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讯问前权利告知的完善

在法治国家(地区),沉默权和律师帮助权是讯问前最主要的告知内容,如果侦查机关未告知这些权利,则所获供述有可能落入非法供述排除的范围。在讯问前未告知权利与非法供述排除规则的关系上,法治国家(地区)形成了原则加例外模式和裁量排除模式。我国《刑事诉讼法》虽有讯问前告知权利的规定,但告知内容单薄,且未确立程序违法所获供述排除规则。作为理想的改革措施,我国应借鉴法治国家(地区)有关讯问前权利告知制度,建立完整的讯问前权利告知规则;通过对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进一步挖掘,也可以在不突破现行法律框架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讯问前权利告知规则的缺陷。     

自白重要性研究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供述大量存在,不仅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处于主要地位,在个案中所占证据总数的比例也不可小觑。如何规范供述的获取途径和方法,如何排除非法供述成为了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甚至是审判机关都必须掌握的本领。关于重复自白的证据如何认定与排除,成为了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空白,给下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对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想

文章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分析入手,重点从目前在我国如何建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毒树之果"排除规则以及如何建立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方面阐述了如何在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想。     

论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2010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标志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真正建立。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我国的在该规则方面的各项法律法规更上了一个台阶,体现了我国对保障人权、惩罚犯罪的重视,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亟需完善的问题。本文通过举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际中运用的案例,列举关于该规则2012年新出台的各项法律规定,以此来探寻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合理的建议与举措。     

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确立的较晚,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言词证据现象始终存在。我国目前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还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由于程序的不健全,导致非法言辞证据排除规则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难以适用。本文旨在通过对我国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分析,提出完善我国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建议。     

完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思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于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它通常是指侦查机关违背法定程序或者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而取得的证据不得进入审判程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立法起步较晚，“两高三部”发布并于2010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新增第54条规定确立了该制度。司法解释以及2012年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于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出了突破性规定，但是无论是关于非法证据取舍的规定，还是程序的设置都存在许多不合理，不健全之处，笔者试从提高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在我国法制体系中的地位、扩大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建立相关程序以及裁判机制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论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诉讼制度中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色。自其设立以来,有关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诸多问题受到诉讼理论界学者的广泛关注,学者对何为"非法实物证据",怎样理解"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补正"与"合理解释"又作何理解,"非法实物证据"与"瑕疵实物证据"有何区别,排除非法实物证据的启动程序是怎样的,其排除模式又是怎样的等一系列问题见仁见智。只有法律完美地回答了这一系列问题,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才能在我国得到高效实施,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的目的才得以实现。     

浅谈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在立法上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几部证据规定的出台,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范围,使该规则更加明确、具体。本文介绍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过程及进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以及目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和一些完善的建议。     

浅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历程和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于2010年在我国以司法解释的方式被确立,2012年刑诉法修改写入法典。严格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实现司法公正,保障人权以及提高诉讼效率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总而言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定以对我国现阶段的司法现状有着重大的改善意义,而正确的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才能为提高国家法治化治理水平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国庭前会议中非法证据排除

刑事庭前会议制度是刑事诉讼法修订后新增设的程序,非法证据排除是开启庭前会议程序的一项情形,我国的庭前会议制度的立法过于粗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的运用也不尽如人意。而非法证据的排除关系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尽量的加以明确规定,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挥它的价值,从而促进庭审的高效、集中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