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

刑事和解制度具有三种模式,刑事和解制度促进了私力合作模式的形成。此种模式中刑事诉讼的中心为加害人和被害人,促使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犯罪之间界限的打破,冲击了传统刑事诉讼理论。刑事和解将成为特别存在的程序类型。本文主要针对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兴起进行分析,并对司法模式今后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内容如下。     

新时期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思考

新时期,我国的刑事案件整体数量正在逐渐降低。运用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帮助当事人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尤其是在轻伤案件中,若当事双方能够自愿和解,则对于双方当事人、司法单位以及全社会都会产生较正面影响。部分轻伤刑事案件运用和解制度实现向过失犯罪转型。新时期,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司法部门对于刑事和解制度会制定更多细则,以规范刑事和解行为,维护法律的权威性。文章在分析了刑事和解制度的法律规定基础上,研究了刑事和解制度的优势,包括:有利于满足双方当事人的利益需求、促进社会和谐、有助于司法机关提高效率。并思考了新时期运用刑事和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索了未来刑事和解制度的发展趋势。     

中国保辜制度之阐释与启示

古之中国,反映封建时代之特征的法律原则与制度甚多,其中尤以“保辜制度”最为显著。本文对各朝代的保辜制度分别进行阐述,探究各朝代保辜制度之特征、效用,结合现下刑事和解制度之司法适用状况提出拙见,并启示应如何在我国构建被害人国家补偿救助制度。     

刑事和解中的被害人权利保护探析

近年来刑事和解制度在各国广受欢迎,刑事和解是由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司法机关的主持下进行协商、和解的制度。其让被害人与犯罪人可以了解对方的想法与需求,并面对面解决问题,同时能惩罚犯罪、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惩罚犯罪一直被严格贯彻,而基于对被害人权利保护,难以充分开展。文章主要围绕刑事和解中的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实际应用价值,存在问题,提出完善意见,获得公平待遇、完善赔偿制、改进补偿制、规范援助制。     

民事执行和解制度问题研究

民事执行和解制度是我国司法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缓解执行难、提高执行效率等问题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实证分析和文献分析的方法,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背景之下,从协议的性质和效力出发,结合该制度的立法现状以及司法实践现状,归纳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结合具体情况提出完善意见,以进一步完善民事执行和解制度。     

非法集资案件中集资参与人的诉讼地位认定

非法集资案件中集资参与人诉讼地位的认定系司法实践一大难题。从规范层面而言,将集资参与人认定为证人存在一系列理论困境;从实践层面来看,将集资参与人认定为被害人存在确认标准设定、诉讼权利保障、诉讼地位变更等实际操作性的难题。对于实践操作层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刑事诉讼代表人制度的设立、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衔接机制等制度加以保障。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可以让司法资源得到有效节约,可以让司法效率得到有效提升。本文首先对刑事和解制度作出阐述,然后对刑事和解制度的重要意义进行分析,最后结合实际情况,提出几点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与完善策略,希望可以对业内起到一定参考作用。     

对“有限调解+撤诉”行政诉讼和解模式规范化的研究

行政诉讼与和解制度并非排斥。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了“有限调解+撤诉”的模式,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行政诉讼法对和解制度的正当性应当给予名分。通过在法律层面进行立法和司法解释层面进行程序规范,可以推动行政诉讼和解制度走向规范化。     

高校学生不端行为的恢复性司法理念研究——以美国斯基德莫尔学院为例

恢复性司法是起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通过被害人、犯罪人和社区三方的共同努力,促使受害人和犯罪者形成对话关系的一种刑事和解司法制度。目前在我国多适用于少年司法制度,本文以斯基德莫尔学院解决学生纪律问题的恢复性司法项目为例,为恢复性司法是否适用于我国的高校环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实践路径。     

浅论刑事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

赋予被害人上诉权能够完善被害人当事人诉讼地位,弥补公诉力不足,保障被害人权利。我国法律未赋予被害人上诉权,针对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无法实现和权利不能保障的问题,可以从赋予被害人上诉权,设立被害人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的前置程序、增加近亲属为被害人上诉权主体、完善被害人参加庭审的程序规定、扩大被害人上诉权的对象到裁定书、规定被害人的上诉期限为10日、允许强奸案件的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等方面加以改进。