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新区路名规划编制探讨——以济南东站片区为例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建设由粗放型扩张向着重品质的精细化方向转变,新增道路名称编制愈加受到重视。从文化角度实现"人的城镇化",延续文脉,留住乡愁,把城市历史文化融入生活,是路名编制过程中需考虑的关键。文章以济南东站片区为例,在分析其典型特征的基础上,以"地理指位""地域文化"和"愿景期望"为主要命名原则,注重历史和文化的传承。该片区道路命名是当地政府部门调整道路命名审批程序的首批实践,整个过程融合了规划、文化和民政等部门的相互协作,以期对相关规划工作有所启发。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地名规划编制探讨——以佛山市为例

目前,地名命名和管理出现的大量问题,可归咎于地名规划编制的缺位。本文提出地名规划的编制应该遵循以下四个理念：城市规划与地名规划相结合、地名研究与地名规划相结合、专家民众政府相结合、刚性规划与弹性规划相结合。最后,以佛山市地名规划（2008～2020）为例,对地名规划的编制特点、地名规划的内容、地名文化的保护进行了探讨。     

地名有偿命名不宜推行

近悉,某市民政局为拓宽地名管理经费渠道,准备在该市实行地名有偿命名,命名范围包括:道路、桥梁(立交桥)、广场等公用设施及住宅区和高层建筑。之前,一些城市已经试行地名有偿命名,它对缓解一个地区的财政压力确实能奏一时之效。但长远来看,这种做法弊大于利,实不可取。     

"城市地名规划"知识

1城市地名规划的概念城市地名规划是对城市地域内的各种地名的命名与更名,及其相应的分布形态作业整体规划与设计,使其更加科学化、合理化,以利于加强地名管理,有助于提高信息传递效率和交往的便捷,以适应现代信息社会的要求。城市地名规划应由城市建筑规划师和地名工作者共同协作完成。     

论城镇地名规划

一、城镇地名规划的含义城镇地名规划，就是按照城镇的发展历史和地名的现状、特点以及地名变化的规律，并结合城镇发展建设的空间布局，做出对该城或镇地名标准化的总体安排和超前控制。它是在城镇规划的基础上进行的，并经当地政府审批，将成为城镇建设规划重要的配套工程，是城镇地名管理的主要依据之一。二、城镇地名规划的意义城镇地名规划，是城镇地名管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加强旧城改造、新区建设中的地名管理，减少地名命名更名时的片面性、盲目性、局限性，克服地名重名同音、文化含量不高的弊病，提高地名标准化的内在质量…     

城市规划和城市地名规划

<正> 城市地名规划是对城市地域内各种地方的命名与更名及其相应的分布格局作出整体规划与设计,使其更加科学化和合理化,以利于城市信息传递效率的提高和人员交往的便捷,适应现代信息社会的要求。城市地名规划应由城市建筑规划师和地名工作者共同协作完成。 一、城市地名规划是城市规划的组成部分 城市地名的设计与管理如同城市的市政、交通、通讯等事业的建设与管理一样,应成为城市规划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在以往     

城镇地名规划初探

城镇地名规划初探刘虹城镇地名规划是对城镇地域内各种地名的命名、更名及相应的分布做出整体的规划，从而提高城镇地名的科学管理水平，提高城镇信息传递效率，适应现代化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地名规划是一项科学性很强的工作，笔者试就地名规划的意义、内容、原则、命名...     

地名与城市规划

<正> 城市地名对于城市的交通、邮电、旅游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影响极大。因此城市地名应不断走向规律化、科学化、合理化。这是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客观要求。 目前我国城市地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混乱状况,地名规划没有与城市规划同步进行。如北京石景山古城区一带,用同一个专名命名的道路太多,如古城西路、古城路、古城北路、古城南路、古城大街、古城南大街、古城东大街、古城小街等,使人难以记住,难以寻找。不利于进行管理,也不符合现代信息社会的要求。     

突出文化引领,提升城市品质——上海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地名规划研究

地名是社会基础信息,也是记载和传承文化的重要媒介。《上海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准则》首次将地名内容纳入控制性详细规划,做到同步编制和审批,提高了地名管理的主动性和地名命名的科学性,丰富了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文化内涵,加强了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文化引领,使控制性详细规划实现技术、艺术和文化的和谐统一,对于提升上海城市文化品质,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具有现实意义。     

浅谈城市地名规划

地名作为地理实体的名称,既是城市的脸面也反应着城市的历史、文化及品位。目前我国城市地名规划存在混乱现象,如名不副实、同音同字、或低俗或崇洋等,城市地名规划面临挑战,为了满足城市经济发展及社交管理等客观要求,需要强化地名管理,利用科学的方式改变地名混乱的现状。本文首先阐述地名规划的内涵,其次对地名规划的重要意义进行概述,最后对地名规划应遵循的原则进行探讨,以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城市总体规划评审的“四性”

城市总体规划评审具有重要性、科学性、实践性和指导性。其重要性和科学性在于能促使城市规划的编制更加符合城市本身的发展规律；其实践性在于使规划成果以政策件的身份介人城市政府的决策；其指导性在于能引导规划编制用科学的思维方式选择城市发展的最佳方案。     

由“战略规划”到“近期建设规划”——对总体规划变革趋势的判断

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调整使地方产生了改革城市总体规划的动力 ,而全球化和城市竞争的加剧则构成了改革的外部压力 ,战略规划就成为地方政府自下而上推动的改革行动。目前的战略规划存在明显的优势和劣势 ,但难以取代总体规划的法定地位 ;而中央自上而下推出的近期建设规划 ,为总体规划改革提供了新的出路。作者分析了近期建设规划提出的原因、目标、工作内容和方法以及可能产生的作用 ,强调近期建设规划应成为中央、地方和全社会共同制定和遵守的契约 ,并预言近期建设规划将有可能带来总体规划改革的突破性进展 ,在调控城市建设中发挥更重要、更有效的作用     

控制性详细规划单元规划编制探索

目前我国城市规划编制体系存在总体规划与控制性详细规划衔接反馈不到位的问题,控制性详细规划单元规划作为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总规与具体的控制性详细规划衔接的有效载体,弥补了这一缺陷,其编制是对现有城市规划编制体系的补充与完善,应遵循弹性、可更新、重点突出、注重与城市规划管理配合、控制与管理相结合等编制原则,编制内容及重点包括总体定位、规划规模、开发控制等九个方面,编制的进一步发展应与总体规划同步开展、加强与城市规划管理的衔接、形成总规与控规互动机制、加快应用规划新技术。     

惠州的地名特色及其园林文化意义

在充分认识惠州城市地名特色的基础上,从地名学理论、历史和山水地名应用的角度,分析了惠州城市地名对风景园林的作用,提出几个主要风景游览区的科学命名意见,并指出地名文化对风景资源和城市形象的宣传效果。     

数字时代的城市CBD规划设计理念与实践

人类已然进入数字时代,数字化生存已无处不在,伴随着数字技术、生态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波及到城市规划领域,当前已展开了多元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以太原长风文化商务区规划设计为例,系统地探讨了数字时代背景下的城市CBD规划设计理念、设计策略、规划结构与功能分区,并指出：为适应当代的数字技术革命和生态技术革命,城市规划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将迎来一场新的革命、一个新的时代。     

实践·探索·总结·提高——四川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技术进步与发展历程回顾

四川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在规划模式、总体规划修编、城市远景轮廓规划指导性程序、城市(镇)历史文化遗存和传统风貌保护、城市风貌景观规划、城市土地使用控制规划、移民迁建规划、城市用地多因素综合分析、"空间管制与协调"规划、近期建设规划、风景名胜规划和小城镇规划共12个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总结,为规划业界的共同提高做出了贡献.     

广州城市公园的两种规划模式探讨——人民公园南广场、麓湖公园综合规划实例

城市公园(市区)的改造或整治规划,是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重要环节。市区公园改造同样折射出城市更新中的复杂样,除了涉及城市规划,还与政治、社会人文、经济等因素紧密互动,是目前城市景观规划、城市设计以及相关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以广州市具有两种典型特征的公园改造(整治规划)为案例,分析研究公园改造(整治规划)中出现的典型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思路和方案,以供参考。     

转型时期我国城市分区规划存在价值与定位初探

该文探讨的是经济转轨时期我国城市分区规划强势发展的原因和在城市规划体系中的重新定位,并从城市发展、建设管理、资源竞争、学科发展几个关键角度对分区规划的存在价值进行论述,最终尝试摸索我国城市规划编制新体系,对分区规划进行重新定位.     

Scenery as an asset: assessing the 1930 Los Angeles regional park plan

Parks, Playgrounds and Beaches for the Los Angeles Region , the 1930 report produced by Olmsted Brother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irm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urban planning firm Harlan Bartholomew and Associates, sought to mitigate unprecedented urban expansion and preserve Los Angeles' popular image as a natural paradise by allowing for the creation of an interconnected system of parks and recreational spaces. In advocating a mixture of traditional landscape aesthetics characteristic of nineteenth-century urban park planning along with more modern social-scientific transportation and regional planning proposals, the report addressed a wide array of issues ranging from recreation and public health to nature appreciation and automobility. Underlying these divergent concerns is a minefield of shifting ideas about the value of nature and its place in the modern metropolis. The report did not embrace an environmental agenda. Rather, it sought to preserve and create scenery. Under the rubric of 'scenery as an asset', the landscape envisaged in the park plan was cloaked in images and ideas associated with nature while it advanced a cultural agenda that reinforced the dominant ideology of progress, technology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under-pinnings of the proposed park plan as a means to explore the myth of comprehensive planning as an environmental cure-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