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程序性事实的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确立起基本的司法证明机制,较为清楚的明确了诉讼参与各方的证明责任,同时司法裁判制度中对于程序性事实的裁判有其特殊的证明要求。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对于刑事诉讼的意义毋庸置疑,但在法律中仍有尚待规范与厘清的空间,鉴于我国并未确立专门的证明标准来解决程序性事实的证明问题,因此以现有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为切入点来研究这一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补正”一词的涵义及司法使用规范研究

"补正"的涵义可分为三类。一是文字补正类:例如判决书笔误、遗漏的补正;二是程序补正类,例如申请程序不完整的补正;三是刑诉法特殊的瑕疵证据补正。刑事诉讼法中对补正对象并没有明确规定,众多刑事审判文书中也体现出对"补正"一词的使用出现混乱。首先明确"补正"一词的涵义,分析"补正"在目前刑事裁判文书中的使用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立法规范和司法使用规范的建议。     

高校学位授予纠纷的司法审查模式——以最高人民法院两个指导性案例为分析视角

"田永案"与"何小强案"分别代表着当前我国学位授予纠纷的两种典型类型,即违规类学位授予纠纷和学术类学位授予纠纷。我们通过对两案判决书中针对案件实体问题的裁判理由的近距离的精细观察可以发现,法院对不同类型的学位授予纠纷在实体审查、程序审查、校规合法性审查的广度与深度存在明显差异,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司法审查模式。两种司法审查模式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寻求司法审查与办学自主权的平衡有重要启示。     

“专家辅助人”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12年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颁布,很多学者对如何理解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的专家辅助人制度发表了看法,对"专家辅助人"制度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显得愈加紧要。鉴于此,本文对近年来国内有关"专家辅助人"的研究资料进行归纳总结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专家辅助人"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措施。     

论秘密侦查的程序规制

作为一种主动型侦查手段,秘密侦查有利于惩治某些隐性新型犯罪,但也极易对相对人的权利造成侵害。在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刑事诉讼传统,对秘密侦查进行法律上的程序规制显得尤为必要。加强秘密侦查的程序规制,应完善秘密侦查的启动程序,健全秘密侦查的实施程序,规定秘密侦查的程序性制裁。     

完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思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于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它通常是指侦查机关违背法定程序或者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而取得的证据不得进入审判程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立法起步较晚，“两高三部”发布并于2010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新增第54条规定确立了该制度。司法解释以及2012年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于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出了突破性规定，但是无论是关于非法证据取舍的规定，还是程序的设置都存在许多不合理，不健全之处，笔者试从提高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在我国法制体系中的地位、扩大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建立相关程序以及裁判机制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程序性辩护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程序性辩护是指通过指出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审判机关在诉讼程序上存在的违法行为,请求法院对这种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进而宣告其违法和无效的辩护制度。①即依刑事诉讼法,对司法机关的程序性违法行为作出指控,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有效抗辩,从而达到维护犯罪嫌疑人、辩护人合法权益的辩护目的。由此可见,程序性辩护表现为一种积极进攻的新型辩护形态,具有着鲜明的程序法制、司法民主和保障人权等特点。遗憾的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目前最为普适的程序性辩护形式只有两种,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制度。本文仅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视角,将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展开论述,通过对其新发展的阐述发现制度的不足,最后相应提出几点建议,以期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略尽绵薄之力。     

证据不足不起诉制度若干问题探讨

我国新颁布的2012年《刑事诉讼法》关于不起诉制度的规定,主要是依据案件的事实和证件,把不起诉的种类分为法定种类的不起诉,酌定不起诉以及证据不足不起诉制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存疑不起诉制度。证据不足不起诉制度是从"疑罪从无"价值理念到"无罪推定"价值理念转换过程中在刑事诉讼法中的具体体现。因而我们要重视并完善证据不足不起诉制度。     

浅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作为诉讼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有着重大的意义,同时对于案件的最后的裁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保障诉讼的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本质要求。     

试论职务犯罪调查与刑事诉讼法的适用

在职务犯罪调查的过程中,刑事诉讼法是一项重要的法律依据,随着我国法律改革和完善,《监察法》通过下述两个方式,实现刑事诉讼法的有效适用。第一,《监察法》吸收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标准和程序;第二,做好程序和证据的衔接,保证刑事诉讼法"反射性"的规制职务犯罪调查。从宏观的角度来说,职务犯罪调查缺少相应的制约和监督,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内容,允许律师介入到职务犯罪调查中,实现检察监督工作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