》英译本中文化因素的翻译策略,进一步探讨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因素,指出译者将源语文本引入译入语文化语境,很多情况下是对源语文本进行的“创造性叛逆”。     

比较文学研究中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是比较文学研究中一个具有独特研究价值的课题.从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入手,最能够深入到比较文学研究的新层面.只有依据不同社会及文化的特点实现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才有助于各国文化的对话与沟通.     

译者创造性叛逆——以《金陵十三钗》英译为例

翻译影视作品时面对不同文化带来的碰撞,误解和扭曲等问题,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电影《金陵十三钗》从片名、歌曲到字幕翻译充分体现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从更深层意义上实现了"忠实",从而更好地传达出了电影的内在信息。     

郭沫若《英诗译稿》的创造性叛逆探析

作为伟大的翻译家,郭沫若具有其独特的翻译风格。他在翻译时不拘泥于原文本语法形式,而是根据自己表达的需要自由地增删,边译边作。本文主要从诗歌形式、诗歌内容、诗歌意象三个方面来分析郭沫若的最后一部译作《英诗译稿》中的创造性叛逆,并剖析其合理性。     

从接受美学看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研究的启迪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品的意义不是文本中固有的,而是读者从阅读具体化过程中生成的;二是读者的接受反作用于文本创作.接受美学为文学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     

创造性叛逆视角下英文人名翻译研究

创造性叛逆不仅用于文学翻译,也同样适用于英文人名翻译。以创造性叛逆为视角,结合人名翻译实例,阐述英文人名翻译不同题材中的改译、结构上的漏译和发音上的变译。但因人名翻译受客观知识规律、文化规范和接受语境三个"度"的制约,译者并非无限制的发挥主观能动性,而是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能动转换或转述原作。因此,译者在正确把握这三个"度"的前提下,有利于译者合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契合读者的文化心理,从而提高译文的可读性。     

《瓦尔登湖》中两个译本片段不同之处的比较赏析

散文的翻译是很有难度的,《瓦尔登湖》是一部文字优美的散文,国内很多翻译名家都对其进行过翻译,译者的风格不同,其译本自然不同。本文旨在对高健先生和潘庆舲先生的《瓦尔登湖》译本片段的明显差异点进行比较赏析。     

《酒国》文化因素翻译策略初探

翻译创造了原语文本在另一文化系统中的形象。以埃斯卡皮创造性叛逆翻译理论为依托,以葛浩文对莫言《酒国》的译本为个案,分析《莫言》译本中文化因素的翻译策略,进一步探讨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因素,指出译者将原作引入译入语文化语境,很多情况下是对原作进行的"创造性叛逆"。     

论法律翻译中的文化性表现——以《香港基本法》的英语译本为例

文章通过对《香港基本法》英语译本的批判性分析,从定性分析的角度探索了可能影响该法律翻译决策的理论和背景因素,得出的结论是法律翻译与文化休戚相关,在翻译过程中优先考虑的应该是源文的立法本意以及译文的法律效果,而非语义。因此,当译者在做语言方面的决定时虽然显得要比做法律方面的决定时自由得多,但是其文化因素,包括法律文化体系以及权力关系,终将对译者的心理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最终的法律译本。     

译者主体性在文化翻译中的研究——以《红楼梦》两个译本为例

译者是翻译的主体,由于诸种原因,其文化地位在中国多元文化系统中却一度被边缘化。其实,在文化翻译活动中,译者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文章以《红楼梦》两种译本为例,探究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如何进行文化改写,论证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受到意识形态、政治动机以及语言文化等因素影响,创造性地将原作以源语转化成目的语。译者即如架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的桥梁。     

张白桦中译本《老人与海》中的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最早由法国埃斯皮卡提出,后引入国内,在翻译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由于文化差异等原因,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是世界文学宝库中最为经典的著作之一,其中张白桦译本由于运用了创造性叛逆的翻译策略,成为诸多中译本中最为成功的译本。本文试图通过文本分析,探讨该译本创造性叛逆在女性主义倾向和文化差异上的具体体现。     

从《瓦尔登湖》看当今生态危机的解决思路

美国19世纪著名的超验主义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被誉为美国自然文学的代表作.其蕴含的重要生态思想:人类是自然界和其他生物平等的一员;克制人类的欲望,回归简朴的生活;反对工业文明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在地球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生态危机威胁地球生物圈生存的今天,重读这部作品,挖掘其中的生态意蕴对解决当今的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顺应论视角下翻译策略选择浅析——以杨译本《红楼梦》为例

Verschueren提出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的特点,为语言选择提供了可能性,也为语言交际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双语交际的翻译过程必须顺应语境成分、语言结构和翻译的动态过程。杨译本《红楼梦》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好的翻译研究素材。     

文化翻译的策略及信息的耗散——以《红楼梦》霍译本对人名的处理方式为例

姓名字号是人生的符号,也是一种文化.中国人的姓名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与美学信息,而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姓名则更是如此.在多数文学翻译里.译者常常只是采用简单的译音系统与译意系统,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文学人物姓名中文化与美学信息的熵化和耗散.以<红楼梦>霍克思译本为主导,兼顾杨宪益译本,通过其对人名的翻译为例,探讨文化翻译的策略,揭示由于文化因素造成的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信息熵化和信息耗散.     

关联理论观照下文化缺省的翻译策略研究——以葛浩文《生死疲劳》译本为例

在交际活动中,交际双方出于语言经济性原则,往往会省略双方共享的相关文化背景知识。这种文化缺省往往给译者带来极大的挑战,对原文本中缺省的文化内容该如何取舍是译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从关联理论出发,对翻译中的文化缺省现象进行分析解读,提出衡量文化补偿是否适量的标准,并结合《生死疲劳》英译本,具体探讨文学作品中文化缺省的翻译策略———直译法、直译加注法、上义词替换法、隐含义阐释法、零译法,有助于保证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论译者主体性在《格列佛游记》王维东译本中的体现

译者主体性是译者在不违背原作下,充分发挥本身的主观能动性,运用恰当的翻译策略及再创造,使译作展现出原作艺术美学效果的关键。译者主体性一直贯穿于整个文学翻译活动过程。本文将通过介绍译者身份地位转换及译者主体性含义,就王维东先生翻译的《格列佛游记》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浅论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所受的制约性和译者创造性叛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