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郊区大型社区不同人群通勤特征分析研究

以顾村大型社区为例,将人群分为购房户、市区拆迁户、农村拆迁户、租房户4类,通过问卷调查以及分类对比的方法,分析不同人群的就业地点、通勤距离、通勤时间、通勤方式等实际通勤特征以及就近通勤意愿、意愿通勤时间、通勤满意度等意愿通勤特征,并基于实际与意愿通勤特征结合的角度提出应对策略,从而为未来大型社区规划中进行就业岗位配置提供参考或依据。研究发现,大型社区居民基本实现居住-就业平衡,但从通勤意愿层面仍有改进空间;不同人群间在意愿及实际通勤特征上存在明显差异,但意愿通勤特征差异小于实际通勤特征。     

低收入住区居民通勤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昆明市案例分析

针对城市低收入人群这一弱势群体,基于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学相结合的视角,以低收入住区居民作为低收入人群的代表,揭示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和空间结构重组背景下的低收入群体通勤行为特征、内部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昆明市为样本城市,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对城中村、保障性住区(包含廉租、公租、经适住区)和衰败工厂家属区三类低收入住区居民的通勤行为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不仅不同类型住区、不同就业岗位低收入人群的通勤行为存在明显差异,其通勤行为的影响因素也与一般市民不同。研究结果可为进一步探索城市弱势群体的就业障碍和居住空间隔离等问题提供基础。     

大城市近郊社区居民通勤行为调查研究——以天津市碧水家园社区为例

正大城市近郊社区居民通勘行为已对城市高峰时段和特殊路段交通产生了显著影响,掌握居民通勤特征是缓解此矛盾的关键。以天津市近郊碧水家园社区为调研对象,采用实地调查、问卷访谈的调研方式,将通勤居民划分为郊区工作型群体和城区工作型群体,从居民通勤方式、通勤距离、通勤时间3方面揭示不同群体的通行特征,提出缓解大城市近郊社区居民通勤出行矛盾的建议。     

城市规划中的大数据应用研究模式、特点以及挑战

大数据已经成为当前研究城市时空行为特征的热点方向,本文总结当前城市规划领域应用大数据的主要案例,梳理出了城市规划领域中的大数据应用类型以及城市时空行为特征识别的大数据应用研究模式,发现其应用研究主要采用公交刷卡、手机定位、出租车轨迹等居民出行数据以及社交网络数据,挖掘城市空间职住地信息、通勤信息以及对城市功能区和热点区的识别;基本的应用模式由数据采集、数据标准化、数据挖掘与居民时空间活动特征识别四步工作构成;同时,当前应用研究还存在着数据共享、数据标准化以及数据挖掘分析三大方面的挑战。     

建成环境对居民工作日多目的通勤行为的影响——基于广州市中心城区的实证

如何让居民以较低的距离成本完成工作日的多目的通勤是城市空间人性化发展的难题.对建成环境与出行行为的研究鲜有关注居民一整日的出行链.以居民工作日的通勤出行链为研究对象,构建一个考虑不同地理背景建成环境与多目的通勤行为的研究框架;基于广州居民活动日志与POI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深入解析建成环境对居民多目的通勤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具有高密度、高混合度和小尺度街区设计特征的建威环境能显著提高居民工作日的活动强度并减少非通勤距离;不同地理背景下建成环境对多目的通勤行为的影响机制具有一定差异;考虑活动的多样性,不同类型的通勤出行链具有不同的时空弹性,建成环境对多目的通勤行为的影响会受到活动类型组合的约束.这些结论丰富了建成环境与出行行为研究的维度,也为以人为本的城市空间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城市户外闲暇活动的空间环境与人的行为特征

以昆明为观察对象，对闲暇时间城市的户外活动人群和活动环境进行了研究，解读人的行为特征与城市环境特征，分析了影响城市户外闲暇活动的两大因素之间的关系。     

上海市职住关系和通勤特征分析研究——基于轨道交通客流数据视角

交通卡刷卡数据、手机信令数据、空间定位信息(GPS)等大数据的出现为城市与人的行为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撑。基于2015年4月上海市公共交通卡刷卡数据,创建一般出行及虚拟换乘规则,建立上海轨道交通出行数据模型,并结合轨道交通网络空间数据模型,识别基于地铁出行的城市居民居住地、就业地和包括通勤时间、距离、空间分布等在内的通勤特征信息,并对典型就业中心和大型居住社区周边站点进行应用分析。研究表明,基于地铁的通勤出行者有130多万持卡人,平均通勤时间34.82 min,平均通勤距离为12.4 km;居住地在内环内、内外环间及外环外各站的持卡人相差不多,但就业地则有近2/3分布于内环内;通勤出行方向呈现明显的向心性;典型就业中心辐射范围广泛,平均通勤时间越往市中心越低;各大型居住社区的地铁通勤量相差很大,通勤去向并不集中于内环内。     

城市通勤时耗的空间结构影响因素——基于文献的研究与启示

城市土地利用的空间结构是城市交通产生的根源。其中,城市规模、城市密度与城市蔓延、单中心与多中心、就业与居住的空间关系是影响城市通勤时耗的重要空间因素。城市规模越大,通勤时间越长。密度对通勤时耗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紧凑型发展带来的各种活动空间范围的缩小有助于减少出行时间;另一方面,过度密集化又会带来拥堵,从而延长通勤时间。城市蔓延由于定义模糊性,其对通勤时耗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关于多中心城市结构是否有助于降低通勤时耗,研究结论分歧很大,导致结论分歧的一个可能的重要原因是,不同性质的多中心对通勤时耗的影响是不同的。职住平衡有助于减少通勤时耗得到多数研究的认可,但职住平衡是否能够实现却受到有力的质疑。     

就业中心通勤骑行线路识别及网络优化研究——以“北京将台-酒仙桥”地区为例

当下骑行绿道建设主要依据现有绿地系统进行建设，缺乏与通勤骑行体系建设的整合研究；规划实施中也面临具体骑行线路优先级的排序和针对性策略如何选择的难题。以北京“将台-酒仙桥”就业地区为对象，通过基于通勤骑行需求强度（CCD）与吸引强度（CCA）的通勤绿道节点识别，利用GIS网络分析法对区域内的绿道进行最优路径分析；以最优路径重复次数结果为主要依据，并结合路段安全性与适宜性评估以及实地调研情况，提出最佳通勤骑行线路网络。优化后的网络融合现有绿道，更具综合性，有助于提升通勤绿道使用率；提出通达性、安全性、舒适性方面的骑行系统优化策略，更具针对性，有助于完善北京城市就业地区通勤骑行网络和提升其骑行环境。     

就业＆居住空间分离的观察与思考

改革开放至今，国家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房地产业，成为拉动上海GDP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产业转移、房价和收入等因素，迫使居住选择不能真实反映购房意愿，导致居住空间和就业空间的严重分离。这里的就业空间主要指制造业和生产服务业的就业空间；居住空间指的是自有住房所形成的空间。就业空间和居住空间如果分离过大，势必造成就业的通勤时间过长，增加工作的疲劳感，降低了生活舒适度和满意度。据抽样调查，上海市区近25％的居民每天上下班的出行时间在4小时以上，有相当一部分在5小时以上。     

山东省农民工住房建设已纳入城市住宅规划

近日，上海市双学双比协调小组会议召开，会议介绍，今年上海市郊区妇女双学双比工作，将以创建“美好家园示范村”为重点，力争用三年时间通过培训1000名农村妇女创业带头人，来扶持带动更多的贫困妇女及家庭居家就业，实现增收致富。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苏州市域职住空间和通勤出行分析CSSCI

居民居住地与工作地的空间关系是城市空间布局的重要依据,从城市通勤行为和职住空间角度研究城市空间结构,有利于揭示城市空间演变的内在动力机制,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土地利用和通勤交通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利用手机信令数据,提出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居民工作地和居住地识别方法,研究了分区域的居民通勤距离和就业岗位通勤距离等指标,提出了利用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对比校核手机信令数据的方法。以苏州市为例,结合苏州市综合交通模型对城市职住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讨论市域和市区的职住平衡关系;利用可视化方法研究苏州市通勤网络特征。     

上海五个新城职住空间特征对比研究

职住空间特征包括居住、工作和通勤及三者之间的关系."职"和"住"的空间联系形成了通勤出行,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研究内容.综合应用居民出行调查数据、人口普查数据、经济普查数据和百度大数据等,从上海五个新城的居民工作地分布、就业岗位居住地分布及新城通勤圈通勤出行的距离和方式等方面开展研究,对比上海与东京、近沪城市的新城或城...     

兰州市代表性城区居民时间活动模式调查

目的了解兰州市居民时间活动模式,为精确评估城市大气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提供依据。方法于2016年10—11月,选取兰州市代表性生活与工业城区共709户1 727名常住居民开展问卷调查,分析不同城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特征居民活动模式的差异,并估算其居室内甲醛致癌风险。结果兰州市成年居民10—11月工作日、休息日总室内活动时间分别为1 239和1 275 min/d,总室外活动时间分别为136和102 min/d,交通时间分别为65和63 min/d。男性及技术工人室外时间较长,老年人及离退休人员在家时间较长,服务人员和办公人员室内工作时间较长,中青年人及技术工人交通出行时间较长。成年男性居室内甲醛致癌风险为3. 51×10~(-4),成年女性为3. 41×10~(-4),均超过1. 00×10~(-6)安全限值。结论大气污染健康风险评价及防控工作要结合不同地区、不同特征人群的时间活动模式,以提高评价的精确性和防控的可靠性。     

中国城市的郊区化与公交导向开发

中国大城市的郊区化使得许多居民被安置在比他们以前居住地可达性更差的地方,而需要采用机动化方式出行。基于对最近才迁居到上海郊区三个街区的居民所进行的当前出行及回顾以前出行的调查数据,研究了迁居至外围地区对就业可达性、通勤方式选择和通勤时耗的影响。发现:迁居后,居民的就业可达性下降很快,与此相伴随的是机动化出行比例及通勤时间的大幅度提高。然而,也发现:迁居到郊区地铁站附近的居民就业可达性下降的较少,而且对于许多居民来说,如此迁居正鼓励居民出行方式从非机动车方式转向公共交通方式。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对于把快速郊区化的中国城市引导走向更持续的道路,可寄予公交为导向的开发模式以很高的期望。     

基于时空路径的城市绿地享用公平性 研究——以成都市新、旧城区为例

从时空间行为视角切入,采用居民活动日志搜集成都市新、旧城区的绿地使用者时空路径数据集,辨识不同时间预算人群的潜在可用绿地分布及人群特征,并通过构建绿地时空享用量模型,从时空制约角度对成都市新、旧城区的绿地享用公平性展开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成都市新、旧城区的绿地享用格局在辐射范围、享用强度和人群绿地享用时间预算方面具有时空间分异特征;2)日常出行链中固定性活动占比会对人群绿地享用时间预算产生影响;3)随个体时间预算不断被固定性活动所挤占,长距离通勤加班族、担负接送小孩上学的上班族等时间短缺型群体的绿地享用机会被深度制约,日益成为潜在的绿地享用弱势群体,在时间短缺型群体的潜在活动路径范围内增加绿地供给,有利于提高此类人群享用绿地的机会,从而提高片区的整体绿地享用公平性。     

基于结构方程的京津冀居民低碳通勤意愿研究

揭示居民低碳出行意愿与居民社会资本因素的内在关系，有助于了解居民低碳通勤意愿的形成机制，从而促进居民的低碳通勤行为，减少城市交通碳排放。通过网络调查的方式，获取404份有效的京津冀城市居民样本，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研究公众低碳通勤意愿对社会资本等因素的响应。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占有状况、居民低碳通勤的行为态度、以及低碳通勤促进措施，都会影响居民的低碳通勤意愿。居民低碳行为态度对低碳通勤意愿的路径系数为0.58，表明其影响作用最大；社会资本占有情况占第二位，其路径系数为0.54；对促进低碳通勤的柔性措施的态度占第三位，路径系数为0.52。因此，培养良好的低碳通勤的行为态度、改善城市居民社会资本占有情况和提升低碳通勤措施的服务水平可有效提高居民的低碳通勤的意愿。     

基于职住空间关系分析上海郊区新城发展状况

利用手机信令数据识别出上海市域居民的就业地和居住地,获取了就业密度和通勤联系数据,从职住空间关系视角分析了上海9个郊区新城的发展状况。首先,通过就业密度识别就业密集区、计算各新城平均就业密度。随后,通过通勤联系分析各新城就业者来源地,划分了各新城就业势力范围。最后用独立指数计算各新城的职住平衡程度。研究发现上海郊区新城已成为郊区经济活动主要集聚区域,但各新城就业辐射范围仍主要集中在其所属行政辖区内,对所属区县以外地区的就业吸引力较弱。独立指数测算定量证实了上海郊区新城基本符合离开中心城越远,自身职住平衡程度越高的规律。其中,地处远郊而且独立指数较低的郊区新城其发展状况较为特殊,原因值得一步研究。     

深圳市建成环境因素对居民通勤效率的影响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分析

通勤效率是反映城市生活品质的重要 指标。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城 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职住空间关系发生深 刻变化和居民通勤行为变得日趋复杂,影响城市 空间绩效和居民生活品质;且随着多源大数据 可获得性增强,关于职住平衡及其对通勤效率 作用机制的研究愈发广泛而深入,但学者对于 职住平衡度和土地利用混合度等物质空间属性 如何影响居民通勤尚未达成一致的结论。为了 解城市日常生活中不同通勤效率居民的多元需求 和真实的通勤状态,探索提升城市居民通勤效 率的有效途径,推动城市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 以深圳市为例,借助DAAS和ArcGIS平台利用 联通手机信令数据识别居住地和工作地,通过 LINGO软件计算过剩通勤指标,对深圳居民通 勤效率进行评价,并在区分居民工作地和居住地基础上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探究多方面因素对居民通勤效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区 位、职住平衡度、土地利用混合度、容积率、平均房价、公交可达性、城中村面积、工作岗位数量 和服务设施面积对居民通勤效率有重要的影响。控制其他因素对通勤效率的影响之后,无论是 居住地还是工作地,通勤效率都会随着职住平衡程度的提升而提高,而在中国已有较高密度和 混合度的背景下,通过进一步增容或功能混合以期提高通勤效率的措施则需审慎对待。研究丰富 了基于我国大中城市背景的通勤影响实证案例,为提高城市通勤效率,推动可持续交通提供有益 的政策参考。     

大数据背景下北京市大型居住区通勤绿道选线研究

近年来,随着城市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日益凸显,自行车作为通勤出行方式的地位逐渐上升,通勤者对建立不受机动车干扰的、连续的、具备通勤功能的城市绿色道路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绿色道路的线路建设不仅要保障空间可实施性和交通环境质量,还要与居民的通勤出行需求紧密结合,实现绿道使用的综合效益最大化。基于此,研究以北京市回龙观地区为对象,采用与居民出行行为有关的数据,识别郊区居民中短程通勤特征,划定主要通勤范围,探究基于居民真实出行的多源大数据的选线方法,通过基于通勤出行需求强度与吸引强度的绿道节点甄选与路段适宜性的评价分析。最后,通过GIS网络分析功能进行最优线路选择,并结合城市公园、绿地、河流等资源的分布情况进行修正,形成一条满足居民通勤需求的、完整互联的、安全的且具备较强实施性的绿色通道。最终达到降低居民通勤时耗、提升区域可达性、完善城市慢行系统网络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