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区规划师制度的实践探索及治理视角的优化建议

进入存量发展时期,社区规划对于推动特大城市社区治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首先选取国内外社区规划体系相对完善的特大城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社区治理流程中复杂多元的利益主体即政府、社会和市场在该过程中的角色与功能,尝试总结社区规划师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对治理内容和沟通协商环节的重要作用.其次,本文概述了不断在自适应探索中趋于完善的上海社区规划师制度:通过对比上海市中心六区的地方社区治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归纳了上海社区规划师在工作内容、规划师角色、工作机制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共通的整体特征,并阐述了更新实施过程中规划师的能动性、多部门多主体的复杂性等局限.针对以上整体特征和局限,本文结合上海4个代表性社区治理实践案例总结了可资借鉴的有益方法.最后,基于上海参与式社区规划的治理手段,分析上海参与式社区规划制度特色与发展导向,为上海社区治理共同体视角下社区规划师制度的优化提供建议.     

上海社区规划师制度实践与行动模式研究

研究在我国的城市更新与社会治理语境下,考察国内外社区规划师制度发展概况,在综合分析上海社区规划师制度内容、存在问题以及实践工作成效的基础上,结合上海各区社区规划师制度实践下的典型项目案例,从核心支持、特色强化、关联激发的不同行动维度,探讨社区规划师制度在实践中的运作逻辑和策略思路,以期为我国社区规划师制度完善提供借鉴与参考。     

公共空间治理下上海社区规划师制度研究

城市公共空间承载着复杂的多方利益相关者诉求,亟须构建多方协同的空间治理机制。针对当下中国社区更新中缺乏长效空间治理制度的问题,上海市率先探索社区规划师制度,尝试构建一种多方协同的社区公共空间治理机制。以上海杨浦区、浦东新区、徐汇区的社区规划师制度为例,首先综述全球各国社区规划师的公众参与制度探索,阐述上海社区规划师制度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和社区参与式更新的双重创立语境,及其“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理念;其次重点分析杨浦区、浦东新区和徐汇区各自制度特征及成果;最后从管理体制、组织构架和内容实施3个层面归纳并提出当下上海社区规划师制度的公共空间治理机制,展望下一步的发展愿景。     

从精英行动走向多元共治——北京责任规划师的制度建设与实践进展

在精细化治理导向下的存量规划时代,为弥合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精英行动与公众需求之间的鸿沟,北京自2019年正式全面推行“责任规划师”制度,并将其作为强化街区更新和基层治理的重要举措。责任规划师由政府为各街道、乡镇聘任,以指导和促进以共建、共治、共享为目标的基层建设。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基层规划师实践做法的基础上,对比剖析北京责任规划师制度实施以来的行动机制与经验得失,探讨责任规划师的角色与工作模式转型,并针对责任规划师制度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提出优化建议,从而为我国其他城市和地区提供参考。     

上海市社区规划师制度初探——以《徐汇区社区规划师制度实施办法》为例

伴随着存量时代的到来,城市更新工作对城市管理者和规划师们提出了人本主义视角下的新要求,社区规划师成为城市规划行业转型趋势下的必然需求。我国的社区规划师相较于西方国家虽缺乏自下而上的制度环境,但也探索出了沟通政府与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有效途径。以上海市《徐汇区社区规划师制度实施办法》为例,详细介绍了徐汇区社区规划师的制度背景、工作内容与基本职责、角色定位与遴选原则,以及制度保障机制,以此分析我国城市更新制度背景下现行社区规划师制度的优缺点,并对下一步工作推进提出建议。     

社区治理解析框架及其规划路径——基于“制度-生活”分析范式

后疫情时代,常态化与创新工作的叠加、 “秩序与活力”的平衡对基层治理与社区规划提出了巨大考验.面对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理论与规划路径相互背离的困境,本文立足于中微观层面,运用“制度-生活”分析范式,梳理了我国城市社区经历的“管制-管理-治理”三个发展阶段,并建立起“制度-生活”视野下社区治理的解析框架,指出在基层社区中,制度与生活的互动推动了社区中权力的再生产.只有建立起两者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才能实现多元参与、找到通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和方法.具体而言,制度应该顺应日常生活的行动逻辑,主动寻求合作;生活主体应通过合理扩大张力空间,推动制度的变迁.基于此,认为社区规划作为导向品质空间的社区治理工具,应当与社区治理的微观机制相结合:首先,在不同介入模式及工作阶段中,社区规划师的角色应当在制度主体、生活主体和第三方之间灵活转换;其次,社区规划路径应当围绕重构社区公共领域展开,通过搭建不同主体间对话协商的平台,促进异质群体的共识形成;最后,社区规划应当依靠“社会逻辑+商业逻辑”建立起社区活力的良性机制,使生活主体从旁观、享受到参与、行动.     

责任规划师工作的“片区管理型”与“社区治理型”模式的适应性研究

责任规划师是近年来我国出现的推动城市精细化治理的重要力量,在补充基层规划力量、满足居民自下而上的诉求、推动社区营造和治理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前的责任规划师工作主要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以北京为代表的“片区管理型”责任规划师,另一种是以上海、成都和北京部分地区为代表的“社区治理型”责任规划师。文章通过分析两种模式在工作单元、工作内容、力量来源等方面的特点,进一步剖析其发展条件和发展制约,并提出完善责任规划师工作模式的建议,以期对未来持续创新责任规划师应用模式、完善责任规划师政策体系有所启发。     

主题:社区微更新

正近年来,随着城市更新逐渐关注空间环境品质提升与城市内涵式发展,以及社区规划师制度在我国的逐步建立与发展,深圳、广州、上海等地相继出台社区规划师制度实施方案及微更新指导办法。众多规划师、景观师和建筑师等专业人员纷纷进入社区,施行"微创手术",在改造社区物质空间的同时,引导不同主体参与社区建设和治理,以期挖掘社区文化价值,激发城市空间活力。     

多方协作、多级传导、上下结合 ——成都市城乡社区治理的探索

自2017年以来,成都市面对发展资源 匮乏、顶层设计缺失和上下互动不足三大社区 问题,尝试从“多方协作”“多级传导”“上下结 合”三方面探索超大城市城乡社区治理的新思 路。多方协作方面,成都市设立社区发展治理委 员会,协调各委办局制定解决“人、物、财”瓶颈 的多方协作对策;多级传导方面,通过科学划分 社区发展群,将全市“五大社区”的建设要求和 评价标准层层传导至区（市）县和街道（镇）的 社区治理行动中;上下结合方面,“三位一体”的 社区规划师制度将主管部门及行业专家、设计团 队、民意代表组织在一起,共同参与社区更新项 目的全过程。本文通过梳理和总结成都经验, 以期为中国超大城市的社区治理提供可借鉴的 经验。     

北京责任规划师制度：基层规划治理变革中的权力重构

随着国家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的持续深入,城乡规划近年来不断从传统的技术性工作转向更为广泛的治理行为,各地新近涌现的基层规划师制度便是这种变革趋势的重要表现。基层规划师作为一股新力量介入基层治理体系,在提升基层规划技术实力的同时,也推动着基层规划治理体系和权力的重构。基于此,文章以北京建立的责任规划师制度为研究对象,从角色转换与增权理论维度探讨责任规划师制度影响下的基层规划治理变革,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增权理论及路径提供参照。     

长沙市试点“社区规划师”初探——以湘园社区为例

在长沙天心区湘园社区试点“社区规划师”,明确社区规划师工作内容。通过“社区规划师”深入社区调研,深化公众参与,反映社区基层诉求,搭建规划管理部门和基层之间的沟通平台,促进社区居民对城市规划的参与程度,更好的促进居民参与到社区规划中来,推进社区居民的自我治理。进而破解社区发展的难点,推进社区建设和转型。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三元互动”型责任规划师制度剖析

文章提炼出责任规划师“五性”与“五力”的特点及要求,引入经济学及公共行政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对责任规划师制度进行了剖析,可知在该理论视角下责任规划师制度存在体系互动低效、角色站位易混淆、专业匹配不足、激励制度欠缺等困境。文章进而梳理了“三大关系”类型的规划师角色,包括“钦差型”规划师、“军师型”规划师、“律师型”规划师;基于三大类型的规划师角色提出构建“三元互动,九责交织”的分析框架,以降低规划师工作的懈怠损耗,促进提质增效。最后,分别对三大类型规划师的九个责任提出关键环节的实施策略。     

深圳社区规划师制度的模式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中原农村社区力量的崛起,城市规划开始关注和吸纳社区诉求,同时由于规划编制对象从新增建设用地转向存量建设用地,规划师的角色从进行物质规划的主体转向利益调节的主体,由此带动社区规划师的产生。基于此,研究论述了深圳社区规划师制度的制定背景、主要模式、挑战和问题,认为随着深圳的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力量进一步均衡化,基于社区利益诉求的社区规划师制度和市场驱动型的社区规划师制度将快速发展,政府主导的社区规划师制度将逐渐退居其次。研究最后还提出国内其他城市的社区规划师制度将沿着这一趋势演变的观点。     

市民社会思潮复苏下中国城市规划师的角色定位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 ,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问题 ,但是 ,对于城市规划师在市民社会中的作用还处于口号式的理解阶段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本文从简述二战以来西方国家规划师角色的变迁历程入手 ,通过对“市民社会”概念以及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社会”的构建特征的综述 ,指出在市民社会建构过程中 ,规划师应该利用注册规划师制度推行的契机走向社会 ,与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一起协力参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     

社区规划师制度模式研究与实践初探——以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社区规划师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型以及倡导市民社会的呼声愈发高涨,城市更新大环境下我国的社区规划师制度应运而生。本文在分析社区规划师制度概念和国内外制度发展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虹口区社会规划师制度,并被政府部门付诸实施。本文结合笔者在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担任社区规划师所做的一系列实践,提出现阶段我国社区规划师的沟通纽带作用,即作为纽带连接政府、公众及多利益主体,并力所能及地推动街道和社区建设发展,进而推动我国社区规划师制度的完善。     

中西方社区规划师典型模式借鉴研究

随着国家对社区治理的日益重视,社区规划师将成为未来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设计.本文分析了中西方三种典型的社区规划师模式,包括以美国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指导下的自发行动模式,以台湾和北京为代表的自上而下完整机制体制设计模式,以及以厦门等城市为代表的“共同缔造”理念下的参与式规划模式.结合三种模式的特点,本文提出了完善未来社区规...     

我国责任规划师制度的建设成效、挑战与体系构建思考

责任规划师是由政府选聘的独立第三方人员,为责任范围内(社区、乡村、片区、历史文化街区等)的规划、建设、管理提供专业指导、技术服务和组织协调。文章梳理了近年来我国责任规划师制度在组织方式、责任范围、运作过程、团队构建、制度保障等建设成效方面的内容,指出我国责任规划师制度面临责任规划师角色定位与责权范畴不清、社会协调职能弱化、专业学科交叉知识拓展不足、基层治理水平有限等挑战,并提出建立适应现代化国家治理的规划教育体系、完善多层级多部门协同的责任规划师制度体系、构建“建设—管理—社会的地方模式的相关建议,以期进一步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责任规划师制度。     

面向精细化治理的制度建构与行动探索：深圳责任规划师的认知与思考

随着空间治理向精细化治理转型,城市面临的空间治理问题越发复杂,亟需创新治理机制和方法路径,责任规划师制度则是城市推进空间治理精细化和塑造高品质空间的重要创举。责任规划师制度探索除了需要顶层制度设计支撑,更应结合基层行动策略,系统提升空间治理的精细化水平。文章以深圳的责任规划师制度为研究对象,总结其演进历程,并从“制度—行为”互动关系视角出发,在制度设计层面探讨责任规划师制度的多元工作模式、存量技术平台与政策支撑体系;在行为策略层面分析责任规划师推动空间体系重构、营造人本宜居环境和关注公众参与机制等系列实践行动。最后,文章针对当前责任规划师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优化策略,以期能为我国城市空间治理制度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提供借鉴。     

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意味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要落实在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层面。本文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阐述了现代治理的内涵与发展,以及现阶段城市治理的基本方针、政策、理念和使命,并结合英国城市治理可鉴之处,对我国城市治理现存问题及努力方向、高质量发展与规划师的成长做了进一步探讨。     

城市社区规划师制度的价值基础和角色建构研究

社区规划师制度包括制度价值、制度设计和制度操作三个组成部分。制度价值是整个制度的灵魂,决定着社区规划师制度发展的方向,并制约着社区规划师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社区规划师和社区规划师制度的价值基础应该是以公共理性为核心的社区主义。与"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相区别,社区主义强调在"国家管制"与"市场竞争"以外的"社区自治"的重要性。面对从增量规划到存量发展渐进的转向过程,当代中国规划师需要很好地理解社区主义的公共理性,围绕"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理念,与其他社会工作者一起为社区发展工作,鼓励多利益主体广泛参与、充分对话、友好协商、平等沟通和渐进决策,以推动包容性社区发展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