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合理性研究

本文将通过研究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我国的轻罪立法趋势,来对妨害安全驾驶行为其独立立法的合理性以及是否违背刑法谦抑性加以阐述和解释。     

试论刑法第306条

在私权与公权的相互制衡中,律师是私权一方的代表者,只有充分保障刑事辩护律师的权利,才能实现公权和私权之对抗,有效制衡公权的滥用,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刑法第306条所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刑法第306条如同律师界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对刑事辩护律师辩护权利的侵害,不利于律师辩护权有效的实现。此种立法同时有违国际立法的基本准则。长远来看,我国立法需要废除刑法第306条。对律师辩护行为的约束,可以通过职业道德的约束,以及通过刑法的其他罪名的刑罚处罚等途径来实现。     

《刑法》视野下妨害公务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对妨害公务行为法益侵害性进行了明确,但是对于非公务一般妨害行为并没有详细设置,导致现行法律制度出现了较大的漏洞。因此,本文以《刑法》为研究视角,阐述了妨害公务罪概念,剖析了《刑法》视野下妨害公务问题。并提出了几点《刑法》视野下妨害公务问题的解决措施。     

关于是否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的探讨

近日,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的真相浮出水面,其坠江的真正原因让人震惊,人们纷纷谴责干扰驾驶人员驾驶而导致公交车坠江的人,一系列妨害公交车司机驾驶的行为也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各界纷纷关注在全国各地发生的类似事件。而关于此类"车闹"事件的定罪量刑问题也引起人们的思考,关于是否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成为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自动驾驶汽车的刑事法律适用

信息时代的到来催生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自动驾驶汽车作为人工智能的重要载体,在刑法宏观运行体系、刑法中"人"的主体性、刑法归责原则、刑法分则中交通类犯罪的调适等方面,都对传统刑法适用提出了新的挑战。刑法、刑法体系以及刑法思维方式应积极应对和主动回应自动驾驶汽车的发展趋势,首先要理性面对自动驾驶汽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刑法不应主动介入;及时调整刑事政策以应对清晰的类型化犯罪;运用刑事法解释逐步解决自动驾驶汽车涉及的问题;加强刑事立法根本解决自动驾驶汽车的本源性问题。由此,使自动驾驶汽车始终奔跑在法治的轨道上,在现实世界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使刑法运行体系更具有智慧,进而提升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乘客干扰公交车司机安全驾驶行为的原因分析

乘客妨害公交车司机安全驾驶的行为不仅侵害到了公交车司机的人身安全,危害行为的危险性甚至使公共安全受到威胁。因此,本文对此类案件发生的原因进行思考和分析,以防止此类案件的发生,更好地保障公民人身安全、公共安全。     

对“想象竞合”的简要分析——基于我国和德国的刑法理论规定

想象竞合犯是世界各国刑法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我国对想象竞合犯的理论移植于德日刑法,其中又主要参照日本刑法中的罪数论,并且基于我国的社会状况进行了逐步的调整。但目前在刑事立法方面、理论规定、行为数以及想象竞合犯认定的方面与德国刑法中关于想象竞合的规定有所不同,本文通过对这几方面的简要分析,得出我国刑事立法关于想象竞合的规定在某些方面可以借鉴德国刑法。     

毒驾应纳入危险驾驶罪

毒驾行为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急需刑罚处罚来惩治毒驾行为,以提高毒驾行为的违法代价,毒驾入刑有还利于打击毒品犯罪。同时对于我国的刑法环境来说,也已经具备了将毒驾这种抽象危险犯纳入刑法规制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毒驾入刑既符合刑法的兼抑性原则,又可以打击交通违法犯罪,不足之处还可以借鉴国外毒驾入刑的经验。因此毒驾行为有必要也完全可以纳入危险驾驶罪之中。     

妨害公务罪的争议与完善

近年来,暴力阻碍、抗拒国家公务人员依法执行的案件经统计数量明显增加,行为人的暴力程度也不断加强。妨害公务的行为不仅影响了国家正常公务的顺利进行,也使公务人员的自身权益受到威胁,更损害了国家行为的公信力和权威性。虽然我国《刑法》对于妨害公务的行为进行了罪名和量刑的设定,但由于条款规定得较为抽象和简单,行为方式较为模糊,导致其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存在一些争议点,亟需进一步的规制和完善。     

浅谈毒驾行为犯罪化

近年来,毒驾行为日益增多,因毒驾导致的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尤其吸毒驾驶行为,其不仅危害我国的公共道路交通安全,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带来威胁。然而刑法对毒驾的明确规定还处于一种空白。为完善我国法律体系、解决司法实践中面临的问题,研究毒驾行为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