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都市区商务服务业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武汉市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企业数据,运用核密度估计与圈层分析方法,探讨了武汉都市区商务服务业空间格局,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其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武汉都市区商务服务业呈现由中心城区向外围扩散的多中心圈层格局,不同类型商务服务业空间格局具有差异性;交通通达性、土地价格、商业集聚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文化创新环境是商务服务业空间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同类型的商务服务业,影响其空间格局的因素不同。     

基于GIS的中国城市群发育格局识别研究

城市群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增长极,是我国城镇化的重要空间栽体,已成为国家区域政策的热点。按照都市区-联合都市区-准都市连绵区-都市连绵区的发育演化逻辑,以都市区为城市群的基本构成单元,以联合都市区、准都市连绵区、都市连绵区作为城市群的主要类型,利用全国2858个县级行政单元2010年的城区人口、城市化率、人均GDP、非农GDP比重、非农就业比重、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等指标,借助GIS软件对中国城市群发育格局进行整体识别。结果显示:2010年中国657个城市中共有325个都市区单元,包括大中心市239个,小中心市86个,外围达标县196个;发育形成由156个都市区、25个联合都市区、3个准都市连绵区(武汉、山东半岛和成德绵)和3个都市连绵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构成的城市群总体空间格局。     

基于MODIS影像和夜间灯光数据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特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MODIS遥感影像和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以及Landsat TM/ETH影像数据和统计年鉴数据,通过计算标准城市用地复合指数NUACI,提取2000、2005和2010年三个节点年份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建成区范围,分析长江中游环鄂阳湖城市群、武汉城市圈和环长株潭城市群城市建成区空间分布和演变特征。从总体来看,2000—2010年之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展速度不断加快,其中武汉城市圈城市建成区面积空间分布最广且城市建成区分布单中心圈层空间格局显著,但随着扩散效应的加强,逐步形成以"鄂州—黄石—黄冈"三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圈副中心:环长株潭城市群由单城市星状空间分布向多中心网络状空间分布格局发展,"长沙—株洲—湘潭"三城市集群发展更为显著;环鄱阳湖城市群城市建成区空间扩展速度最快,空间分布格局放射轴向特征显著,城市建成区的空间扩展与交通要素关系密切。     

“信息流”视角下京津冀城市群网络格局演变特征及影响机制

信息流是信息时代测度区域城市网络格局的核心指标。为探索京津冀“城市—区域”网络格局演变规律,选用京津冀13个城市2011—2019年的百度指数数据,依托ArcGIS、Ucinet及地理探测器,计算信息流总量、网络密度、优势流、中心性、QAP相关系数,剖析长时序截面城市群网络格局演变特征及多因素交互作用对网络结构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京津冀城市群整体网络趋于均衡,呈现以等级指向和中心指向为主的“弓”形分布特征,核心网络由强“轴—轴”结构向“多边形”稳固结构演进;（2）城市层级波动趋于缓和,“一核双城多支点”格局更加明晰,单核集聚现象依旧突出;（3）多要素耦合作用下人口规模不再构成影响城市网络的最重要因素,创新能力成为区域网络均衡化的稳定加速器。未来需加强区域资源共享与协调联动,资源配置向节点/边缘城市倾斜,并加大创新研发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培育城市网络格局优化的新动能。     

中部地区城市群空间演化及其机理

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及"中部崛起"战略的推进下,城市群作为主要的城乡空间形态左右着区域经济的发展。研究运用人文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探索中部地区城市群的空间演化趋势及其机理:在理论研究中,对城市群的空间演化进程进行四阶段划分并简要归纳了空间演化规律,提出城市群空间演化的三种模式;采用集聚与扩散理论对演化机理进行探讨,梳理城市群空间演化的驱动要素。在实证研究中,通过Kernel空间分析法总结出中部地区城市群空间演化过程与特征,在此基础上对城市群空间演化机理进行分析,提出不同演化阶段城市群的发展动力,并对城市群未来空间演化模式及策略提出建议。     

基于多因子的京津冀城市群集聚-扩散空间格局评价

正城市群是指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向周围辐射构成的多个城市的集合体。城市群经济紧密联系,功能分工合作,交通联合一体,并通过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和社会设施建设共同构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社会生活空间网络~1。城市(群)的集聚与扩散,主要是经济和人口等要素在空间分布上的动态演化及趋向~(2~4)。在城市群中,中心城市集聚外围中小城市的资源     

关于城市群研究的几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群空间组织模式,并成为国家空间发展的重心。国务院已颁布一系列与城市群发展相关的规划,以此作为区域发展的引擎。首先,回顾了城市群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城市群界定必须建立在都市区基础之上,并提出了5项指标;而后利用五普数据,界定了13个大城市群,并从国家和区域层面分析了大城市群对区域经济的引领作用。其次,认为有必要从国家层面开展城市群界定的工作以推进城市化的发展,而学界则需进一步探讨城市群的功能从集聚转向扩散的规律。     

武汉城市圈的圈层聚散特征与引导策略研究

都市圈是实现大城市功能疏解与区域协同发展的主要地域层次。文章基于大城市地域的圈层结构特征及聚散规律,分析武汉城市圈三个圈层间人口、经济与城镇空间集聚与扩散的特征,揭示其发展阶段及未来关注重点。研究表明,武汉城市圈正从向心集聚阶段向整体集聚与近域扩散阶段过渡,尽管极化效应依然突出,但核心圈层的扩散效应已经凸显,圈层间的差异不断缩小。基于此,文章提出了圈层聚散规律视角下武汉城市圈的引导策略:核心圈层要吸聚外部资源、疏解非核心功能;紧密圈层强调跨界功能协同、交通一体化疏导与专业性综合新城吸纳;外围圈层要培育次级增长极、集聚发展特色化功能。     

快速城镇化区域城市韧性时空演变及障碍因子诊断——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运用综合评价法、障碍度模型等方法揭示近1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的时空演变格局与阻碍该地区城市韧性提升的障碍因子。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呈现出显著的区域不平衡不协调现象,主要表现为中部高四周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其中环长株潭城市群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而武汉城市圈则最低;城市群城市韧性的总体差异在逐渐扩大,且主要表现为区域内各地市的差异;从整体上看,城市群城市韧性各阶段的变化较为显著,经历了"中高水平集聚""中低水平分散",最后演变为"中等水平聚集";阻碍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提升的障碍因子由经济-基础设施方面逐渐过渡到了基础设施-社会-生态方面。     

高铁对区域可达性与空间联系格局的影响——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区域,基于城际高铁通行时长、班次数据、人口流动数据,利用平均旅行时长、社会网络分析研究高铁对区域可达性和空间联系格局演变的影响,发现：(1)高铁推动各大中小城市均衡地接入长三角高铁网络,区域可达性整体水平提升了50%,但过长的途外附属时间使得未开通高铁的城市、中小城市在区域可达性格局中处于劣势。(2)高铁推动了长三角空间联系格局的非均衡演变,在中心辐射型高铁网络的带动下,人口趋于向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中心城市流动,与周边地区形成同城化的核心边缘模式,而未开通高铁的城市与外围城市在空间联系格局中面临着要素流失的困境。(3)总结了高铁影响区域发展的作用路径,为推动长三角高质量和区域一体化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作为人居环境的中国城市群——空间格局与展望

城市群是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同时也是主要的人居环境。从人居的角度来看,中国城市群的发展将受制于在相对狭小的宜居空间内集聚大规模人口的特殊国情,同时受到区域快速交通网络发展的影响。将城市群视为不同尺度空间之叠合,一是在国家/区域尺度上以快速交通网络为骨架的城市节点网络空间;二是在区域/地方尺度上以不同等级城市组成的中心地体系。基于"网络"与"中心地体系"的空间特征,提出了模拟城市群空间格局的"递归近邻搜索法",模拟了快速铁路网络条件下由3个世界级城市群、5个国家重点城市群、以及若干个区域性城市群组成的中国城市群新格局。对城市群的未来格局进行展望,并提出优化我国城市群的人居环境的建议,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群规划和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和参考。     

中国城市群空间规划的历史演化与空间逻辑——基于新国家空间视角

国家空间重构中,城市群空间规划成为缓解城市间竞争和提高地区竞争力的重要工具。本文基于新国家空间理论分析中国城市群空间规划的发展历程与演变特征,结合国家空间选择性探讨城市群空间规划的空间逻辑,包括空间特征与空间效应。研究表明:首先,在不同发展阶段,中国城市群空间规划内容及其扮演的角色存在较大差异,其发展转型折射出国家空间选择性由城市尺度向区域尺度转变;其次,在社会转型宏观背景下,中国城市群空间规划是国家对区域崛起的制度回应,通过多样化策略的分层叠加,塑造了动态与嵌套的国家空间形式;最后,作为柔性的尺度重组策略,城市群空间规划以灵活与低成本的方式引导资本在特定城市群地区实现了再领域化和权力尺度重组,提高了国家空间治理能力,实现了治理模式转型。然而,中国城市群空间规划主要依赖高尺度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存在实施效果不一致等现实矛盾,亟待强化国家空间策略的内部整合与国家空间项目的衔接。     

城际铁路对城镇密集区空间发展的引导与反馈——宁波2030战略中的区域交通支持

对我国的城镇密集地区而言,区域层面交通系统的规划与建设重点已由高速公路网络转变为城际铁路网络。新的区域交通方式对城市意味着新的机遇与挑战。而枢纽能提供的服务能力与城市在区域中的地位有密切的关系。交通枢纽的服务能力则取决于与城市中心的结合程度。在上述战略认知的指导下,对宁波2030年的铁路总图布局做了规划安排,并特别做了对城际铁路上的交通枢纽与城市中心结合的考虑。     

生产·意识形态与城市空间--亨利·勒斐伏尔城市思想述评

通过对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亨利·勒斐伏尔的阅读,简要地介绍了其关于城市的主要思想,即城市空间的生产性和意识形态性,同时对其思想发展脉络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在对城市的研究与思考中应该具有想象的丰富性、知识的严密性和历史的演绎性。     

城市休闲方式的若干现象及规划面临的挑战

首先阐释城市休闲的基本概念,然后分析了当前我国城市休闲方式中存在的三个现象:户外休闲活动所占比重较低、与社区疏远、休闲获取方式过度货币化,并对这些问题的成因做了探讨。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当前城市规划应从几个方面出发,应对城市休闲发展带来的挑战。     

城市公共交通与城市形态的互动关系研究——对无锡城市规划的启示

在公共交通与城市形态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机制。本文剖析了城市形态三个基本要素对公共交通的影响,诠释了公共交通系统对城市形态形成的作用。结合无锡的实际情况,对无锡的交通发展模式、城市结构以及现有规划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城市设计的地方化、整体化与规范化、法制化

城市设计的定位和发展趋势 ,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课题。由于缺乏全面的认识 ,城市设计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效能。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 :在认识上尚未达成共识 ;在宏观上缺乏整体性 ;在实际运作中缺乏法制依据。针对这些问题 ,在城市设计中应当确立地方化、整体化的工作思路。在此基础上 ,积极推动城市设计的规范化、法规化 ,应该从规范机构组织形式 ,明确城市设计体系 ,健全法规体系这三个层面来具体实施。城市设计的地方化、整体化与规范化、法制化 ,立足于结合城市的空间景观环境特征和城市设计工作的实际状况 ,避免了城市设计在“城市美化”层面上和单一设计项目范畴上的局限性 ,是当前城市设计中最具实效、最有开拓性的工作领域 ,也是城市设计在理论上和手法上获得突破并得到验证的基础     

规划的初心,使命,及安身

从城市规划学科的起源、使命、规划机构设置,及国际规划界发展趋势的简要回顾,讨论2018年以来中国规划界正在经历的规划改革问题。认为规划改革应该基于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改革必须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方向;二是改革应该符合国际规划界已经经历的演变方向。     

论城市规划的科学性与科学的城市规划

1为什么要提出城市规划的科学性问题 城市规划的科学性这个命题,对于规划界内、界外的广大人士来说,似乎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     

SCALES,REGIMES, AND THE URBAN GOVERNANCE OF GLASGOW

ABSTRACT: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urban regime theory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dominant paradigms of thought in urban studies. In particular, regime theory offers a complex account of urban governance, or how local governments, the business communities, and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gain the capacity to shape the policies that affect cities, that is, govern. Although regime theory is a dominant theory in urban studies, it does, nevertheless, have its share of detractors, and one criticism has been its failure to take into account geographical scale. While there is an acknowledgment in urban regime theory of wider economic processes, such as the broad transformations in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trade, investment, finance, etc., or the role played by federal or state governments, the bias has remained mostly local, particularly in regards to urban governance. In urban regime theory literature the policies and actions of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institutions either nicely conjoin with local interests or are nearly totally absent. Due to this oversight, urban regime theory tends to underemphasize how the capacity to govern a city effectively is sometime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of actions of people at multiple scal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ddress this oversight in an analysis of Glasgow, Scotland, during the 1980s. By focusing on the role of the European City of Culture in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ity,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how the capacity for a ruling coalition to transform the city and to govern effectively was the consequence of the policy and administrative actions undertaken at other geographical sca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