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金融业要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在为实体经济服务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就必须全面提高服务的效率和水平。发展普惠金融,则是增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覆盖面和提升金融服务效率的一个重要途径。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新动力,具有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升金融服务触达能力的特点和优势,但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也面临一系列现实问题。立足于《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和《二十国集团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提出采用各渠道提升用户金融知识水平、实施差别化监管以及建立征信业协会等对策建议,旨在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以使金融服务能惠及更多的人群。     

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时空演进与发展趋势

在依托"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对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传统马尔可夫链和空间马尔可夫链方法解析中部六省所辖82个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的时空演进分布特征,嵌入"经济金融共生"理论,构建共生指数,从省域层面刻画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共生状态。研究发现:近10年来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上呈现出非均衡性跨越发展态势,区域之间、年际之间发展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传统马尔可夫链分析显示,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保持稳定的概率至少为56.86%,同时也存在"马太效应";空间马尔可夫链分析表明,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生转移的概率存在空间依赖性。共生状态测度表明: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共生关系处在正向非对称共生状态,且逐步向正向对称共生状态收敛。为此,应从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协同机制、拓展应用空间、打造良性生态四个方面着力,提升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发展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收敛性研究

采用2011—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测算我国28个省份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基于测算结果分析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收敛性。结果表明: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全国及区域层面上均呈现收敛性特征,东部地区收敛速度最慢、中部地区最快。同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借助条件收敛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收敛效应。总体表明:无论是从全国层面还是从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来看,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了全国及东部、中部、西部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收敛速度,有利于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均衡发展。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生态框架及实施路径探讨

2016年9月《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公布,明确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基本方向,其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快速推进,创新型金融产品与服务手段日益涌现。但在广大农村地区,碍于政策环境、金融服务供给、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发展等各种制约,其数字普惠金融体系的发展面临着较城市地区更加艰巨的挑战。通过分析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生态框架和运行逻辑,剖析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农村地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可能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机制与区域异质性的实证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在拉动地区经济增长、促进贫困减缓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选取2011-2018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基于面板回归模型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直接对贫困减缓产生积极影响,同时还可以通过收入分配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间接减轻贫困,且经济增长效应远大于收入分配效应;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西部地区减贫效应显著且明显大于中东部地区,而中东部地区的减贫效应并不显著。     

数字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成长

文章选取2011—2015年工业企业数据和市级层面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了数字金融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企业成长;且融资约束越严重,数字金融促进企业成长的作用越大。文章从发展数字金融视角为促进企业成长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的发展与治理:从信息不对称到数据不对称

数字金融的逻辑起点是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发展面临严重的治理与监管问题。数字金融在缓解传统的信息不对称的同时又引致了严重的数据不对称,表现在数据规模和质量的不对称、数据技术的不对称、数据管理的不对称、数据效用的不对称、数据外部性的不对称、数据监管的不对称。与信息不对称相比,数据不对称是基础层面的不对称,对市场主体的影响显得更为深刻。数字金融平台具有"数据垄断"的优势,而普通金融消费者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要治理数字普惠金融的数据不对称,需要采取加快制定完善的数据法律法规、强化金融数据平台的治理与监管、开发政府实时监管技术平台、构建数字普惠金融适当性服务体系等措施。     

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与监管

数字技术以其成本低、覆盖广等优势推动我国普惠金融迅速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有效缓解了传统普惠金融存在的信用采集难、成本高等困难,降低了普惠金融推广中的部分风险。与此同时,数字技术也为普惠金融带来了新的风险,给普惠金融监管带来困难。目前国内外文献主要集中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和对策研究,针对数字技术下产生的风险和监管研究有待加强,实践中数字普惠金融监管框架仍需进一步完善。从数字普惠金融的基本内涵出发,系统梳理了其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和目前监管状况,并从数字技术和普惠金融结合的角度详细分析了存在的各种风险。针对这些风险,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历史发展,论证了监管的必要性,探索构建了相应的监管框架,提出了具体的监管措施。     

山东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

选取山东省17个地市的相关数据,运用普惠金融指数测算方法,对山东省17个地市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山东省普惠金融水平整体较低,且地区差异性十分明显,同时依据测算结果提出相关对策建议来提高各地市的普惠金融水平。     

空间视角下的普惠金融与农村减贫增收——机制探讨与实证检验

"脱贫攻坚"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的重要任务,金融减贫在其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空间视角下分析了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减贫增收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效应,并基于2005—2017年中国省级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普惠金融的扶贫增收效果。结果发现:我国各地区间的农村扶贫增收绩效具有明显的空间联动与依赖性;普惠金融发展对本地区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各地区应该继续加强普惠金融发展,并重视地区间普惠金融减贫合作与政策互通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